拉美巨人-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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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特的信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波希米亚》杂志将此信加标题为《关于赦免的信》，并发表在该杂志的“自由论坛”专栏上。他在信中写道：“我的好朋友，既要良知不叹息，又能保持沉默，这是不可能的……广大民众表示赞同释放我们，毕竟根源是来自群众固有的正义感……围绕这种感情，弥漫着蛊惑、虚伪、机会主义和恶意。（……）有人叫嚷‘连蒙卡达的人也包括在内’。怀疑、犹豫，但你们知道吗……若进行一次民意测验，99％的民众要求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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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赦免中出狱（2）
他在信中还写道：“政府对我们的态度是如此奇特，当众称我们为杀人犯，私下里称我们为绅士；当众，他们激烈地抨击我们，私下里又来与我们交好。有一天，一位上校赠送我一支雪茄、一本书……另外一天，来了三位笑容可掬的部长……政府宣布只要被关押和流亡者放弃自己的立场，只要能达成支持政府的默契就可得到赦免。现在该我们也以爱国热情对政府强加给我们的精神束缚做出回答了……他们把我们当做人质，就像纳粹在被占领国家……为换取我们的自由，我们绝不会舍弃哪怕一点我们的尊严……经过77年的英勇斗争，提坦的英灵将在我们中间看到他的精神后代……菲德尔。”
　　卡斯特罗的信发表之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反响，同时也引起了监狱当局的不满，并宣布禁止他30天不得与外界交流，这等于又将他与世隔绝。这时，各新闻媒体纷纷报道卡斯特罗被监狱隔离的消息，其中《马路报》和《波希米亚》杂志载文，还有电台广播均呼吁当局解除对卡斯特罗的隔离。另外，有一家媒体道出了监狱的状况：“就如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一样，利迪娅和埃玛·卡斯特罗去看望兄弟……等待她们的是彻底的拒绝……看来形势难以维持……一切表明应立即把战士们转移到拉卡瓦尼亚（哈瓦那）监狱……这样才能履行古巴圣地亚哥紧急法庭的判决所指定的这座军人监狱。”但是，因为来自社会呼声的压力，监狱放松了对卡斯特罗的隔离。
　　除此之外，由于与卡斯特罗有深交的律师阿斯皮亚索和雷森德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有关赦免的法律草案，而在草案上签名的有两万余人。该草案经议会激烈讨论，终于在5月2日获得通过。这样一来，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们不久便可出狱，重新获得自由。
　　卡斯特罗得知此消息后，对自己出狱后的生活有了设想。他在5月2日致姐姐玛丽亚·利迪娅的信中说：“亲爱的姐姐，关于同意租赁一套小公寓的电报已发出，我这样做是因为看到你为75比索的租金已如此兴奋不已。我在脑海中的想法是一间作为类似的办公室，处理我的事务，另一间只供我们四人居住（指利迪娅、埃玛、劳尔和本人）……舒适方面，若不是必需某种体面的话，请相信任何一个角落我都会满意，睡在一顶席子上，再加一个盛衣服的箱子。吃饭只要一盘萝卜或土豆，我会感到就如以色列人的一样可口……我就这样学会了生活……物质生活对我的诱惑越少，我将会更独立、更有用……我将穿着毛料灰西装离开这里，尽管它已旧了，而且正值盛夏……人不可貌相，我很穷，我没偷过一分钱，我的一生已交给一种事业……当我重新面对所有生活琐事时，我可能会感到缺少了监狱的安静。人无满足，但在这里至少收款人不会来打搅。经常受这些人逼迫的巴尔扎克可能会对这种环境感到很好。但愿不要像预感的那样，走到街上时想念监狱！说得太多了……”
　　5月15日，对卡斯特罗来说是个十分重要的日子，更是让他终生无法忘怀的日子。同时，也是令社会关注的日子，因为这天是他和蒙卡达分子被释放出狱的日子。他在狱中近两年的苦难境况终于可以结束了，一种新的生活即将开始。
