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文臣和太监-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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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不了一个太监当皇帝。《笑傲江湖》中的东方不败为什么不干脆杀掉任我行，而将其囚禁，并将任盈盈捧到公主一样的地位，他的难题和魏忠贤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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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男人割掉最重要的东西后（3）
看来，男人一旦舍弃了最重要的东西后，即使掌握再大的权力，也有无法克服的缺陷。
栽赃是个技术活（1）
栽赃陷害，在我国历史上###中，是打击政敌最常用的手法，这是个技术含量颇高的活。
能够让一个无罪的人变成有罪，当然首先是要依靠手中的权力，但光这个还不够，把政敌打倒，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必须要强调自己打击报复行为的正当性，最好的办法是给对方安一个罪名，这个罪名越时髦、越被公众痛恨、越难翻案则是最佳选择。比如大敌当前，给政敌安一个“叛徒”之名最合适；吏治腐败的时期，则最好给政敌戴一顶“贪赃枉法”的帽子。如此不仅从律法上可以惩治对方，而且从道德上把对方抹黑，让天下共弃之，似乎这就可以办成铁案了。
要构陷政敌，罗织罪名，最关键的工作是栽赃。大家都知道，“莫须有”虽然搞死了岳飞，但这种似是而非的罪名难以使天下人服气，所以高超的构陷高手，决不会愚蠢到搞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换一个比秦桧更高明的酷吏，绝对会把岳飞弄成勾结金国、企图造反这样的滔天大罪，而且还会搞出一大堆证据来。
明代和宋代比，更加专制，皇权更加暴虐，因此构陷忠良，从不会搞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连不读书的魏忠贤，陷害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这些纪检监察官员，罪名都是贪赃，即收受地方官的贿赂。
杨、左、魏等人，其道德操守天下有名，把这些清官弄成贪官，确有一定的难度，如何栽赃颇费思量，但这一切难不倒下狠心要除掉杨涟等正人君子的阉党。
栽赃陷害的第一步工作往往从外围突破，从与杨涟等人交往密切的人身上打开缺口，因为杨涟这些人自身没什么把柄可抓。
尽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不可能一个清廉的人所结交的都是他那样一尘不染的，所谓水至清则无鱼。有一个人叫汪文言，他和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过从甚密。这个人是安徽歙县的，皖南人大多脑子活泛，此人出身狱吏，是宋江、戴宗那一类人，见多识广，明白帝国政治运转种种奥妙，为人仗义，足智多谋，被地方大员派到京都当驻京官员，主要任务是结交权贵，打探消息。
因为吏目政治地位低，和京官拉关系身份上的障碍，于是汪文言捐了个监生，也就是说他用钱买了个最高学府国子监的资格。明代举人和进士一定要考，而举人以下，除庠生即秀才是考出来的，还有些功名比如监生可以捐，有了这个资格算是正经八百的读书人，可以参加乡试。《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蹉跎半生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上，后来几个商人凑钱给他捐了个监生，他才能得以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后来又中进士，开始腾达。
像汪文言这样从底层出来的能人，办事能力远比那些科举出身、循规蹈矩的书呆子强，不多久他名满京华，结交了赵南星、杨涟等东林党人，成为他们的参谋，最后在东林党人的帮助下，做了内阁中书，也就是说内阁的秘书，能接触到核心机密。这种人尽管侠义，但比起杨涟等方正君子来说，有很多毛病，比如喜欢忽悠，爱张扬，贪财等等，这就容易被人抓住小辫子。经略辽东的熊廷弼被罢官，后又被判处死刑。久任封疆大吏的熊廷弼便想用钱打点当权者，以保住脑袋。熊家找到了汪文言，交给他四万两银子托他贿赂魏忠贤，汪文言做得很不地道，把这笔巨款私吞了。爱财的魏忠贤知道后，痛恨汪文言，熊廷弼自然也没保住性命。
本来魏公公就恨汪文言自己吃独食，而他又是东林诸人的高参，自己行为不检，首先拿他开刀再合适不过了。
