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故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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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中，除了驯鹿，还生长着熊、狍、獐、野猪、水獭、猞猁、山狗、狐狸、灰鼠、山兔、飞龙等飞禽走兽。那是猎民渔猎、畜牧的区域。玛利亚·索的父母都是远近闻名的猎人，她从小也练就了百发百中的功夫。她经常背着孩子，狩猎在茫茫林海。她使用的是叫做“乌得木苦得”的小子弹燧石枪。她把猎到的灰鼠剥皮，然后用松针穿起来，放到火上去烤，浓香就弥漫了。灰鼠肉，是鄂家人重要的食物。
玛利亚·索也像其他鄂温克猎民一样具有明显的外部特征：矮瘦，手脚纤细，头部略呈方形，顶部和颈部较短，脸扁平而宽，颧骨高凸。他们拥有了超常的视力、听力和嗅觉，还有强健的脚力，以及对寒冷不可思议的抵抗能力。他们能仅凭借鹿、熊等动物留下的蛛丝马迹就断定它们的准确方位，通过动物残留的气味就能识别它们的性别，离开的时间以及数量的多少。在零下４０摄氏度的苦寒下，他们能独自在大树上过夜。他们追捕“四不象”时，经常翻山越岭，昼夜兼程。一周、两周、甚至数周，渴了抓一把雪填到嘴里，饿了嚼块肉干，直到“四不象”累得只能坐以待毙。
对于捕获的野兽，当年的鄂温克猎民恪守的传统分配法则是“先人后己”。慷慨，是公认的美德。就连必须的交换，猎民也是以无言的方式进行背靠背的交换。他们耻于经商，不喜欢谈价。猎物的肉按户平均分配，皮子要给没打中的猎手。如果“乌力愣”中的四名猎手出猎，一个人打到了三个野兽，皮子也没有他自己的份，必须等到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张皮子才属于自己。如果同一个“乌力愣”的四个人一起出猎，一名猎手打到一头鹿，他要把皮、茸、尾给丙，肉由“乌力愣”按户均分，鹿头由甲吃。如乙打到了要给丁，丁打到了给甲。丙打到了给乙。如果连续打到了三头鹿，自己不能要，先给乙、丙、丁，打到第四个才是自己的。如果一个“乌力愣”的两个人打到熊，打死熊的人不要熊头和熊皮，头和皮给未打中者，自己要前半身。全“乌力愣”的人，都来吃熊的后半身，然后再吃前半身。玛利亚·索的丈夫是神射手，他猎杀的动物很多，拿回家的很少。玛利亚·索认为，那是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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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酋长（3）
玛利亚·索等鄂温克猎民多喜欢占卜、原梦。出猎前，他们手拿鱼的下颌骨向上一扔，同时说“新昆都”。牙如向上时说“都普斯”，同时用拳打，连续扔三次，都是如此，认为能打到野兽。否则，认为不好。早晨生火时，见到昨天烧的木炭立起时，便认为有客人要来。但如果是晚间，立起的木炭，就表明鬼要来了，要打掉这木炭。晨起，如痰中有泡，断定必能打到野兽。发现自己的刀子无意中刃向上时，便认为一定能剥到兽皮。取刀时家人要说：“剥、剥、剥。”
玛利亚·索的先民，把熊作为自己的图腾，认定熊是自己的“祖先”。她的丈夫曾经猎杀过熊。但是，直到吃熊以前，任何人都绝对不能说熊是被谁打死的，要说熊“睡觉了”。在剥熊皮时，必须首先割掉睾丸，把它挂在树上，然后动手剥皮，割皮时不能割断动脉，而必须把血挤进心脏里去。熊的脖子也不能随便割断，而是先把小肠取出，绕熊头三周后才能割断。剥皮用的刀子不能叫刀子，而叫“刻尔根基”，意思是什么也切不断的钝刀，打熊的枪不能叫枪，而叫“呼翁基”（意思是什么都打不死的器具）。吃熊肉前，年岁最大的老人坐在“撮罗子”的神位上，其余的人围着篝火坐成一个圆圈。他用小羹匙舀满熬好的熊油，然后倒进火里祭火神。油“滋啦”一冒火苗，大家喊“火笑了，火笑了！”然后齐声学乌鸦叫。老人说：“是乌鸦吃你的肉，不是鄂温克猎民吃你的肉！”说完把熊油分给每人一份，喝了以后才开始吃肉。而熊的心、头、食道、眼睛、肺、肝等都要进行风葬。对于杀死过猎民的熊，只留下皮子，也就没有风葬的待遇了。
当年猎民狩猎时，总有威风凛凛的猎犬跑前跑后。那猎犬比普通家犬凶悍而灵敏。玛丽娅·索说，要调教出一条像样的猎犬，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在它刚满一岁时，就先训练它逮松鼠等小东西。要让它饿着肚子到森林里，让它主动寻找猎物。捕到猎物时，要立即把肉给它。使它对猎物的气味敏感，也对捕捉猎物有强烈的欲望。当它成年后，开始训练捕捉“四不象”等大兽。先故意把野兽打伤放掉，然后让猎犬寻着血迹追杀。猎物到手后，要立即把猎物的内脏给它吃。经过几年的磨砺，才能训练出一条优秀的猎犬。绝大多数的鹿和“四不象”，都害怕猎犬咬肛门，只要猎犬追击，就停止奔跑，低着头，用角与猎犬对峙。这样，猎人的机会就来了。熊是森林的霸王，尤其是伤熊，更加凶暴。当它扑咬猎人时，猎犬就要不惜牺牲自己，扯住它的后腿，为猎民开枪或逃生争取时间。当猎民被扑倒生命危急时，猎犬就要舍命相救。在鄂乡，至今还流传名叫“岁离阔”的猎犬两次救主的故事。