　　当天下午13时零5分，卡斯特罗和他战友劳尔·卡斯特罗、胡安·阿尔梅达、恩里克·卡马拉·佩雷斯、奥古斯廷·迪亚斯·卡塔亚、阿曼多·梅斯特雷·马丁内斯、奥兰多·科尔特斯、马里奥·查韦斯·备阿马斯等一起走出监狱。这时，等候在监狱门口的家属、亲友、支持者和记者们都一起围上来，有些人拥抱在一起，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这时，卡斯特罗提出与佩雷斯·迪亚斯中尉道别。当中尉走过来时，他热情地拥抱他，并说：“我希望这一举动不会对你造成伤害。你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军人，一个绅士……我不把军队当做敌人，而是对手……”这使中尉十分激动，并表示谢意。随后，他转身向围住他的群众和记者发表声明说：“我感谢记者先生们，你们如实记录了这一场景，以你们所熟悉的客观事实……”接着，他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一一拥抱了患难与共的利迪娅、埃玛、胡安娜、奥古斯蒂娜、梅尔瓦和艾德等，并流下真情的热泪。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历史场景。
　　这时，卡斯特罗成了古巴最受关注的焦点人物，甚至成为古巴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在无数欢呼群众的簇拥下来到记者招待会的地点。当记者问到他是否会留在古巴以及今后的计划问题时，他充满激情地用有力的声音说：
　　“我想留在古巴……许多流亡者在回国前等着看看我们将发生什么，看是否有保障。我们很愿意当作实验品……至于我的计划，我什么也不奢求。我将与我的战友一起分析国家的政治形势，然后行动。很可能我们要与国内所有的政治运动进行接触……至于正统党，我一直是该党党员，我想表示的是重建的团结使我们十分高兴，我们认为确定劳尔·奇瓦斯作为其领袖是一次巨大成功……我们的标准是在革命的奇瓦斯主义的口号下，团结国内一切高尚的力量……既不是制宪会议，也不是各党派人士，而是联合的反对派重新确立11月选举程序。（……）除了大选没有其他方式能在最短时间内实现民主……我们拒绝恐怖主义的行为，因为那是不人道的、反革命的，间接地为政府服务。我们的路线是动员群众，而不要阴谋诡计……”
　　

在大赦免中出狱（3）
这是卡斯特罗出狱后，第一次公开发表自己的政见和政治主张。他的讲话引起了很大反响。记者招待会结束后，他向记者们散发了他和他的战友致古巴人民的宣言。随后，他回到蒙塔内家中休息。
　　由于卡斯特罗们事先拿到了当夜八点钟的船票，天擦黑时，他和大家步行来到拉斯卡萨斯的码头，然后乘停靠在那里的唯一汽船离开皮诺斯岛。次日天刚亮，他们到达巴塔瓦诺码头，这是哈瓦那省南部的一个渔港。早晨7时许，他们从港口乘上了开往首都哈瓦那的火车。火车迎着初夏的朝阳，鸣着悠长的汽笛奔驰在辽阔的旷野上。
　　卡斯特罗由此踏上了他的新的革命征程。
　　

创建决定性运动（1）
当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们乘坐的火车到达哈瓦那车站时，月台上站满了举着古巴国旗的正统党和大学生联合会的重要领导和代表，他们在这里迎候卡斯特罗们已经多时。在火车刚停稳时，立即响起了嘹亮的古巴国歌。
　　当卡斯特罗从车窗探出头来向迎候他的人们挥手致意时，激动而又欢呼的人群抓住了他，并将他从车窗里抱出来，扛在肩上欢呼。一个令人难忘的历史场面。
　　卡斯特罗到达哈瓦那后，便住进了23街的姐姐家中。同时，这里云集了政治家、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他们希望团结在他周围。由此可见，他成了最有影响力的青年政治家。
　　虽然卡斯特罗回到哈瓦那的当天上午接受了当局的一次传讯，但他仍然进行了一些政治活动。之后，他积极而秘密地寻找着可以团结的同志，同时并不轻易否定一些组织的主张，因为这些主张有反政府的倾向。不过，据马克斯·莱斯尼克回忆说：
　　“我以独立的身份找他谈话……目的是组织一个运动，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精神力量……放弃以往的政治，同现有的受菲德尔影响的党派决裂，聚集——这个词很重要——所有决心反对独裁的人。如果巴蒂斯塔政府能支持一个民众主义的运动，或者甚至是人民民主运动的话——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在1944年发生了——那样的话，就没有进行武装斗争的必要……”
　　之后，在马克斯·莱斯尼克引荐下，卡斯特罗与在大学生中有很大影响力的何塞·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进行了一次谈话，认为大部分学生有反政府的倾向。因此，他在另一次会谈中，希望与大学生联合会实行联合。但是，###主席却说：“此事以流血开始，也必定以流血结束。”不过，据莱斯尼克回忆说：“由于菲德尔丰富的阅历，稍加思索便向他指明了方法……”然而，最终还是未能达到与大学生联合会联合的目的。
　　接着，卡斯特罗与古巴革命运动的两位领导人员阿曼多·阿特·达瓦洛斯和福斯蒂诺·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一起来到加西亚·巴尔塞纳斯教授家中进行会谈。在会谈中，教授一再主张策划军事政变，但他却指出应发动民众大起义。由于发生分歧，他与两位革命运动领导人离开了教授家，并对这两位有意追随他的领导人建议说：“可以同我们在一起……如果教授发动政变，那么就支持他……”
