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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

最后的故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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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1日,应该是蒋介石平生最难过的一天。他正在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馆。收音机里传来毛泽东湘味十足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2月10日,蒋介石乘坐的专机,在大陆上空盘旋了几圈之后,就一头扎向了台湾。从此,这位左右了中国政局达22年之久的军政领袖彻底失去了对大陆的掌控;政权转换到毛泽东的手中,中华民国彻底成为了历史。黄埔三期打不过四期,老师打不过学生,蒋介石的哀叹,在台湾海峡上空幽幽飘荡,久久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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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警卫(2)
直到和平解放,谢军都在北平。中国共产党组织分配他去平原省教学,但只允许带两个孩子中的一个,他坚决拒绝,他不愿骨肉分离。与妻子一商量,就自谋职业,在王府井大街1号开办书店,很快便享誉京城。说来他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下海人之一。后来,他加入北京“工商联”,还任了常委。
  1957年,“整风”运动横扫中国,许多人被打成右派,谢军也在其中。当时的统一说法是: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谢军没有“大鸣”,也没有“大放”,也没有“大民主”,更没有发动进攻,只因为上边指派给“工商联”5个右派名额,他被凑数发配回了老家。
  在1978年11月16日,党中央决定,为全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者彻底平反。谢军回到了北京。不久,进入北京市政协,任委员,直到1993年退休。
  谢军的妻子叫季瑛,1917年出生于一位浙江省议员的家庭。后就读于浙江师范学校,她是该校的第一个女生。她与谢军1943年结婚,生有3个孩子。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每当与黄埔同学重逢,谢军都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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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
2001年,秋风中。
  一白衫老者骑车飞驰而来,友人告诉我他就是88岁的董瑞符老人。
  董瑞符,1913年生于山东省莒吕县某乡的一个大地主家庭,方圆几十里,都是他家的田地。对于他家大群的牛羊,直到上小学,他还是数不过来。7岁那年,他开始在乡私塾读书。之乎者也、赵钱孙李,他摇头晃脑地学得很带劲。先生经常拿他的文章当范文。
  14岁时,正值山东各路军阀混战时期。经常有挎枪的“老总”,大声吼叫着砸开董家的大门。董家人,就要连倒水带点烟还要张罗酒肉。每当他们走后,董瑞符的爸爸,就唉声叹气半天,最后,还是在叹息中把粮食银圆还有牛羊,整车整车地运出了家门。董瑞符也想当兵拿枪砸别人家的门,遭到了爸爸一阵痛骂。之后,他还是到沂水城继续读书,直到高小毕业后回乡任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2000多年,中国绝大部分的土地,都被地主和富农把持。“土改”前,占农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就占有农村中约70%甚至80%的土地。1950年,中国共产党要求各县普遍召开群众大会,划分阶级成分。到1953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改”都已完成。董瑞符老家“土改”时,农民就愤怒地围攻了董家。董家的家丁赶紧架起了枪炮,董瑞符的爸爸沉吟片刻后挥手制止。背盒子枪扎绑腿的武工队,进院带走了他爸爸。但最后并没有审出什么血债。
  1957年,董瑞符被打成“右派”,经常被戴高帽游街。有些右派纷纷自杀,他相信一切都会过去。每天,他穿戴整齐,早早地站在门口,等着被揪斗。揪斗回来,又照样来饭就吃躺倒便睡。他共有三房妻子,二老婆留两子,三老婆留一女。大老婆不堪###惊扰,忧郁而死,其他妻子也相继过世。他内心痛苦,但认为一切随缘,顺其自然才好。埋葬完老婆后,当晚就吃睡正常。有好友骂他是庄子。
