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何其易下编-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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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主权」、并且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汪愿意依循）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项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汪认为）　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那本是汪发给国民党的公开信。1939年1月1日国民党发布永远开除汪精卫声明，并撤除汪一切职务。　2日*周恩来对汪的艳电加以谴责。4日，日相近卫辞职，平沼接替，另组内阁。这期间汪的「中日和平运动」突然中断了。随着发生了汪在河内遇刺的事件，不过误中副车，死助手曾仲鸣。4月下旬日本终于派人把他救往上海。再开始投日谈判。5月31日汪率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往东京，落实所谓「还都」（即是要把「国民政府」迁回南京）　准备。8月28日汪在上海主持日治区内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为其集团的投日合法化制造依据。与此同时，日相又再易人，阿部组阁，取代平沼。11月，汪与日本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等密约，开列今后合作内容，被史家讥为「卖身契」。翌年1月底在日方安排下，汪与北平「临时政府」的王克敏及南京「维新政府」的梁鸿志在青岛举行会议，商讨彼此日后关系，决定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日，为「临时政府」及「维新政府」取消之时。就这样，汪氏政权3月30日在南京宣布成立。汪自任「国民政府代主席」（据称虚座留待林森前来）　兼「行政院长」，并且发表「还都宣言」，又陈公博任立法院长，周佛海为财政部长兼警察部长等高级人员宣誓就职。自此汪算代表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由重庆搬回南京，并且在日军占领下继续统治中国。这是汪的愚民解释。当然难被史家接受。一般称它「汪伪政府」。因为日本扶植它的出现，也如利用其它傀儡政权一样。最早有「满洲国」，依然存在。随后，又成立有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5年11月）；又德王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7年10月）；另王克敏的北平「*临时政府」（1937年12月）；加梁鸿志的南京「*维新政府」（1938年3月）。同时，当同意取消了北平「临时政府」，却又以原班人马另立一个「华北政务委员会」；此外，又有「蒙强联合自治政府」。的确名目繁多，彼此各不统辖，只全部听日本幕后指挥。即使汪的政权，成立了八个月，日本才正式发布承认它的存在，还因日本要与汪签订「关系条约」。至1943年1月19日日本才容许它正式对英、美宣战。因此它的所谓「独立、合法」地位可想而知。

　　汪精卫强调他是曲线救国，一再声称他可减轻人民受苦。史家认为，这是汪的自圆其说，替他自己卖国脱罪。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东京名古屋医院。陈公博继其位。后来，这个政权在日本投降后宣告结束。陈等要员或囚或杀，也包括汪妻陈璧君。1946年她被公审时这样反驳：「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另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另有同情者说，汪统治总比日本人直接统治稍多一些手下留情，网开一面。不过这被斥为狡辩。汪迄今仍背负臭名。较温和的批评就是，汪氏与蒋长期争权。抗战开始之后，汪对日人的军力估计过高，又对国人的潜力判断悲观。故此，投日既可满足其个人的领袖欲，亦可在旦夕间可与蒋分庭抗礼。

　　最值得注意是，汪与蒋尝自翔是孙中山革命的继承者，然而，自孙死后不久，二人即起派斗。并在北伐中途发起清共，实则排除异己。蒋在前，汪在后，均同样地违背孙的遗志，不再联俄容共。所以如此，究其实因，乃蒋汪二人的私心使然，总要称大，耻居人下。总之蒋也好，汪也好，务要大权在握天下唯我独尊。同样，在安内与攘外的问题上，正如他们在北伐时对统一与割据问题的取舍和选择，都曾经是，如果涉及个人利害得失，宁可割据，不尚统一；所以，遂有宁汉两府之分。在抗日的阶段，对安内或攘外，二人取向仍是一致，就是，务先安内，然后攘外。蒋是口号鲜明；汪是托名清乡。汪在南京期间，多次配合日军强化治安运动，每以和平军打击敌后游击队，绝对是汉奸所为。

第3章，第9节：皖南火拚，相煎何急
陈天璇《中国历史何其易下编》现代史

　　第3章，第9节：皖南火拚，相煎何急

　　第3章，第9节：

　　皖南火拚，相煎何急

　　皖南火拚，又称皖南事变，或称皖南冲突，是中日抗战期间新四军被国军围剿的一宗自相残杀军事悲剧。

　　发生了这宗事，又使人怀疑国共间合作，是否只是貌合神离，否则何置如此血腥。新四军是*部份红军与华南游击队合编而成。事件使*在华中军力大损，自然大骂蒋方不是。全国舆论亦谴责蒋借故回到剿共旧路。

