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故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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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７年，李发出生于黑龙江东宁县东大川乡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爸爸是大姑娘一样腼腆的农民。在他８岁时，他的爸爸遭到“二鬼子”（即给日本人当走狗的朝鲜人）“通匪”的诬陷。这在当时，可是掉脑袋的罪名。通常只有两种命运，一是被折磨死，或者被枪毙，反正都是死；二是被送去当劳工，往往还是死。他的爸爸被五花大绑地押到了宪兵队，几名日寇吊打了十几个小时。最后，都累睡了。等他们醒来时，李发的爸爸已经没了气儿。李家托人把尸体要出，运到了村口，血已洇透了裹尸的席子。看过尸体的村民都说“惨”。
１９４４年，小鬼子完蛋的前一年，１７岁的李发被日军抓“劳工”修东宁要塞。上了岁数的老人常说，秋天的蚊子最厉害，这话一点儿没有错。那时的鬼子，大概也知道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变得更加凶残。
李发被抓当“劳工”那年的冬天，出奇地寒冷。他头戴狗皮帽身穿着黑袄裤，腰扎破麻绳，在把头的皮鞭和日军刺刀的逼迫下，每天早上５点多钟就开始进巷道干活，直到晚上###点钟才收工，一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他们住的是帐篷，一夜不知要被冻醒多少次，只能蜷缩着等待早晨。而早晨，又意味着皮鞭下的繁重劳动即将开始。“劳工”们吃的是连猪都不喜欢吃的橡子面窝窝头，还不管饱。一天，李发和工友去运送马饲料。他们偷了一些豆饼准备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泡水吃。谁知，被外队的劳工举报，事发了。鬼子把所有的劳工都集合起来，分成两队，相向而站。之后，鬼子强迫大家互相扇耳光。发现谁不用劲，就一顿皮鞭猛抽。最后，大家都累得直不起腰来，脸肿得像被马蜂蛰过一样。鬼子高兴得哈哈大笑，摆摆手，让大家散去。对于生病的人，鬼子从不管死活；而一旦病情加重不能劳动，鬼子就会命令其他“劳工”把病人扔到帐篷外喂狗。有个吉林榆树来的赵姓“劳工”病了３天，高烧不退，鬼子吼叫着让两个“劳工”把又哭又喊的他拖到外边，扔进了暴风雪里。他那凄厉的哭喊声，顷刻间就被呼啸的寒风冻结了。当时也有反抗的，不是被鬼子活活打死，就是被鬼子的狼狗掏得肠子满地。因为害怕，李发一直忍气吞声。
大半年后，李发被放了出来。同期进去的４００难友，死了一多半。他们多数是吉林榆树人。夏天死的，就由劳工抬着，扔到河里顺水冲走。死人多的时候，河道就被堵塞了；其他季节死的，就扔到野外，给狗啃。吃人肉的狗，膘肥体壮皮毛锃亮眼睛通红，看见活人也凶狠地盯着你毫无惧色。你要是敢吓唬或者扔石块，它们就呲牙咧嘴疯狂地攻击你。有老人说，吃过人肉的狗，眼睛里就有人血了，就返祖变成了狼，狗跟狼同祖同宗本没有什么不同，就看是否敢吃人肉是否吃过人肉。
１９４５年８月，苏军进攻东宁要塞，苏军的炮弹不停地炸响，小鬼子要完蛋了。李发躲在家里暗自高兴，他恨日本鬼子，恨到了骨髓里，爸爸的惨死，一直在他的心里绞痛，但他不敢像其他男人一样，拿起武器，这让他至今还想踹自己两脚。
１９４７年，李发的家乡搞“土改”，他终于扬眉吐气了。他走街窜巷，发动“穷棒子”，打土豪分田地挖浮财。两年后，被选为贫协会委员。之后，又被推为民兵排长。他拿起了当年小鬼子使用的三八大盖步枪。“土改”干部告诉他，过去的苦难，都是地主富农反动派和坏分子一手闹的，这笔账就要算在他们的头上。他就把枪口对准了他们，想尽办法收拾他们。他们也就怕他，就像老鼠怕猫。
他的革命劲头，昂扬了多年。在以后的互助组初级社以及人民公社时期，他都是急先锋，曾被推举为互助组组长初级社主任人民公社时期的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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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洲国的劳工（2）
１９７７年，“文革”结束的第二年，他退了下来，自己种地养活自己，直到今天。近年来他老在电视上看到有人在打对日索赔官司，也活心了。他琢磨自己和爸爸都有悲惨遭遇，是否可以向日本政府索赔呢？