  2000多年前,庄子的妻子病死了,好友惠子前来吊唁。他见庄子盘腿坐地,鼓盆而歌。就责问:“人家与你夫妻一场,为你生子、养老、持家。如今去了,你不哭也就罢了,怎么还鼓盆而歌,岂不太过份、太不近人情了吗?”庄子答:“不是这意思。她刚死时,我怎会独独不感悲伤呢?思前想后,我才发现自己仍是凡夫俗子,不明生死之理,不通天地之道。如此想来,也就不感悲伤了。”惠子仍愤愤不平地质问:“生死之理又如何?”庄子说道:“察其生命之始,而本无生;不仅无生也,而本无形;不仅无形也,而本无气。阴阳交杂在冥茫之间,变而有气,气又变而有形,形又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为死。故人之生死变化,犹如春夏秋冬四时交替也。她虽死了,人仍安然睡在天地巨室之中,而我竟还悲哀地随而哭之,自以为是不通达命运的安排,故止哀而歌了。”惠子说:“理虽如此,情何以堪?”庄子道:“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汝身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托付给)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子孙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生者,假借也;假借它而成为生命的东西,不过是尘垢。死生犹如昼夜交替,故生不足喜,死不足悲。死生都是一气所化,人情不了解此理,故有悲乐之心生。既明其中道理,以理化情,有什么不堪忍受的呢?况且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
  1978年,董瑞符和周围的其他人都被平反,许多人感激涕零,他平静如故。又操起毛笔,挥洒起来。他酷爱书法,每天乘兴临池数小时,兴尽方收。他身体硬朗,年近90,还能咯崩咯崩地嚼花生米吃两大张煎饼几根大葱,还能骑车如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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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慰安妇(1)
“每天我必须接20多个鬼子,就是来了例假也不让休息,可吃的还是高粱米饭大葱沾盐面还不管饱,实在饿急了,就偷一点萝卜白菜等一切可以吃的东西,要是被发现,就要遭到一顿皮鞭沾凉水的毒打……”2000年9月,在一个阳光温暖的日子,李凤云老人在东宁某敬老院里,痛说黑漆漆没有一丝光亮的过去。
  她声音嘶哑,眼中无泪有恨。说着说着她就站了起来,嗓门也高了起来。喊不了几句,气儿便接不上了。我只好请她停顿喘息一会儿。陪同的人说,现在已经不轻易安排她出来了,每次接受采访后,她都得在床上躺几天,甚至大病一场。毕竟她以近耄耋之年,回忆苦难,让她无法承受,平静才是对她最好的安慰和治疗。
  陪同人字里行间的意思我明白,可我知道机会难得,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老人,耐心甚至固执地等待,倾听;再等待,再倾听。
  李凤云原名李秀段,1922年,出生于朝鲜平壤的一个靠租种土地过活的穷苦农民家庭。在她19岁那年,妈妈重病,医疗费让李家债台高筑,经常有债主堵门逼债。眼看着妈妈的病情一天重于一天,李凤云除了流泪,就是痛心地看着。后来,她得知有日本人为设在中国的工厂招工,连问具体干啥都没问,就自卖自身跟着走了。临行前,她把卖身所得的480元,全部交给了妈妈。妈妈欲言又止,眼神复杂地看着她。这种眼神,李凤云还是第一次见到。
  1941年冬,李凤云随日本人来到了中国黑龙江省的阿城市。路上,她还想一定要少休息,多干活多挣钱,然后尽快把钱弄回家。她相信,只要有钱妈妈就会好起来的。可让她没想到的是,进了“工厂”,就有人就逼迫她脱光衣服检查身体,然后就把她送进了一间有床的房子里,再后来,还没来得及思考的她,就在惨叫中成了慰安妇。
  1942年冬,有母亲病危的消息传来,李凤云便冒生命危险逃回了朝鲜老家。当风尘仆仆的她站到妈妈床前时,妈妈已经奄奄一息。原来,李凤云走后不久,妈妈就知道了女儿的“工作”,妈妈坚决拒绝服用那钱购买的药,也拒绝用那钱请医生,她的病情在急剧恶化,她倔强地等待最后时刻得到来。当面容枯槁两腮塌陷的女儿晃动在她的眼前时,她面部的肌肉剧烈地抽搐了两下,接着头一歪身体一挺就去了。
  在家住了一年,李家的日子连粥也喝不上了。李凤云决定,再一次出卖自己,给父亲和弟弟们一条活路。这次她得了500元。含泪把钱交给了父亲后,她头也不回地就跟日本人来到了东宁要塞的石门子慰安所。
  日军在华的慰安所,开始于1932年。东宁的,要晚些。
