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中国艾滋病调查报告-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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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这支鲜红的卖血大军像潮水一样漫卷中原大地。当时豫东、豫南血站密布，涌现出一批卖血专业户、专业村，并且由一个小的自然村扩大到大的行政村，由一个行政村扩大到一个乡，再由一个乡扩大到全县以及相邻几个县。卖血似乎成了振兴当地经济的一种新兴“产业”。 报载，据当地一位有一定身份的知情人士说，在血潮翻滚的年代里，以上蔡县城为中心，从西边无量寺、大路寺，到县南的卢岗、邵店，延伸至县东南的五龙、杨屯以及汝南的金铺、留盆，这周围十来个乡镇形成了一个方圆几十公里的卖血重灾区，现在这些地区也正好是艾滋病高发区。 《南方周末》报记者李玉霄曾采访过这一地区的卖血者，采访中有人告诉他说，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卖血，是因为在当时的情景之下，任何身处其中的人都难免要跟着走。在一些献血村，甚至到了不卖血的小伙子讨不上老婆，不卖血的姑娘嫁不出去的地步！ 究其原因，还是一个“穷”字在作祟。周口和驻马店所辖的沈丘、鹿邑、新蔡、平舆、汝南等１８个县，虽然地多但地力薄，这些地方又都是淮河流域的洪水走廊，不少县至今仍然是国家级贫困县。 采访中，上蔡县的一位干部对记者说：“每一个卖血的农民都有一段悲惨的故事。” 在靠卖血为生的农民兄弟生命消亡的背后，大抵都能看到血头、血霸们的发家史。 李玉霄采访了一个名叫陈军的卖血者，他１７岁开始卖血，１９岁结婚。陈军从１９８１年开始卖血一直卖到１９９７年，从“全采”到“单采”，１７年来跟随卖血大军南征北战走遍了全国各地！哪儿贵去哪儿卖，１７年里他和他媳妇一起卖了多少血，谁也记不清了。总之靠卖血挣来的５万多块钱，给老母亲治病花了一些，盖了四间房子花了一些，家倒是像个家了，但自己却因卖血染上了艾滋病，血汗钱中不仅仅是血汗，而且是一条条命啊！ 陈军生命的逐渐消亡就是与一些血霸血头的发家紧密相连的，所以陈军至今都对那些吸人血吃人血的血头血霸恨之入骨。一谈及血头血霸，他总是恨得咬牙切齿：“我恨不得宰了他！” 陈军说，当年在文楼村最大的血头应是上蔡县的医生尼某某了。１９９５年，国家已经禁止地下血站采血，尼某某还是带着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开着一辆车，全家出动，在文楼村租了４间房子，不体检，不化验，来人伸胳臂就采，一连采了整整１０天！ 陈军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记得当时床不够用了，灶台上，柴火垛边都躺着等待采血和正在采血的人。被采者这只胳膊抽两袋血，换只胳膊再抽两袋。 尼某某除了在文楼村设采血点之外，还在黄铺、城北肖庄等地非法采血。尼某某之外，还有齐某某、董某某等人都是远近闻名的血头、血霸。 齐某某的窝点在一个名叫十里铺的村庄。有一段时间，上蔡县卫生局的大楼都腾出来，让齐某某非法采血。卫生领导机关与非法采血者沆瀣一气，成了上蔡一道荒唐而又可笑的风景！ 陈军说，董某某的窝点在董寨。据说董寨卖血的人也非常多，血头血霸多达１０个左右，但其中董氏兄弟有钱有势，形成一霸，有建制，成规模，谁也惹不起，附近几个乡镇都有他的采血点。 据一些卖血者说，血头的出现大概是在８０年代末期，也正是这一时期，非法采血由“全采”变为“单采”。所谓“单采”，就是提取血清后，再将滤下来的红血球输回被采血者的人体内。由于这一变化，加之血头血霸不讲程序、不讲卫生的肆意妄为，导致了１０年后艾滋病疫情爆发的这场大灾大难。 卖血风潮的形成，虽然有穷的因素，有血头血霸惟利是图的因素，但作为卫生防疫主管部门，作为当地行政部门，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没有责任就不会遮遮掩掩；没有责任就不会真真假假；没有责任就不会“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阿二不曾偷”！ 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３日，中国政府公布了中国存在着经血液传播艾滋病的事实，河南的文楼村作为这种途径传播艾滋病的类型代表，无可避免地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７日，《参考消息》转载了外电的报道，国外媒体在报道中公开指责，对于河南省艾滋病的发生与流行，河南卫生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危境几何