玛利亚·索等猎民，把祖先神称之为“舍卧刻”。为了表示对舍卧刻的崇敬，他们还连同其他东西也一起供奉，称之为“玛鲁”神。“玛鲁”的神位一般在“撮罗子”的东北或西北角。严禁妇女到“玛鲁”神的附近，更不许越过“玛鲁”神位到“撮罗子”北边区。如果来了尊贵的客人，必须让到“撮罗子”的北侧。进入“撮罗子”只能从门而入，男子可随便坐，一般坐右首，但要从哪边入，从哪边出，不可绕圈子。玛利亚·索等猎民认为绕圈子，猎民狩猎时就要迷路。我进入玛利亚·索家时，自然也尊重着他们的习俗。
萨满教是玛利亚·索等猎民的信仰。萨满教认为萨满是人和神的使者。在猎民的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萨满是世袭的，每个氏族都有氏族的萨满，老萨满去世后，由他的亲弟弟亲妹妹或亲生儿女来继承。如没有后代，由萨满提前在自己的氏族内选择继承者。部落的头人或酋长一般都由萨满来担任。男女都可以当萨满但男萨满必须装成女萨满的样子，胸前挂上象征妇女乳房的东西，也要在衣服上缝制一些女式兜，而且要戴上妇女的头发，平时一定要穿妇女的衣服。萨满跳神时穿着奇异的神衣，头顶鹿角帽子，面带假面具，双目半开半闭，使自己陷于昏昏沉沉的状态，口中念念有词，做和鬼神说话的样子。使鹿鄂温克最后一位萨满叫妞拉，她活了１００多岁。她离开时，也把使鹿鄂温克的萨满教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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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酋长（4）
到了１９８５年前后，鄂乡的猎物急剧减少，驯鹿的饲养成为了主业。玛利亚·索等人，也很少狩猎了。如今的使鹿鄂温克猎民共有２３０多名，他们大部分是定居后的第二、三代猎民，绝大部分已经转行了。他们必须手拿人民币，算计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孩子，已经把玛丽亚·索等老人们讲诉的“岁离阔”的故事，包括猎物分配的法则，当成了遥远的神话来听。
解放以来，在政府组织下，使鹿鄂温克猎民经历了３次定居：１９５７年从散居到定居于额尔古纳河畔的奇乾乡；１９６５年９月１日又从奇乾乡定居到敖鲁古雅乡。这两次都没有改变他们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１日中午，一个悲剧的发生，改变了猎民的历史。那天，使鹿鄂温克猎民的第一个女大学生，也是第一个走进大城市的使鹿鄂温克人，柳霞的姐姐，年仅４２岁的柳芭，酗酒后溺亡于不到膝盖深的哈乌河里。许多猎民都流了眼泪，玛丽亚·索也躲到一边偷偷地哭泣。２０００年秋天，柳芭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一家美术出版社工作，这足以让猎民骄傲不已。但有一天她突然辞职回到了鄂乡，她说自己无法适应城市的生活。但她在大森林中也只快活了不到三个月，又焦躁不安起来，鄂乡的生活，她也已经不习惯了。她终日泡在酒里，渴望找到自己的归宿。
柳芭的死让猎民达玛娜坚定了一个想法。早在２０００年，她就提出了生态移民的建议。她和乡长热妮认定，走出大山林才是使鹿鄂温克人的惟一出路。
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０日，生态移民正式启动。世代居住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１６２名猎民搬迁到２６０多公里外的根河市西郊新址配有现代装备的砖瓦房里。但是，依然有多名猎民拒绝下山。玛利亚·索老人还是属于坚决留在大山林中的一个，她也是在生态移民表决时惟一投弃权票的人。她共生有３男４女，早已当了奶奶，她的鹿群已达２００余头。何英军说，大山林中有妈妈的一切，妈妈的幸福在大山林中，就连树叶一样密集的苍蝇和蚊子，也已经变成她生活的一部分。和老猎民不同的是，许多中青年猎民向往都市的生活，但他们也担心，走出大山林，生活将难以维持。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猎民的枪支，被当地林业公安民警收缴了。玛丽亚·索等猎民急了：狩猎是使鹿鄂温克人的民族习惯，猎民的枪怎么可以收呢？没有枪的猎民还叫什么猎民？民警告诉他们，民族习惯也要遵守国家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收枪的原因还是因为酒。一个猎民酒后携枪闯入了当地森林管护站索要白酒，遭到拒绝后，他就操起猎枪要打死工作人员，所幸被及时制止。据当地猎民说，自从１９５７年猎民定居以来，已经有１００多猎民死于酗酒，而目前猎民的总数才２３０多人。酒的伤害，玛丽亚·索老人体会得透彻骨髓：她５个子女中的两个，都死于醉酒。
