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中国艾滋病调查报告-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爱非罪
父亲走了以后，这个家变得冷清多了，姐姐姐夫为了照顾失去伴侣的母亲，重又搬回家里来住，这才又让家成为了家，有了一点儿人间烟火气味儿。 黄丹丹失父之痛平静之后，又开始惦念起他的“国王威廉”酒吧里的那些弟兄来，时不时眼前还晃动着邓肯·法莱尔的健壮身躯，哪怕那一记耳光此时还在他心头震响。 他想重返美国，可又不好意思伸手向家里要钱。母亲是没有多少积蓄的，向姐夫要，又好像隔了一层什么，实在难以开口。姐姐看出了弟弟的心思：“爸爸走了，家里没人照顾，不去美国行吗？” 黄丹丹一言不发，只简单地摇了摇头。 姐姐知道黄丹丹的脾气，说了也是白说，只好劝弟弟过一段时间再走。黄丹丹当然同意，因为没有钱，他想走也走不了啊！ 两个月之后，正当黄丹丹紧锣密鼓地筹款重返美国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蒙了他：达利死了！死在美国！！死于艾滋病！！！ 得到此一消息，一连几个晚上，黄丹丹都难以入睡，一些影像老在眼前晃动：达利那蛊惑人心的演讲，达利那部撩人情思的美髯，还有那一万只刻着达利诗句的避孕套……不过，在黄丹丹脑子里出现最多的是“同性恋”、“艾滋病”这些词语，像轰然鸣响的奔涛，震撼着黄丹丹的心之堤岸！ 对于艾滋病，黄丹丹在美国逗留期间就有风闻，而且他所崇拜的风靡世界影坛４０多年的好莱坞超级明星洛克·赫德森就是因同性恋染上艾滋病而死的。 他感到恐惧不安了，他自欺欺人地宁可相信别的同性恋者会因此而染上艾滋病病毒，而不愿相信自己因同性恋而染上艾滋病。更何况全世界成千上万同性恋群体中，绝不可能都染上艾滋病，哪怕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不会染病，那万分之一的就是他黄丹丹！ 在恐惧和不安中，黄丹丹的身体又出现了一些问题，持续不断的低热低烧，稍不留神便患感冒，而且体质明显下降，体重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竟减少了六公斤！到医院就诊，医生也检查不出来什么特别的问题，仍然按照常规用药、打针。 一天晚上，黄丹丹无意之中翻阅母亲订阅的卫生杂志，看到了一篇关于艾滋病情况介绍的文章，其中谈及艾滋病感染者的前期症状几乎与他的情况如出一辙。 不安与恐惧残酷地袭击着他。他万念俱灰。他想现在就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甚至环顾四周，企图找一两件能够很快结束自己生命的物件，可是没有。 他幽灵一般悄悄地溜出寝室，想去厨房看看，岂料被母亲看见了：“丹儿，你饿了吧？妈起来给你弄点儿吃的！” 姐姐听见了动静，急忙穿着拖鞋走过来：“妈您就别起来了，还是我给弟弟煮点吃的吧！” 亲人的关切使黄丹丹深受感动，他似乎又看到了活下来的希望，更何况自己是不是染上了艾滋病还很难说。自己万一不是艾滋病岂不是杞人忧天么？ 姐姐正在厨房给他煮吃的，他此时才回过神，本来自己就不饿，还能吃什么呢？他让姐姐别给他煮东西：“姐，我不饿，你煮了我也吃不下。” 姐姐说：“你不吃怎么不早说呢？你看这——” 黄丹丹回到自己的寝室里，想了很多，虽说自己是同性恋者，但同性恋伴侣就只有达利和邓肯·法莱尔两人。达利虽说得艾滋病死了，可是那绝对是他去了美国之后才染上的；至于邓肯·法莱尔，只需打电话问他一下就知道他是否染上了艾滋病。 于是黄丹丹拨通了越洋电话，那边没有声音。 黄丹丹有些急了，邓肯·法莱尔为什么不回话？他还在纽约第五警察局吗？他该不会也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吧？后来黄丹丹又反复拨了几次，都未能接通对方的电话。他彻底失望了，他惟一的侥幸的心理防线被完全彻底地摧毁了。 黄丹丹抓紧自己的头发，面对黑色苍穹一次又一次问道：难道爱有罪？难道同性恋是万恶之源？不不！他不敢想象即将发生的灾难，他把头再一次深深地埋进被窝里……
石破天惊之后
黄丹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清醒过来的，他只知道是姐姐在床边摇醒了他：“丹丹，妈给你煮了点面条，你起来吃吧！” 黄丹丹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挪了挪身子，没有起床的意思。 母亲端着面碗，泪水啪嗒啪嗒往下滴：“咱家前辈子究竟造了什么孽哟！老的刚走，小的又躺下了！哎——” 姐姐也哽咽着说：“丹丹，你起来吧！妈的身体也不怎么好啊！有病咱们去医院看，好吗” 黄丹丹很不耐烦地一掀被盖：“我有腿，我自己去！” 黄丹丹起床穿上衣服出了门，他临出门时那一声撞击门的巨响，犹如一柄利刃扎在妈妈和姐姐的心上。 黄丹丹出门之后没有去医院，而是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 在他眼里，满街的人仿佛都是达利和邓肯，仿佛都是青面獠牙的怪物！一辆轿车突然刹在他面前，就差半步，他就没命了！