　　然而，蒋方为何这样？据称，事件的起因是：蒋方当时怀疑共方部队在华中的敌后有不轨的活动，到处招兵买马，扩大所属部队，这对国共双方间的军事势力对比和发展有不利趋向。于是，蒋方提出双方统率部队合应各自归防，并以中央抗日军委名义，要求八路军与新四军由华中地带退出，北上黄河，划清防线。共方最初抗议反对。但后来又稍作让步。发电同意促新四军离开长江流域，进入华北敌后活动，并传令新四军执行。但新四军在转移的行军阶段，速度较缓慢，路线有偏差，就发生了冲突。

　　当时中日两方战争处于胶着和不进攻状态。国共所属部队，防卫范围交错。尤其是八路军及与游击队合编的新四军，深入日占区的敌后，不直接受国军指挥。蒋方对此一直心存顾忌。基于不欲共方军力乘势东进南下，遂下达要各自归防的命令和要求。从整体言，蒋方所统国军军力庞大，防御区是正面战场，尤以江南及西南为主要范围。因此，要求*退至江北，亦即华中华北地带。另外，*军力较小，防御区在西北。其它地区，基本上是负责敌后的游击战配合。就因为如此，散布面较广；在抗日战争深化后，游击队伍蓬勃发展，也是当时实际情况。有些地区甚至更被共方逐渐发展为敌后根据地。在蒋看来，这是蚕食。所以，蒋方当时作出各自归防决定，亦是针对这一趋势，企图力阻共方在敌后的扩大。延安当然明白。基本同意执行。而且让新四军北上，是避重就轻的策略。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统率下转移至安徽茂林山区地段，突遭国军合围袭击。史称皖南事变，或称皖南冲突。皖，是安徽；茂林，在其南部，故称皖南。其实，在当时被合围的新四军部队并非全部，而是新四军的总部人员及所属的一支部队，约共9000人。

　　而奉令参加合围的国军总数八万，有七个师，属抗日第三战区由顾祝同当司令。双方火拚七个昼夜。新四军最后全瓦解。结果是，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被杀死，部队中有2000人突围，其它大部份阵亡，有小部份被俘。

　　全过程前后共十一天。因此不可能因为误会。国军围击是刻意的。而且蒋曾下了军令。甚至有资料称，生擒正副军长还有巨额奖金，叶挺十万，项英五万。因为重庆中央军委方面认为，新四军是一支逆军，违背军令，不听调动。事后，新四军番号被取销，其它支队下令通缉。而叶挺被扣后受到军事法庭裁决，以叛变罪，长期收监。

　　谁若细加追查，也应不难发现，皖南这宗冲突不是偶发事件。延安方面中央军委早已发觉事态严重，只是统率新四军的项英未感不妙而已。因为重庆对*活动于华中的情况早已于1940年10月表示不满，并限令他们一个月之内撤至黄河以北。11月中旬延安在抗议后终于同意，曾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四人名义，覆电蒋方，将把皖南地区新四军的部队调至长江以北。但亦表明，已在华中的其它新四军支队保持不动。只是一个月过去了，项英并未按照延安所说移动。12月初，蒋方致电叶挺，下达行军路线，要新四军遵守。按规定，应该是先在铜陵渡过长江，进入江苏无为集中，然后再照规定北上。12月中旬，国军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亦发电，要求新四军在12月底之前完成转移。据说新四军内项英认为，国军所指定的地区日军兵力驻防雄厚，故此，一方面是迟迟未动，另方面是另择路向。至12月28日终决定取道安徽茂林，因而先向南进发然后才走北，本意避开日军。