随着下山人数的增加，截至２００４年１１月，玛丽亚·索“部落”的猎民仅剩维佳、柳霞和毛榭，这是原来的一半。维佳和大姐柳芭一样，也曾是一个大学生。因为酗酒斗殴，被开除了。他也不喜欢城市的高楼汽车，尤其是像霓虹灯一样扑朔迷离的人际关系。与大姐柳芭不同的是，他还在继续酗酒，而他的大姐早已结束了一切。
维佳的二姐柳霞也喝酒，喝多了就眼神迷茫地思念远在南方的儿子雨果。她的丈夫是个南方人，几年前去世了，政府把雨果送到了南方。柳霞知道南方一定很遥远，骑驯鹿，肯定要走一个多月。
（参考书目：《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作者：孔繁志）
关键词
地主、富农、老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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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道战的老民兵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河北省保定市西南３０公里处的清苑县冉庄一农户家中。
一位头扎白毛巾，腿缠绑腿的老汉，正蹬梯子上房。冉庄地道战遗址管理委员会的同志说，他就是地道战老民兵刘大雨。
表明意图，老人连说自己活计很多，显然他没有什么兴趣。经再三劝说，他才让记者拍摄。请他回忆过去，他问，谁还记得过去，想过去还有啥用？旁边的人也相劝，他终于开了口。
刘大雨，１９２４年出生于冉庄，十几岁就参加了民兵，与日伪军打了无数次仗，说不清究竟打死了多少日伪军。但肯定打死的伪军多，他们总是被迫走在日军刺刀的前面。
提起冉庄地道战，自然就要说起《地道战》高传保的原型张森林。１９３９年的一天，日伪军到冉庄进行大搜捕。情急之下，张森林躲到了地窖里，敌人在上边翻箱倒柜，他在地下，安然无恙。于是，他萌生了挖地道的想法。当时，他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民兵连指导员，跟大家一说，得到一致赞同。
张森林带领刘大雨等人就开始挖了地道。１９３９年年底的一天，保定的日伪军五六百人，乘车的乘车，骑马的骑马，气势汹汹地扑来，他们要血洗冉庄。提前得到线报的刘大雨等４０多位冉庄民兵们，迅速安排群众钻地道，然后，他们分头，埋设地雷，严阵以待。刘大雨和李恒标在五道庙地堡内监视敌人，枪口对准了路口。一股日伪军渐渐逼近。刘大雨向敌人开火，霎时，枪声大作。战斗进行了许久，敌人就是无法攻克地堡，狡猾的敌人抓住了几位村里的老人作挡箭牌，渐渐靠近地堡。然后逼迫老人用镐头刨地堡，其中就有刘大雨的老娘。开枪，害怕伤害老人，不开枪，形势危急。刘大雨急得大喊：“快闪开枪眼！”老人们也怒吼：“快开枪，别管我们！”敌人着急了，自己动手刨，老人们趁机躲到一边。刘大雨他们立即拉响地雷，“轰”、“轰”几声剧响，敌人死伤一地。
１９４２年５月，日军开始了对华北敌后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
１１月起，日伪军企图在冉庄修炮楼，挖封锁沟，破坏冉庄地道，打垮冉庄民兵。张森林带领刘大雨等全村老少，修筑能藏能打的地道。大家先在村中心十字街打了一眼井，然后顺东、南、西、北四条街挖，在沟通原有隐蔽洞的基础上，完成了主要干线四五里长的地道。此外，他们又顺东西街方向延伸支线１１条。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他们在全村重要的路口都修了工事、地堡、观察点、暗室及墙角枪眼，各工事都与地道相通，使村落战、地道战、地雷战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地上地下一齐打”的战斗网。不久，伪“绥靖军”十六团和一部分日军袭击冉庄。面对１０００多名强敌和３０多挺机枪、两门大炮，张森林带领刘大雨等冉庄民兵采取了瓮中捉鳖的打法。敌人轻易就进了村，正当他们得意的时候，地雷爆炸了、子弹飞来了。他们纷纷倒下，却看不见一个人影。最终，他们只好抬着同伴的尸体，搀扶着受伤的同伴，狼狈逃走。
经过不断改进，地道发展为四通八达的地下长城，也成为日伪军的坟墓，在与日伪军的１５７次作战中，共消灭敌人２１００多人。敌人恐惧地说：“好厉害的冉庄，光挨打，看不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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