我们知道明代司法黑暗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东厂、锦衣卫可以不受监督地单独办案，他们可以不经过国家正式的司法机构——刑部，就把人抓进镇抚司狱拷问。这种办案方法很方便栽赃陷害，
最开始一个倒向魏忠贤的言官弹劾左光斗、魏大中和汪文言狼狈为奸，魏下令先将汪文言抓进东厂控制的监狱——镇抚司监狱，这举动当然不是只搞汪文言一个人，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将杨、左、魏等人牵连进来。
栽赃是个技术活（2）
但栽赃陷害不能让权势熏天的魏公公亲自去干，需要下面的得力干将配合。执掌北镇抚司的刘侨，良心未泯，不愿意冤杀好人，仅仅将汪文言廷杖削职，赶出京城。
魏看他不配合，将他削职为民，让自己的私人许显纯代替刘侨。——由此看出专制一定是一种淘汰好人的体制，不愿为恶者必定出局。
有了对自己言听计从的许显纯掌镇抚司监狱，构陷栽赃就很顺手了。汪文言第二次被抓进镇抚司监狱，此时他面临的不是那个多少还有点讲程序、守律法的刘侨老爷了，而是一门心思想收集杨涟等东林党人“犯罪”事实以取悦于魏公公的许老爷。
一旦掌握了专政机器，栽赃这样的技术活也变得很容易，因为没有监督，审案的人想怎样就怎样，最常使的一招古老而常青，那就是刑讯逼供。许显纯亲自拷逼汪文言，给他提供一个名单，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都在其中，只要汪文言承认就行了。这时候汪文言显出一个侠义汉子的铮铮铁骨，他坚决不承认杨涟贪赃。在一个封闭的办案环境里，颠倒黑白并不难，许显纯自己伪造了一份汪文言的供词，让人捉着他的手指往上画押。——如此，就能证明和东林党人交往密切的汪文言主动坦白了更大的“贪官”。——清廉的杨、左、魏等人一夜之间就成了大贪污犯。杨涟被侦查出来的赃银两万两，左也是两万两，魏大中是三千两，几乎所有的东林党人，在这种看似正大光明的名义下，全部被牵连在这个冤案里面。
于是，魏忠贤便名正言顺地命令爪牙把杨涟等人抓到监狱里，同样是严刑拷打，你不承认吗？还是老办法，篡改你的供词，反正要办成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铁案。
因为这些东林党人是贪赃，当然要根据法律追赃，这些人的家属只好东借西凑来“偿还”赃款。家属来“交赃”时，可以探望一下关在监狱里的亲人，监狱的管理者害怕他们逼供的行为被泄漏出来，规定家属见犯人，要隔一丈远，如此说话必须大嗓门，而且不能用方言，必须用官话，这样旁边监视的狱吏可以掌控。
终于，栽赃工程顺利完成，杨涟等“贪官”被秘密取死在监狱里。但政治形势一变，崇祯登基魏忠贤被除，永不翻案的“铁案”一夜之间冰雪消融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年搞逼供信致人于死地的恶行也大白于天下。
魏忠贤的恐惧与修生祠（1）
所谓生祠，就是一个大人物还活着的时候给他修的纪念馆，而历史上真正的圣贤，大多生前寂寞，死后显达，如孔子、孟子等人。
历史上生祠修得最多的应当是大太监魏忠贤，一个不识字、倒马桶出身的人，能称上公，玩弄皇帝于股掌之间，令天下官吏畏惧他，确实是一大奇迹。
天启五年（1625年），东林党人杨涟等六君子被阉党害死在镇抚司大狱后，魏忠贤和其党羽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兴起大狱，将余下的东林党人一网打尽。第二年，派出厂卫缇骑到江南抓人。在逮捕原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周顺昌的时候，引起民变，颜佩韦等五位民间义士和众市民殴打校尉，使一冒牌校尉摔死。（前文已述）
民众从府衙出来，经过一个驿站，碰到去浙江余姚逮捕黄尊素（黄宗羲之父）的校尉，正在骚扰驿站的驿丞，索要民夫马匹费用一百两银子。怒火未平的众人又对这些校尉一顿拳脚，这些人狼狈而窜，等去抓黄尊素的时候，发现“架帖”（逮捕令）都丢了，黄尊素知道计较这小小的逮捕令无非拖延几天而已，主动跟他们进京。
苏州民变同一天，去江阴县抓李应昇的校尉也激起民变，常州府几万人围住衙门，等到官差宣布逮捕命令时，十来个长发披肩的汉子，拿着棍棒大呼：“进衙门杀这些魏忠贤的校尉。”老百姓便跟着一哄而入，把校尉吓得越墙逃走。一个卖甘蔗的十来岁少年，手叉着腰说：“我恨极了这伙人，杀死我们江南许多好人。”他跟着一个胖校尉后面，用削甘蔗的刀从校尉身上割下一块肉，扔给街上的狗吃了。
一般说来，因为忍无可忍爆发的民变偶发性很强，但经历这类群体性事件的官差往上禀报时一定会夸大，加上“有组织有预谋”之类的话，不如此就显出自己办事能力太差，也难引起上面足够的重视。江南民变后，据《明史·周顺昌传》记载：“东厂刺事者言吴人尽反，谋断水道，劫漕舟，忠贤大惧。”本来民变的人在周顺昌的劝说和地方官的安抚下，已经平息了，但办差事的官人一定要如此渲染。