　　就由于曾经迟疑，又因为取路向南。国军方面认定共方图谋不轨，于是集合重兵，围新四军于茂林山区间，进行全面攻击。在十一天的事件过程中，双方并未谈判，皆因蒋方有令：务必「彻底加以肃清」。也许国共间的分歧早习惯以武力解决。抗日中的合作，也只视作权宜。这在当时及日后的对立始终水火不容。上层领导如此，下层士兵无奈。何况，当时人数比例悬殊，新四军尽是在捱打。在指挥上项英虽然是副军长，但因他是共产党员，决定往往凌驾叶挺之上，遂造成某种意见的反复。据说，项英长于游击，叶挺善于攻坚，在茂林那种困局中二人经常发生纠纷；未能好好配合，亦是负面因素。至1月12日，叶挺曾经亲自领导打突围战，效果欠佳。14日他找国军阵前指挥理论，人被扣留。同日新四军在茂林的阵地全被国军占领，部众被俘或杀。至于项英，有传闻称，他是在逃亡中被属下人枪杀，曾被拿头去领奖，后来那人也白死。

　　这场火拚，国军打嬴。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称新四军为叛军，并且取消其番号，军长叶挺则由蒋方军事法庭审判，抗日期间一直被押在国军监狱内。

　　延安方面对此提出抗议。一方面指示八路军和其它新四军支队在军事上自卫，时刻戒备；另方面发动舆论在宣传上反驳重庆蒋方，力斥其非。1月18日新华日报刊登了*中央周恩来为此役中新四军死难者的志哀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道尽了皖南事件中诬蔑背后的黑幕与蒋方念念不忘的剿共实质。本来革命是为寻找中国自强之路，为争领导，针锋相对。

　　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把华中新四军的部队统一整编为七个师。新的新四军军部改设在苏北盐城。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第二师师长由张云逸兼，政治委员郑位三；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兼任政治委员；第四师师长彭雪峰，兼任政治委员；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他们分别负责执行在敌后的抗日游击战斗，续发展根据地。其后遂有：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皖、苏南、皖中等七个敌后游击区，并渐成根据地，直至抗日结束。这摆明是对着干。华中是日占领区，蒋方亦无可奈何。

　　不过在那阶段，汪政权已成立，并大量吸收国民军「投诚」改编为「皇协军」，如国民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副司令孙良诚及第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等，然后，又以「清乡」为由，打抗日游击队。其实同是针对当时的新四军。

　　无疑，皖南事件是蒋方排除异己的一幕公开行动，亦是蒋方曾多年推行安内政策的公然继续。因此，对他于西安兵谏后所公布的一致攘外声明，产生负面的影响。

　　从实质说，这宗事件曾使共方大大失利。但宣传上蒋方大受舆论谴责。在他强调复孔尊孔的仁政上显出虚伪，信用大减。对于皖南同室操戈，史家一般同情共方。主要因为，国军当年采取合围格杀勿论，把对方置死地，不以谈判解决。这行径说穿了是军阀争地盘的又一重演。现时虽有更多保密史料说明，项英当时不听指挥，引起蒋方诸多怀疑，固然也有一些责任。但蒋方出击实在太重了。那是场歼灭战。双方是兄弟军，即使彼此误会，也不置于如此突然狠下杀手，血腥收场。所以，皖南事件说明，蒋氏仍在抓住机会剿共清共；而皖南的表现，太露骨了。

第3章：安内与攘外的对立，小结
陈天璇《中国历史何其易下编》现代史

　　第3章：安内与攘外的对立，小结

　　第3章：安内与攘外的对立，小结

　　对立的较量与进程

　　引发三十年代的民族危机是外敌入侵，来自日本。因地缘关系，东北及沿海，首当其冲。这是一个方面。中国本身的问题是国家分裂，国共抗衡。这是另个方面。在如何处理这两方面的矛盾同时，国民党的蒋介石采取了先安内后攘外政策，即是，先企图解决共产党的争雄与角逐，再进行抵抗日本人的侵略与兴邦。共产党一方面谋自保，另方面不忘呼吁国人起来共同抗日，携手救国。

　　这十年的大事发展，有前后的不同特色。最初的五年是，国民党对日本侵华只采节节让步，弃守东北，签约求和；共产党因应付国军围攻，努力求存，长征转移，直至安顿延安。其后的五年是，国共合作，携手御敌。中国人保土卫国的战争开始了。接着是全面抗战的国共分了工。不过国难当前，仍有竞争，这就是当年的情况。以下重点略评九节大事如下：

　　一、东北沦日。打从「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就明目张胆地侵占中国东北。张学良因蒋介石的指示，只管忍让，不作抵抗。甚至，最后因而承担罪名，宣布下野，欧游出国。所以如此，皆因蒋介石正用兵去讨共。这就是蒋氏的「先安内后攘外」政策取舍的先后和结果。

　　二、淞沪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