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中国艾滋病调查报告-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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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耋老人——艾滋斗士
第５５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霍尔克里曾经面对全世界的新闻媒体赞誉过一位中国人，他说：“知识是艾滋病的最佳疫苗。在中国河南，就有一位倾尽心血义务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的人，她的故事跌宕起伏，她的精神让人钦佩不已……” 让５５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霍尔克里钦佩不已的中国人名叫高耀洁，今年７５岁，河南中医学院教授，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河南省第七届人大代表，九三学社成员。高教授不仅是卓有建树的妇产科专家，肿瘤科专家，还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艾滋病预防专家，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为了表彰高耀洁教授在防治艾滋病方面的杰出贡献，世界卫生大会特地将２００１年度“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Ｍａｎｍ健康奖”第一次授予一个中国人。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Ｍａｎｍ是全球艾滋病防治行动的先驱者，曾担任过哈佛大学艾滋病中心主任，１９９８年在瑞士航空公司空难中不幸遇难后，三个世界组织为纪念他而设立该奖，以鼓励世界各地在健康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 高耀洁是世界上第三位荣获此一殊荣的人。 在高耀洁教授名扬世界之前，她早就名扬中国了。 不过，前一次使她扬名的不是艾滋病恶魔而是性病游医。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游荡于全国大中城市的庸医骗子，打着治疗性病的幌子到处张贴广告，蒙财害命，成了城市里一块横行无忌的顽症。在这些性病庸医的并不高明的欺骗之下，受骗人蚀财丧命，给社会带来隐患和不安。 １９９７年秋末，河南某大学一个四年级女生患了尿路感染，到一家性病治疗中心求治，庸医为捞钱财，不顾事实地说该女生得了淋病。该女生吓得不得了，向同学借了２０００多元，换回了三针普通抗生素“特效针”。三针之后仍不见好转，该女生无钱再治下去了，绝望之际准备跳楼自杀。自杀之前，这名女生想到了曾在他们学校讲过课的妇科专家高耀洁，便抱着最后的希望打电话询问高教授怎么办。高教授听了女生的陈述后，告诉她这只是普通的尿路感染，吃点红霉素就会好的。听了高教授的话，该女生花了很少一点儿钱就把庸医说得天花乱坠的所谓“淋病”给彻底治好了。 这件事情的发生让高耀洁心情沉重起来，一些庸医骗子正是利用人们难以启齿的心理和对性病的恐惧心理诈骗钱财的。单是诈骗钱财，也还罢了，庸医骗子们为了骗得更多的钱财，极力把白的说成黑的，延误了人们的正常治疗，甚至滥治乱医，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高耀洁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决定站出来，向性病游医庸医宣战。 为了挑战性病游医庸医的战斗取得胜利，高耀洁教授不顾七十高龄，乔装打扮成病人或病人家属，几个月时间，行程万里，对河南５０多家大小医院、性病诊所明查暗访，终于取得了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表明：许多游医没有行医资格，甚至不少人连起码的医学知识都没有，他们利用骗来的钱收买某些医院、防疫站的人，承包租赁其性病科室，摇身一变成了治疗性病的专家，再用巨款收买一些吹鼓手帮其做广告，诱人上当。更有“高明者”花钱买一些现代化仪器作摆设，雇来一些所谓的专家教授坐堂问诊，巧取豪夺，置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猛敛钱财。这些游医庸医为了骗钱，往往声东击西，指鹿为马，没有病的说有病；不是性病的说成是性病；确有性病的，小的说大，大的说得人害怕。总而言之，让你掏不完的钱，直到榨干病人的油水为止。这些地方还大量存在无医疗条件、消毒不严密、患者交叉感染的情况。更为让人震惊的是，这些庸医游医们不做疫情报告，造成性病、艾滋病的传播与失控…… 高耀洁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整理出一份调查报告，送到省市有关领导的案前。 １９９８年３月，河南省政府召开了全省整治医疗市场的电话会议，研究部署集中整治措施，紧接着在全省展开了一场整治假医假药的斗争。 此后一度泛滥成灾的假医假药现象有所收敛，游医庸医们的诈骗行为受到冲击。就在高教授的眉头开始舒展的时候，她意外地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电话中一个男子狠狠地说：“高耀洁，你要再多管闲事，小心你的老命！” 高耀洁教授并没有被突如其来的死亡威胁吓倒，这反而使她更加坚定了与性病游医庸医作斗争的决心。 事隔不久，她又上书中央领导，以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良知和责任，历数了游医庸医们谋财害命的恶劣行经。 