　　这时，卡斯特罗经过认真考虑，起草了一份致佩拉约·奎尔沃律师的照会，宣布退出（正统）古巴人民党。这意味着他与正统党彻底决裂，并决定建立自己独立的革命组织“七·二六运动”。他退出该党的理由是：“因为，现在他们宣布我是正统党员，但过去，却拒绝承认我，或者胆怯地保持沉默……”
　　然而，卡斯特罗的行动自由已经越来越受到警察的限制。有一天，当他在广播电台“西班牙——古巴”的节目中参加一次辩论时，警察突然闯进电台，逮捕了台长。另外在5月20日这天，他应大学生联会合的邀请，出席大学门前的一次聚会时，警察强行阻止他和陪同他的人员进入会场。由此可见，他在国内的政治活动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也越来越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卡斯特罗仍然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政治活动。期间，他通过《波希米亚》杂志的特派记者发表声明说：“我们不做迎合政府的事，这将意味着把我们投入到阴谋活动中。我们毫无保留地对此确认，因为我们不是职业捣乱分子，如果形势发生变化或一个做出积极允诺的政府要求改变斗争策略，我们会去响应，以尊重民族至高无上的利益。”
　　他在声明中还说：“我在此书面宣布我不反对武装力量。战斗中倒下的战士将永远获得作为对手的我们的敬意；对他们的家属，我们既不惧怕，也不仇恨；当孜孜追求的宏大革命成功之时，他们得到的将是慷慨帮助。”
　　这期间，卡斯特罗每天下午都要为路易斯·奥兰多·罗德里格斯主编的小型晚报《马路》撰稿。但是，由于《马路》成了卡斯特罗们发表言论和主张的宣传阵地，而且在此之前，卡斯特罗在狱中时就已成了该报的发言人，而该报也猛烈地揭露当局对袭击蒙卡达兵营人员的镇压和迫害，这一切引起了当局的不满，于是想方设计法扼杀这份小晚报。在这种情况下，《马路》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这正是卡斯特罗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与此同时，卡斯特罗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七·二六运动”的组建工作中，希望迅速发展和壮大这个运动，并建立一支具有战斗力的部队，发动民众起义，消灭巴蒂斯塔的军队。他制定的战略计划是：招募人员、筹集资金、策划远征军登陆古巴，与巴蒂斯塔的军队作战。他说：“我们愿意接受在一定条件下对古巴问题的和平出路。但我们早已清楚，这永远不可能发生……我们有既定战略，我们十分熟悉这个国家、它的政治家和体制。但是，在舆论面前仍有必要表明与巴蒂斯塔没有政治解决可言……用不了几个星期就可以证明从未存在过政治解决。在此问题上也有马蒂理论的影响：战争是所有手段中最后一种……”
　　之后，大约是5月底6月初的一天清晨，卡斯特罗在涅罗汽船上秘密召集了一次重要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均是组织中的骨干。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将组织正式命名为“七·二六运动”。这是袭击蒙卡达兵营的日子，意味着他们将继续为7月26日的目标而奋斗，直至推翻巴蒂斯塔的政权。会议还制定了总方针：武装斗争结合群众斗争。
　　

创建决定性运动（2）
“七·二六运动”的领导机构中的主要成员为：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赫苏斯·蒙塔内、梅尔瓦·埃尔南德斯、艾德·圣玛丽亚、佩德罗·塞莱斯蒂诺·阿吉莱拉、阿曼多·阿特。除此之外，对其他负责人进行了分工：由福斯蒂诺·佩雷斯负责财务工作、佩德罗·米雷特负责军事工作、路易斯·博尼托·米利安负责劳工阵线工作、尼科·洛佩斯和佩佩·苏亚雷斯负责青年工作。同时，根据会议决定，卡斯特罗近期将流亡国外，并在那里组建部队，为日后同巴蒂斯塔的军队作战作准备。另外，蒙塔内在宣传机器准备好后，随即出国与卡斯特罗汇合。
　　这时，国内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而且充满了一股火药味，变得对“七·二六运动”十分不利，再加上当局指控劳尔·卡斯特罗在托斯卡电影院参加恐怖活动，因为那里有一颗炸弹发生爆炸，而卡斯特罗也被当局限制在团结广播电台“正统时间”节目里发表讲话。关于这件事，卡斯特罗对外界气愤地说：“命令直接来自总统府，我希望知道巴蒂斯塔先生用这种把我圈起来的计划要达到什么目的……”与此同时，《马路》晚报也遭到了当局的封杀。
　　在这种形势越来越不利于他们的情况下，经认真考虑，卡斯特罗立即给劳尔写信，建议他流亡国外。劳尔接受了哥哥的意见，随即向墨西哥大使馆申请政治庇护，并于6月24日到达哈瓦那。
　　由于卡斯特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