  自从1933年日寇侵占了东宁县后,关东军的人数猛增到13万人。长期的性压抑煎熬着日军,他们酗酒斗殴,甚至自杀,还有因为嫖娼感染性病等,削减了日军的战斗力。当时,一些日本已婚妇女和未婚女学生,闻讯后自愿来到中国“荣军”,但对于狼群一样的需求,只是几只羔羊而已。于是,1000多名中国朝鲜等国的妇女,被强迫或者欺骗到了中国,充当泄欲工具。当时,慰安妇与日军的比例大概是1比130左右,那就意味着每名慰安妇每天要遭受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更多日军的蹂躏。有些慰安妇被摧残死了,有些慰安妇终身残废。而李凤云,则坚持到了最后。
  1945年8月的一天,日军得知苏军将进攻东宁要塞,开始外运慰安妇以转移罪证。到8月8日晚,只剩下石门子的100多名慰安妇。8月9日零时,苏军发动猛攻,日寇或逃命或抵抗,无暇顾及慰安妇。她们只能在炮火与流弹中奔逃。很多人当场仆倒丧命。李凤云、金明珠(化名)、池明芳(化名)和李星芝(化名)等幸存下来。
  逃出来的李凤云举目无亲,还不会说汉话,依然还是走投无路。一位当地农民,收留了她。不久,他们结了婚。为隐瞒那段历史,她改了名,还和丈夫搬过家。几十年来,她始终没有生儿育女,有人说,是日军摧残的。
   。。

日军慰安妇(2)
1987年,李凤云的老伴病逝,她被接进了敬老院。半个世纪的时间,依然没有淡化得了她那根植于骨髓和心灵深处的苦痛,直到今天,她还常常惊叫着从噩梦中醒来。凡电视上有日军的画面,人们就趁她还没注意之前,迅速换台。
  在黑龙江境内,散落着当年逃出来的一些慰安妇,但敢于站出来控诉的,一共才有4人。李凤云老人是第一个。在她的影响带动下,2002年2月27日,金明珠、李星芝等也终于鼓起勇气,把历史公诸于众。
  

儿童团的副团长
2004年,秋风中。
  老人坐在焦庄户某农户门前的泥土地上,他的手中有草绳和大葱,身边有成捆的大葱。偶而,他停手,抬头,茫然远望。他的前面,就是地道战的碉堡。秋风掠过,他头发萧瑟如草。一地道战老民兵说,他就是焦宪来,焦庄户当年的儿童团副团长。我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许多根据地,成立了密集的儿童团。从东北的黑土地到晋西北的黄土高原,从苏北地区,到陕甘宁边区,随处可见抗日儿童团持枪伫立的身影。陕甘宁边区有7万,华北抗日根据地有60万,苏北解放区有18万(包括少年队)。其中,晋察冀边区的儿童团,公认最为出色。在青年救国会的领导下,利用年纪小,不被注意的特点,他们深入敌后,侦察敌情抓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焦宪来就是其中的一员,在他的身后,则跟有60多个提红缨枪的孩子。
  1929年,焦宪来出生于河北省(顺文区)顺义县焦庄户村的农民家庭。他的父母都老实巴交,而他们的6个孩子却多有血性。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焦庄户是抵抗日本侵略者和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坚强堡垒,焦家是急先锋。焦宪来的大哥焦宪良,是贫协会主席。他组织农民斗地主,分田地,交公粮,抓汉奸,打日寇;他的二哥是地道战的民兵骨干,他们是让日寇和国军伤透脑筋的人。他们无数次地让进攻的敌人,丢盔弃甲地抬着同伴的尸体,黯然离去。最终,焦宪良战死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次战斗中,他被国民党军队的炮弹当场炸死。当时,他正在满眼喷火地冲锋,突然“轰”地一声,一颗炮弹爆炸了……
  受家庭熏染,身为老小的焦宪来,7岁就扛起了红缨枪。15岁那年,他当上了儿童团副团长。
  那时,“八路”经常给他们讲共产儿童团的故事。共产儿童团,在抗日儿童团之前,创建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上杭才溪的共产儿童团最为活跃。1929年,经共产党宣传鼓动,才溪一时革命烈火熊熊。农民男女老幼齐举刀枪,土豪老财哭爹喊娘。10月,各村的孩子被圈拢起来,组建儿童团,穷苦的孩子奔走相告,争相参加。他们系着跟鲜血一样颜色的领带,戴列宁帽,扛木棍,每天站岗、放哨、查路条,有时还挨家挨户搞宣传。最初,他们被称为“劳动童子团”。1930年12月,改称“共产儿童团”。除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孩子外,7到14岁的儿童都可以参加。他们依然以血色领带为标志,以“举右手高过头,伸五指手心向左的举手礼”为礼仪,以“准备着,时时刻刻准备着!”为口号。在焦宪来幼小的心目中,共产儿童团就是大大的英雄。
  战争的烽火熄灭后,该干啥的,继续干啥。焦宪来又像自己的祖辈一样,劳作,土中求食,过着跟泥土一样普通的生活。21岁那年,一阵鞭炮。他把新娘迎回家抱上了床,两年后,又离异。妻子没给他留下只男片女,他孤苦大半生,晚年和侄子一家共同生活。村里分给他2亩多地,他已无力耕种,似乎他连说话都嫌累,我曾试图从他嘴里多抠些东西,他淡然地沉默……
  关键词
  地道战、广岛原子弹、儿童团
  

老长工(1)
2001年的金秋,能让乔维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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