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９日，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播发了高耀洁的信，信中反映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震动。 针对全国各地的游医、非法医疗广告有所抬头的现状，高教授又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调查，并且整理出一份更详实的调查报告，分印了数十份，其中１０份给中央领导，１０份给河南省领导，１０份给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等新闻媒体，这份报告受到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 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３日下午，河南省政府召集省公安厅、卫生厅、工商局等有关部门，再次研究集中整治游医、非法医疗广告的措施。 也就在这期间，高教授又接到一个神秘电话，电话中恶狠狠的叫嚣声听了让人脊梁发麻：“高耀洁，你又出来胡闹，你要小心！如再胡闹，就杀了你全家，连亲戚都杀了！” 然而高耀洁听了电话中的狂嚣脊梁并没有发麻：“人总是要死的，关键是要死得其所。我都一大把年纪了，如果我的死能唤起更多的人关注游医，我情愿去死。我愿意用我的鲜血去唤醒更多的人……” 这就是高耀洁，这就是认定目标绝不回头的执着老人。 高耀洁教授关注艾滋病疫情是很早的事了，但是她真正地第一次面对艾滋病人，却是１９９６年４月７日那个令她永生难忘的日子。 那一天，河南省一家部队医院接诊了一名疑难女患者，部队医院的领导为了对患者负责，邀请高耀洁前去会诊。高耀洁仔细查看了这位女病人的病历，查看了病人的身体有关部位，患者下腹一片暗紫色斑点引起了她的高度警觉：“是不是艾滋病？” 经过血检，这名女病人果然是艾滋病人。 仅隔了２０天，这位艾滋病人就走完了人生之路。 临死前，这位女患者用枯瘦如柴的手拉着高耀洁教授说：“大夫，我就是输了一次血，咋就会没治了呢？我不想死啊！我还有丈夫，还有孩子，他们都离不开我呀！” 然而，女患者还是心有不甘地死了。她死后，她丈夫在她的坟前整整哭了、睡了１０天！他深深地后悔当初不应该让妻子接受输血。 这一幕惨剧也深深地刺痛了高耀洁教授。她从中感悟到：必须了解预防艾滋病的知识，而这一情况在这一地区又是盲点。为此她作了一项防艾调查，发现在一万人中，能够正确了解艾滋病传播途径、预防方法的不到１５％，特别是对血液途径传播更是一无所知。一个医生的职责，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强烈地撞击着高教授的心胸。 也正是这样一次令她永生难忘的机遇，把高耀洁这样一位耄耋老人推到了防艾第一线上。 也正是这一年的１１月，高耀洁教授自费印制了第一批防治艾滋病、性病的宣传资料。当时高耀洁教授经济较为拮据，竭尽全力也只能挤出５００元钱来，她任馆员的河南文史研究馆和宋庆龄基金会伸出了援助之手，一共凑了１７００元，印了１．２万份资料。 也正是这一年的１２月１日——国际艾滋病日，高耀洁教授顶着凛冽的寒风走遍了郑州市东南西北的５个长途汽车站，向群众发放了８００多张宣传资料。 此后，高耀洁教授的足迹几乎遍布河南各艾滋病高发地区５０多个县市，共编写、印刷、发放了９期３０多万份宣传资料，为此高教授耗去了她节衣缩食省下来的所有积蓄１０万多元。以至于时至今日，这位世界知名的防艾斗士和她的老伴还生活在冬日连暖气都用不上的简易筒子楼里。家中所有家具无一不是二三十年前的旧式家具。尽管贫穷，但老人却很开朗豁达，客厅正中那幅“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的对联正说明了高耀洁教授博大的心胸：“尽管目前我经济上比较困顿，但这不会让我停步。我出身很苦，又一直和社会底层人士接触，看不得别人受罪。何况，救死扶伤是一个医生的天职。” 高耀洁教授在防治艾滋病的宣传工作中也曾遭遇到过尴尬难堪的场面。一次她手拿着防艾资料到一家夜总会向三陪小姐们散发，小姐们以为什么好看的东西，拿过来一看，见是防治艾滋病的宣传资料，于是把这些资料扔在地上，还对高耀洁的宣传指三道四，进行辱骂：“老婆子，还不快滚！这东西客人们见了那还了得，他们不以为我们有艾滋病才怪呢！”夜总会老板闻讯赶来，像见了仇人一样把高教授连推带搡轰了出去。 如果这些尴尬场面还不足以让高教授产生苦恼和不解的话，那么一些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对防艾宣传的反常行为就让这位老人感到更为不解和苦恼了。 高耀洁因为在防治艾滋病宣传工作中的杰出贡献而荣获国际、国内多项大奖，几乎每一个大奖高教授都不能前往领奖，究其原因，便是一些官方人士害怕高教授利用这些机会把河南艾滋病疫情的真实情况披露出去。于是，他们千方百计阻挠高耀洁教授外出，千方百计阻挠记者对高教授进行采访。对此，高耀洁教授颇感困惑和不解。 她说：“我自费搞‘防艾’宣传活动，自费给病人送药、寄钱，几年来十多万元付出去了，没花政府一分钱。我图什么？可就算这样，一些领导却说我瞎折腾，我受到的打击太多了。” 当高教授的防艾之路受到越来越多高层人士的肯定和越来越多人民群众的欢迎时，一些人又开始拉拢她，甚至对她说：“你可以搞宣传，搞调查，我们还可以对你进行支持，但调查结果不能向外公布。” 这样一个无理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高耀洁教授的严词拒绝。 硬的不行，又来软的。２００１年５月中旬，一位领导亲自到高耀洁家里看望她，并给她带去了好消息，让她去泰国考察。 这位领导的用意高耀洁教授当然明白，她对这位“好心”的领导不冷不热地说：“有考察的钱，还不如给艾滋病孤儿买几个馒头！” 钱，的确是高教授民间“防艾”宣传的一大障碍。为了解决无钱的窘境，高教授开始向社会募集“防艾”资金。她是一名妇科大夫，常给人治病，治好了人家会来感谢她，于是她便向有钱的人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