夸大其词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让那些做恶的人有些恐惧感。“自此缇骑不敢出国门矣。”《碧血录》载，当初魏忠贤并不愿意和所有的东林党人都交恶，他无非想报复上疏说他罪恶滔天的杨涟等几位，但投靠在他们下的群小各有自己的仇人，于是唆使他将东林党人彻底除根。当魏忠贤接到巡抚苏、松一带的干儿子有关民变的禀报，有些后悔与害怕，召集朝廷的亲信官员训斥道：“财赋尽在江南，他们真的造反了怎么办？”
魏忠贤不识字但心里明白，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朝廷那些高级官员跪在他面前，许久才说了一句：“有儿子们在，请放心。”五位义士为了不连累别人，主动去衙门投案，指着巡抚说：“你们陷害周先生致死，官大人小；我们为周先生而死，百姓小人大。”搞得巡按不知如何应答。史载“大辟处决，五人颜色不改”。
魏忠贤看到江南一带的民意如此，心里很埋怨监督苏州织造的李实的上疏激起民变，心里有一种恐惧感。而同样是太监的李实害怕由此彻底得罪了魏忠贤，自己性命不保，于是在苏州修建生祠，拍魏忠贤的马屁，安慰九千岁一颗恼怒的心。果然很受用，魏忠贤没有再追究李实。
为魏忠贤修生祠始于浙江巡抚潘汝桢，太监李实在苏州跟进，随后相望成风，天下拍马屁的官员争相效仿。一座座富丽堂皇的生祠遍布全国，纪念馆里，魏忠贤被宣传为和孔子、孟子一样伟大的人物，监生陆万龄竟然上疏请求在最高学府国子监里为魏公公修生祠，将魏忠贤和孔子一起祭祀，不知道孔夫子在地下知道门下儒生要一个太监和自己平起平坐，将作何感想。
大约魏忠贤满耳都是阿谀之词，渐渐地就把这些表演当真了，就如袁世凯以为中外民意都希望他当皇帝一样。在赞美声中对民怨爆发的担忧消除了，以为巍峨的纪念馆就能压住天下人的愤怒，自己便可以永享太平，远离恐怖，这实在是一种荒谬绝伦、掩耳盗铃的自我欺骗。不到一年，崇祯即位，魏忠贤上吊自杀后，尸体被千刀万剐，侄子和子孙都被处死，那些生祠，当然也就沦为和厕所一样的东西了。
魏忠贤的恐惧与修生祠（2）
五位义士就义的苏州，魏忠贤的生祠刚刚竣工，被当地人很巧妙地进行废物利用，在生祠的原址上埋葬了五人，《五人墓碑记》中有记载。
《碧血录》里有一段很有趣的文字，说有人认为这生祠是给大奸臣建造的，现在成为五位义士的墓室，太不合适。另有人则说：“（魏忠贤生祠）碑文作者之名，暮夜毁去，过者唾骂。其视五人之名坦然墓上，或揖之，或拜之者，不啻霄壤。是宜两存，永留忠义如线，开富贵场中冷眼。”——这就是忠义和奸邪的对比，同一座生祠成为义士的纪念碑和民贼的耻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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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吏的选择和下场（1）
凡虎狼作恶，必借其爪牙。历史上的暴君奸臣害忠良之士，必定会通过恶吏实现，他们一般不亲自动手。高太尉陷害林冲，先有陆虞侯设局，后有董超、薛霸在野猪林差点让林冲“非正常死亡”，幸亏鲁智深一路护送。董、薛二人不死于花和尚的禅杖下，终死于燕青的箭下，这由施耐庵编出来的故事，符合一般中国人所谓报应不爽的善良愿望。
明天启年间，魏忠贤秉权，陷害东林党人，也有几个亲手将杨涟、左光斗等人秘密杀害在狱中的恶吏爪牙。有关明代的史书，记载这些人的死，都有一句话“死诏狱”，也就是说，不经过审判，就不明不白地被监狱里的恶吏给害死。狱吏害死人，在我国可既有传统又有技术含量，《水浒传》中的武松刚充军到施恩父亲管理的监狱中，先来的狱友就给他详细地介绍了狱里让犯人非正常死亡的种种办法。
天启四年（1624年），左光斗、杨涟、魏大中等几个对熹宗皇帝顺利登基有非凡贡献的官员被魏忠贤指示锦衣卫都指挥许显纯抓进监狱——这个监狱不归刑部管理，也就是说游离于当时的司法制度之外，所以格外可怕，除顾大章之外，其他五人都被狱吏秘密处决。
第二年，免官回到江南闲居的几位君子又被东厂抓回大狱，秘密处死，其中包括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
杀死这些忠良的恶吏都是同一伙狱卒，也许他们想立功的心愿太迫切，也许以为秘狱之下，无人可知。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尽管东厂想出一些办法防止监狱黑幕被外泄，比如每次家属探监并交纳“赃款”时（这些人无一不是被诬陷为贪污，且由东厂的人篡改供词，证明他们是大贪污犯），让家属跪在犯官十步之外，并用官话而不能方言交谈。可有一个叫“燕客”的侠士，同情这些被冤枉的人，花重金买通监狱的人，穿着狱吏的衣服，混进监狱，详细地记录了这些东林党人被刑讯逼供和冤杀的过程。
燕客在《天人合征纪实》中记录：“（七月二十四日）是夜，三君子果俱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