骂声和唾液使他清醒过来，他嘴里喃喃道：“我操——”司机以为他是疯子，重新启动油门绝尘而去。看着车屁股后面的蓝烟，黄丹丹欣赏起方才自己嘴里吐出来的那句北京土话，跟“牛Ｂ”、“傻Ｂ”、“我操你丫的”一样，这一长串地道京片子粗话，都是他在圆明园福缘门一带学来的。这些年在美国没用得上，现在倒还派上了用场。 “丹丹，你不是说去医院吗？”姐姐在大街上发现了他。 黄丹丹一时语塞：“我，我这就去。” 姐姐好说歹说终于把黄丹丹拖进了医院。 黄丹丹还很配合，向医生如实叙说了自己的病状。听完了病人的叙述，医生推了推眼镜：“你回国多久了？” “三个多月。” “这之前有过反应吗？” 黄丹丹不理解：“什么反应？” 医生解释说：“我是说这之前你有没有过像现在这样的状况一样的反应。” “得过感冒，发过烧。” 就在黄丹丹回答时，医生已经填好了化验单：“验血。” 黄丹丹有些慌张：“用得着吗，医生？” “必须验血！” 当姐姐搀扶着弟弟来到化验室时，化验室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抽完了血，医生对他说：“请你跟我来。” 黄丹丹脱口道：“去哪儿？” “你的病情不稳定，需要住院观察。” 住进了医院之后，黄丹丹再也没能活着走出医院。 ４８小时后，血液化验结果出来了：阳性！化验报告无可争议地宣布：黄丹丹染上了艾滋病病毒，而且现在衍变成为一名艾滋病患者！ 姐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捏着那份化验单：“天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回到家里，母亲问：“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丹儿呢？” 姐姐的心尖在颤抖：“丹儿得了肺炎，他需要住院治疗。” 母亲死盯住姐姐的眼睛：“肺炎？这些天没见他发高烧呀？” 姐姐紧咬着嘴唇，努力控制住自己快要控制不住的情绪：“是肺炎，医生说的。” 就在姐姐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让母亲知道黄丹丹染上艾滋病的噩耗时，整个医院已经传开了： 甲－２号病床的黄丹丹染上了艾滋病！ 黄丹丹住进传染病区甲－２室之后，完全成了一头困兽，既无法出去，更无法与外界交流，连医生前来询问病情，也是离得远远的。他知道自己染上了艾滋病，但他却不愿意相信这是现实：“医生，化验单呢？” 医生冷冷地：“给你家人了。” “结论是什么？” “你去问家里人好了。” 黄丹丹愤怒了：“你告诉我究竟得了什么病？血检呈阳性，艾滋病，对吧？！” 医生还是冷冷地回答：“你都知道了，还问什么？” 虽然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但最后的石破天惊却彻底地将黄丹丹击倒在地。 姐姐来看他，他狂吼着不让姐姐进他的病房：“你不要进来！我是魔鬼！我是魔鬼呀！” 姐姐笑了：“丹丹，我是你姐姐呀！” 黄丹丹哭着嚷着对姐姐说：“我知道你是我姐，可你知道我得的什么病吗？” 姐姐哽咽着点头：“我知道。” 黄丹丹睁大了眼睛：“妈妈知道吗？” 姐姐摇了摇头：“我告诉妈妈，说你患的是肺炎。” 黄丹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拜托你了，我的好姐姐，让妈妈知道我得的是肺炎！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黄丹丹是得肺炎而死的！” 心情坏，身体更坏，黄丹丹终于在甲－２号病房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 据医院护士说，黄丹丹临咽最后一口气时，嘴里还断断续续呼喊着两个人的名字：“达——利；邓肯——！”
揭开羞答答的面纱
一个因同性恋感染ＨＩＶ的ＡＩＤＳ患者罩着羞答答的面纱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死者生前从未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更未承认自己是ＡＩＤＳ患者。我们已经无法去窥探这例病人真实的内心世界，在那些痛苦后面，在那些酸涩后面，在那些面纱后面，究竟隐藏或滋生着什么 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同性恋与艾滋病一样是一个不常见也不常用的词语。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它们“怪异”、“肮脏”而不可理喻，而当同性恋不洁的性行为成为滋生艾滋病的土壤时，相当数量的人们对此表现出了张皇失措，而不是正视它，防治它，遏制它的进一步蔓延。 正如艾滋病绝非“洋病”一样，同性恋亦非舶来品。在中国数千年正史野史里都有许多关于同性恋现象的记载。清代大才子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说：“杂说称娈童始皇帝。”此话真实性如何，已无可考。