一代义匪（1）
２００２年秋，我再访“小河龙”，他说：“你小子，还真行！”。随后，他的老伴就点火刷锅。一阵烟熏火燎，就端上了爆炒驴肉和韭菜鸡蛋两盘菜，我抹身盘腿上炕，坐到了他的对面。几杯酒后，他搬出了往事。
初识“小河龙”，始于２０００年深秋。一天，我在黑龙江肇源购买了数十斤白酒一大捆火腿肠，还有其他下酒小菜。接着，雇船逆江而上，奔吉林方向沿途找渔民寻访老土匪。我想，经过建国以来的多次运动，加上自然的岁月枯荣，到边远的地方或许还能碰上好运气。江风如针刺骨，行进数十里，冻得哆哆嗦嗦，打问众人，依然没有让我兴奋的消息。夜宿渔家窝棚，酒至半酣，闲聊开去，老渔民李有富终于底漏了“小河龙”。次日清早，我急行十几公里，找到“小河龙”家。他端坐炕上，侃侃而谈，他的老伴叼着大烟袋，吧嗒吧嗒地喷云吐雾，就是都不说我急切想了解的往事儿。
东北土匪黑话“局红管亮”，就是枪法好的意思。当年，人们把土匪中“局红管亮”的勇士称作“炮手”。何寿君就是骑白马使双枪的“炮手”，他报号“小河龙”。
１９２５年，何寿君出生于吉林省松源县的何家窝棚，他的爷爷是何家窝棚的创建人何来喜。他的祖太爷是蒙族人，是清朝的高官。当年在山东打仗时，收养了父母双亡年仅３岁的何来喜。何来喜的养父去世后，何家众少爷为财产打得头破血流。受歧视的何来喜一怒之下，来到吉林垦荒创业。
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何来喜成了地主。他有土地２００多垧，马车２挂，牛马１００多头匹，猪七八十头。他共生有４个儿子。老大何明智，老四何明林。何明林自幼不喜学习，酷爱刀枪，而且善于交结黑白两道。何来喜打断了数条皮带，也没法子把他打回头。何明林长到２０多岁，登门拜访他的朋友已经拉不开桌，来人就添筷子喝酒吃肉，走了再送盘缠。何明林曾在一年里，宰杀家中的２０多头猪和１０余头牛款待朋友。何来喜的家，愣被吃瘦了。加上何家又连遭几场大洪水，当何寿君出生时，何家已经没落到需要靠打工为生了。何寿君是何明智的二儿子。当他１０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已经给地主扛活了。３年后，何寿君也走出家门，给地主“韩傻子”当“半拉子”。
何寿君从１０岁起开始摸枪。他当时的四叔何明林已经是江湖中有名的“老四哥”了。“老四哥”东屋招待官兵，西屋招待胡子，喝高兴了，东西屋互敬一杯酒，吃饱喝得了大家打着饱嗝，喷着酒气，哼着小曲，各走各的路。剿匪时，官兵朝天开枪，平时没钱花，就冲胡子要；胡子没子弹，官兵就给。“老四哥”十分宠爱胆大心细的何寿君。别人绝对不可以碰的双枪，何寿君可以随便玩。“老四哥”还教他骑射。“老四哥”是飞马百步穿杨的神枪手。他不仅能“十步装枪”，还能“两腿装弹”。“十步装枪”就是把枪零件兜在衣兜里，快走十步左右就能把枪装好搂火开打。“两腿装弹”就是仗打得吃紧的时候，用两个大腿弯压子弹，供两把盒子枪射击。７年后，何寿君一身的真工夫练成了。一天，他去松源买车，看见一个日本鬼子狂笑着把一个中国孩子掼到墙上，那孩子当时脑浆迸裂气绝身亡。何寿君气得牙齿咯嘣咯嘣响：“小鬼子，我一定要杀了你们！”不久，他参加了“老四哥”的队伍。
“九一八”之后来到松源的小日本不拿中国人当人，他们活剥中国人皮做鼓，奸淫中国妇女取乐，激起中国人强烈反抗。大家纷纷支持抗日的胡子。日伪军对这些村民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伪满洲国时，日伪军要把杨家甸的人全部杀光。“老四哥”提前得到了消息，率众化装混在村民中。当小日本架好机枪就要射击的时候，“老四哥”一抬手，就把那射手的脑门打开了花，随后大家也弹无虚发，将２０多个鬼子和７０多个保卫团全部消灭。
１９３６年，松花江南北两岸的１０００多名胡子推举“老四哥”为大首领。“老四哥”率领众人驰骋大江南北，打鬼子，抢地主。何寿君就是“老四哥”旗下的一员干将。他报号“小河龙”，骑一匹风驰电掣的白色“鞑子马”（蒙古马），手使两把德国造盒子枪，很少枪响人不倒。他一共和日本鬼子交手２０余次，杀掉日寇多少自己记不清。“老四哥”恪守“十不抢”（喜车、丧车、邮差、摆渡的、背包行医的、耍钱的、挑八股绳的、大车店、僧道、鳏寡孤独以及单身夜行人不抢）的规矩，专门跟鬼子和富豪作对，他的队伍迅速增加到近２０００人。
一代义匪（2）
１９４３年，攻打白家面铺。“老四哥”率先跳进白家的院中，被白家的大小姐打死。众土匪也就散了。
１９４５年８月“光复”时，平时骄横凶残的鬼子，仓惶逃跑。老百姓拿着镰刀追赶报仇，他们搂住鬼子的脖子，使劲一拽，一个脑袋就飞落地上，２０来个鬼子就这样给报销了。