当全世界关注艾滋病的目光都落在文楼——上蔡——河南身上时，中原大地的头脑四肢、五脏六肺感到不自在了。 这种不自在，是鞭策，是压力，更是一声当头棒喝！ 有良心的河南官员感到了这种压力，听到了这声棒喝：“我们感到了极大的压力，河南卫生部门的肩上，可以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 美国发现艾滋病病例是１９８０年，这也是全世界发现的第一例后来被命名为“ＡＩＤＳ”的病例；中国发现艾滋病病例是５年后的１９８５年，一名外籍ＡＩＤＳ患者死于北京协和医院；河南省发现首例ＡＩＤＳ患者是１０年后的１９９５年３月８日。现任河南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的马士文处长，对当时的情景记得很清楚，当时是他接的一个电话。电话是来自云南的，说河南一农民在云南昆明接受血液检测时，被发现感染了ＨＩＶ！ 这位负责河南全省艾滋病疫情控制和预防日常工作的疾病控制处处长对记者说：“从那个时候起，河南省便开始了防治艾滋病恶魔的漫长历程。” ——在河南发现艾滋病病例的第二天即１９９５年３月９日，河南省人民政府转发了国家关于加强血液管理的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加强采供血机构的整顿。 ——１９９５年３月３１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全省关闭所有的单采浆业务。 ——１９９５年５月３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批转省卫生厅关于迅速控制艾滋病的紧急报告。 ——１９９６年，在河南私下采集血、血液市场取得良好整顿和控制之后，省卫生厅和省公安厅联合行文，严厉打击非法采血、倒买倒卖人体血浆的犯罪行为。 当时河南打击非法采集、倒买倒卖人体血浆的犯罪行为其力度之大还是令人振奋不已的。 遗憾的是，在１９９９年河南上蔡文楼村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消息首次被媒体披露以前，河南省有关行政部门对此消息一直采取了沉默的态度。甚至到了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日，个别领导还睁着眼说瞎话，否认河南有艾滋病疫情，说什么，“厅里说了，河南至今没有发现一例艾滋病人”。 河南省卫生厅副厅长刘学州，是河南具体负责艾滋病工作的官员，他曾１４次到过河南一些艾滋病高发区，河南的艾滋病疫情状况，他当然清楚：“文楼的广为人知，使中国对艾滋病防治的步伐比原来更快些，也促使河南更急迫地投入到这场战争中去。” 中原板荡，危境几何？人们对中原艾滋病疫情的注视，不得不从关心变为担心。 根据河南省卫生厅提供的关于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的最新数据是：河南目前估计的高危人群有２００万左右。２００１年的调查发现，ＨＩＶ感染者在高危人群中已经达到４‰！到２００１年９月底，全省累计发现并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计１４９５例，其中发病２３６例，死亡１０６例。 上蔡县文楼村已被确认的ＨＩＶ感染者计２４１人。 对于上述河南卫生行政部门统计出来的官方数字，外界与媒体均不认同。认为数据不充分、不准确，甚至有隐瞒。一些艾滋病专家认为，河南的ＨＩＶ感染者可能有１０万人甚至更多！ 刘学州副厅长对外界与媒体的不信任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不敢隐瞒，也没有理由隐瞒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因为这是犯罪。我们正在力争全面掌握疫情，发现一例，上报一例。作为河南省主要负责艾滋病工作的长官，我要对自己的使命和荣誉负责，我要对河南的历史负责！” 接着刘学州副厅长又修正了已公布的官方数字：“经过河南专家的７次流调、３次普查，河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实际人数应在１万到５万人左右。” 刘学州副厅长还向记者勾画了艾滋病在河南分布的基本轮廓：河南共有１８个市，艾滋病群体主要集中在有偿献血十分集中的豫东南驻马店、周口、开封、商丘、信阳等５个市，具体又集中在这些地市部分村庄，文楼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而在豫西、豫北的广大范围内，则很少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些地方一个也没有发现。 刘学州还说，有人说河南当年的有偿献血人员有１００万，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对有偿献血者进行了普查，人数是１６１６５１人。 对于这个数字真实性如何，刘学州认为是严肃的，他说普查工作者在逐村普查时，每一个数字都要经过当地村干部签字画押。 在谈到谁应对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汹涌于中原大地的非法倒买倒卖人体血浆的热潮负责时，河南省卫生厅的一些官员坚持认为，如果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去探究这一灾难产生的原因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应该的。 