但在我国殷商时便有“比顽童”、“美男破产（老）、美女破居”之说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到了汉代，男风浩荡，竟成一景。有关资料记载，汉朝几乎每个皇帝都有一个或几个美男做为性爱对象，并且记入正史，史家殊不为羞。如高祖的籍孺，惠帝的闳孺，文帝的邓通、赵谈、北宫伯子，景帝的周仁，昭帝的金赏，武帝的韩嫣、韩说、李延年，宣帝的张彭祖，元帝的孔慕、石显，成帝的张放、淳于长，哀帝的董贤等等，“分桃”、“断袖”等秽行艳话不绝于史书。唐宋时期因为资料匮乏，无以佐证。但到明代，男色之风复盛，上有“宠狎年少俊秀小内臣”的明武宗正德皇帝，中有“昼非金（男戏子）不食、夜非金不寝”的大官，下有“溺于男宠，不问妍媸老少”的儒生。在清代，福建、广东、北平等地，竟形成了同性恋的风会，女有“闺中腻友”，男有“契哥契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同性恋之于中国古已有之，发展到现代，更是不足为奇的事情。据国家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等九家单位联合推出的《中国艾滋病防治需求评估报告》显示，在中国，“０．５％的城市居民和２．３％的农村居民曾有过同性性行为。对大学生的调查表明，７．５％的学生承认有同性恋行为，其中只有０．６％有肛交史。”这份报告还指出：“在中国，同性恋行为不是非法的，但也不会为社会大多数人所接受。绝大多数同性恋者仍然迫于社会压力，隐藏其性倾向而结婚。中国关于同性恋的研究较少，１９９２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北京约有１００００到２００００名同性恋者。上海的情况也差不多。据估计，目前中国男性同性恋者有２００—８００万人。” 同性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社会异态，关于它的存在和对它的认识的讨论从来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同性恋从它诞生之日起，便是主流社会所鄙夷、排斥甚至禁止和打击的对象。“同性恋解放运动”始于西方，２０世纪以来，开始出现了带有同情心来描写同性恋的文学，并且为同性恋争取得到法律认可和得到社会尊重而进行的尝试也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同性恋者了解到诸如柏拉图、爱因斯坦、达·芬奇等世界重量级著名人士也是同性恋者后更为自己的不公待遇而疾声呼喊，终于在１９７１年６月２７日爆发了著名的“石墙酒吧”同性恋风潮。当时在酒吧聚会的５０多名同性恋者不满警察限制其人生自由的行为而举行抗议游行，他们穿过曼哈顿向中央公园进军。一路上，不仅成人同性恋组织有代表参加，还有包括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校园同性恋组织参加进入游行行列，因此形成一股声势较大的同性恋解放运动，他们要求废除管制同性恋的法律，期待获得同性恋与异性恋平起平坐的权利。自那以后，美国、英国等许多国家对此都作了程度不同的让步。同性恋者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部分得到了他们所应得的权利。 但是为数更多的异性恋主张者则认为，同性恋是变态性行为，应予坚决取缔。其理由主要有三：一是同性恋婚姻在道德上和意识上都不能容许；二是婚姻代表着人类自身的繁衍，其子女的生育与抚养，同性恋根本无法实现；三是婚姻结构自然地要求异性相互补充，并以此为前提。 对话没有共同点，因此失去了讨论的意义。但在目前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社会舆论中，与异性恋相比较，同性恋都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另一方面，同性恋组织的畸形发展，即使在西方，给主流社会也带来“诸多”的麻烦，它的极端性、政治性倾向，决定了它不为主流社会所容纳。 对于没有偏见的眼睛，艾滋病的传播似乎是６０年代中期大规模的性能量与性自由的隐匿副产品。同时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乡村迁往城市——那经常是他们惟一能找到工作的地方，当然也是他们能够不受指责地探索如此多种多样性机会的地方。更为独特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年轻男人经常在城里工作，周五晚上参加聚会，然后到乡下去和妻子家人过周末。 在《即将到来的灾难》一书中，劳里·加勒特写道： ２０世纪末期多伴侣性行为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地球上有５０多亿人在生活，其中城市居民比例在持续增长；空中交通与大批量运输可以使世界各处的人去往他们选择的城市；群众性青年运动在其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