１９４７年“土改”，何家因为家业早已衰败，被定为贫农。“韩傻子”虽被定为地主，但并没有挨打。他平时经常给揭不开锅的人家送豆包和粮食。何寿君亲自护送他的儿子星夜逃出了村。
何寿君后来回乡参加渔业生产，他从小在松花江里出没，是有名的渔把式。退休后，他自费带领群众连续数年上告渔场场长贪污。他花掉了家中的所有的积蓄，为了凑盘缠钱，连家中的铁划犁也卖掉了。
何寿君老人晚年还保留当年的习惯，睡觉不脱衣服，坐在炕上的时候，一条腿耷拉在下边。他说，当年这样是为了跑得快，打得快。
２００４年４月，何寿君辞世，他的官司依然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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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帮套”的丁振礼（1）
一铺不足１０平米的小火炕，炕上放着一张没有油漆的小方桌，方桌两边面对面地坐着两个男人，正面坐着一位女人。他们正在吃午饭。桌上摆放着大葱、大酱，还有面饼。这是２０００年，我初次到黑龙江省某县采访时见到的画面。对于我冒昧的造访，他们感到突然。那女人一再解释，自己家没干什么事儿。经过再三说明，他们终于相信了我，也吐露了心声。
那两个男人叫彭玉春、丁振礼；那个女人叫姜桂荣。他们共同生活，和睦相处。
找到这一家，说来也真容易。那年春天，寒风料峭。
趁有两天闲暇，我出门寻找老地主、老富农等人物，以继续多年的专题创作。打车行进，乡路颠簸，我睡意顿生。斜眼看看司机，他的眼睛，似乎有了倦怠。瞅瞅路边阴森森的壕沟，就强打精神，与之闲聊。不经意间，说到我的目的。猛然感觉车子一颤，司机对我说，他的爷爷就是地主，而且健在。他们家，曾经是当地方圆几十里的大户人家。他还说，他知道有“拉帮套”的。我腾地精神起来，迅速掏出钢笔和记录本，生怕线索跑掉。就像古时挖参人发现人参后迅速用红线绳拴上以防人参土遁一样。按那司机的指点，又经过当地的一位老贫协会委员的证实，我驱车百里，直奔彭家。
其实，在我国的婚俗史中，多夫一妻的“拉帮套”现象，并不少见。旧西藏，兄弟共妻或朋友共妻的现象十分普遍。在某些汉族区域，也有兄弟几人合娶一妻或另请男子帮助养家的现象，俗称“拉帮套”。“拉帮套”是借用东北地区赶车人的一种土话，意思是平时由一匹马拉的车，当载重较大时，就加套其他的马匹帮忙，这帮忙的马就是“拉帮套”。“拉帮套”这个现象曾经在东北盛行，黑龙江省的某县，旧称“三姓儿”，指的就是“拉帮套”家庭。当年，山东、河北、河南等中原地区的贫苦农民，纷纷“闯关东”到地广人稀但生存环境异常恶劣生产力水平又十分低下的东北地区求生。他们中的许多光棍无能力娶妻，而当地一些家庭又急需帮手却拿不出钱来雇工，于是“拉帮套”现象就自然地因为双方的需要，在贫穷的前提超越了传统形成了。在约定俗成的规矩下，“拉帮套”者无权拥有子女，即使孩子跟自己长得一摸一样。
１９４９年，１７岁的彭玉春身穿露棉花的黑布袄裤，一条扁担，担着全部的家当，从吉林晃哟悠悠地来到了黑龙江省杜尔伯特县。从小他就体弱多病，他的日子过得也跟他的身体一样有气无力。当年的小伙伴相继娶妻生子，他还是跟自己的影子为伴。直到３９岁那年，他才当上新郎。
姜桂荣也是个苦命人。她４岁丧母，剩下她和聋子爸爸相依为命。自打记事儿起，她就吃上顿没有下顿。在她１３岁那年，天降横祸。积肥时，她摔伤了，并且伤势出奇地严重，竟然卧炕不起。他的爸爸慌忙找来医生打针治疗，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针口严重感染。由于贫穷，臀部溃烂也没有钱治疗，她疼得嗷嗷直叫，直到睡着；后来，伤口逐步增大，居然能塞进一个小拳头。他的爸爸，还是没有求借到钱。终于，她瘫痪了，连生活都难以自理了。祸不单行，１５岁那年，她的爸爸也去世了，剩下了她。
姜桂荣的堂姐扯帮了她。她１８岁那年，彭玉春托人提亲。她的要求只有一个：有饭吃就行。媒人满口答应。她出嫁了，但她唯一的要求还是没有得到满足。体弱多病的彭玉春，脸红脖子粗地支撑着家，可彭家的老少，一年还是要过１０个月左右饥肠辘辘的日子里。
后来，丁振礼来到了彭家。他是彭玉春的姑表哥，他们共同劳作，一块生活。起初，也有人指指点点，时间久了，有的人累了，有的人习惯了，一切都平静了。彭家的日子也稍稍有了改变。１９９５年，他们彻底对土地失去了信心，就离开土地，来到镇里谋生。彭玉春捡破烂，每月有５０多元的收入；丁振礼拴了挂毛驴车拉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