他们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１９９３年左右，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在大办经济实体，血液制品厂受到当时生物制品过热的影响，盲目扩大生产规模，抢占血浆市场，擅自到各个省份设立单采血浆站点，大量采集、收购原料血浆，用于生产血液制品。河南是人口大省，很快成为全国各血液制品厂家原料血浆的主要供应地。当时，河南全省地下血站泛滥，涉及了许多行业和部门，导致了河南对长达数年的非法采血活动的失控局面，造成了艾滋病病毒通过血液在农村有偿献血者中广为传播的恶果。 河南所处的尴尬危境，国内外媒体广为报道之前，绝大部分河南人不知道生他们养他们的这块土地上爆发了如此严重的艾滋病疫情，甚至不知道河南省会有艾滋病感染者！对此，河南省有关行政部门也一直是采取沉默与回避态度的。 在探究为何出现这一状况时，河南省防疫部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解释说：“这里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是在１９９９年以前省级部门发布疫情需要经卫生部授权，而河南没有被授予这种权力。其次，河南当时并不是惟一发现存在血液传播艾滋病情况的省份，别的省不声张，我们能吗？” 人们无法知道这的确是客观现实还是借口托辞。 对于外界和媒体对河南的各种指责，河南省一些官员认为河南“没有对艾滋病的疫情遮遮掩掩，而是在期待权威部门的声音和政策”。 不承认不等于不存在，不声张不等于不传播。 地火在运行，风暴在骤聚。战机稍纵即逝，在沉重的喘息和行将崩溃的危境中，我们还能掩盖什么？我们还能等待什么？ 。 想看书来
我们还有广袤的国土
当我们把关注的目光全都投向河南时，请不要忘记我们身后还有更广袤的国土。 上蔡只有一个文楼，河南只有一个上蔡，中国只有一个河南，但艾滋病恶魔的足印却不只印在文楼、印在上蔡、印在河南的土地上。 我国农村“艾滋病人群”究竟有多大，甚至概貌如何，其生存现状怎样，这一连串问题正是我们要说的关于河南之外的话题。但是这些话题却与艾滋病有关。 目前已有的艾滋病疫情报告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信息： 我国实际感染艾滋病的总人数超过６０万；截至２００１年９月底，全国３１个省、区、市累计报告发现的２８１３３例ＨＩＶ感染者中，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地区，年龄１５—４９岁者占９３．９％，男女比例４．６：１。根据各地的有关资料显示，已发现的感染ＨＩＶ的农民，多数文化水平偏低，健康保护意识淡漠，生活状况不佳，其中相当多的人生活非常贫困。 山西省闻喜县也是一个非法采血泛滥导致艾滋病疫情严重的重灾区之一。为了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健康报》记者郑灵巧对这一艾滋病疫情高发地区进行了采访，记者耳闻目睹了ＨＩＶ感染者和ＡＩＤＳ患者艰难的生活处境和现实的生存危机。 一位４０岁的父亲，几年前发现自己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钱医治，而且他还是家里惟一的劳动力。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带着早已被艾滋病病毒传染上的身体骑自行车奔行几十里，为一家企业打工装石头，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中午只吃一点干粮喝几口凉水，晚上还得赶到另一家企业上班。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是个病人，而且是一个艾滋病人，他想得最多的是，上中学的儿子学费还差多少，也已患病的妻子的药费还够不够。 闻喜的另一个艾滋病感染者今年３７岁，他知道自己得的啥病，谈到自己的病，他说：“反正没救，还治疗它干啥呢？家里没有什么家底，日后妻子儿女还得活下去呀！”这位朴实的山西农民为自己走后的家画好了蓝图：“不能因为我的病把现在这个家拖垮，我走了家境不至于太惨，那样或许还有人愿意再娶妻子，共同抚养孩子，让孩子有饭吃，有衣穿就行。如果给我治病把家治垮了，我走后妻子也没人娶了，那时候妻子儿女怎么办？”三个月后，这位农民闭眼离开了他不愿意离开的世界。 在闻喜还有一位３８岁姓杨的农民，家境非常贫寒，自己因为卖血感染上了艾滋病，一家老小五口人，老父老母年事已高，而且也长病在身，一个瘫痪在床，一个患有精神病，妻子也患了重度贫血，不能干活，女儿还小，目前尚在读小学。全家只有他能干活，勉强维持全家人的生存，给父母、妻子治病都相当困难，就别说给自己治病了。“我不担心我的病，死了也就死了，我最担心的是我死了以后，这个家庭又该怎么活？！” 在全国很多省市尚未发现艾滋病疫情时，云南瑞丽就发现了大量静脉吸毒者感染了ＨＩＶ，几年来已陆续发现艾滋病发病和死亡。在１９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