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中国艾滋病调查报告-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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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爸爸。 “咳嗽，发烧，是感冒吧！”爸爸无可奈何地说。 “爸，你也在咳嗽，你也在发烧，你怎么不去医院治一治呢？” “我这里有药，”爸爸从抽屉里找出一包止痛片来，“医院里还不都是开的这些药！” “爸，我知道妈妈得啥病死的，你不去医院检查，我不上学了！” “傻丫头，你都听外边瞎说了些啥呀？再说，就是我去医院检查了，也知道了得的啥病，咱们家又哪来那么多钱治啊！” 又过了些日子，省里有医生又来村子里了，豆豆把几个医生引进了家里。 爸爸接受了检测，结果同豆豆妈妈一样，爸爸也是一名艾滋病患者！ 豆豆又失学了。尽管学校还是给她免了学费，尽管刘老师还是答应为她支付书本费，但豆豆要救爸爸，豆豆要给爸爸跑医跑药，豆豆要给爸爸端茶递水。更重要的是，豆豆要在自己的地里种些蔬菜瓜果，成熟后挑到城里去卖，换些钱来支撑起这个破碎的家。 这一年，豆豆只有１３岁。 １３岁的生日刚过没几天，爸爸的病又犯了，而且来势凶猛。３０多岁的汉子下床走路都艰难，豆豆只好借来一架木板车，拖着爸爸进城看病。 几天之后，医生把豆豆叫到一边，留下一句冰冷的话：“艾滋病，晚期，治也没用，你还是把他拖回去吧！” 虽在意料之中，但极不愿意看到的现实，还是疾风暴雨般朝豆豆迎面吹来。 “医生，你不能救救我爸爸吗？”豆豆噙着泪水追赶着医生。 医生回过头，双手一推：“我们这儿没办法，要治也得去北京。” 豆豆知道去北京的路好远好远，好长好长，凭她稚嫩的肩头，怎么也不能把爸爸扛去北京的。 只有回家。回家不久，豆豆与爸爸有过一次谈话—— “爸爸，你跟妈妈的艾滋病究竟是怎么得来的？” “人家都说它是洋病，脏病，风流病，可你爸爸妈妈从来都是一个正经人呀！” “这我相信。” “医生说这病输血卖血也可能得，我跟你妈妈都卖过血呀！” “为什么你们要卖血呢？” “供你读书呀！” “读书——？！”爸爸的话像一根针刺进了豆豆的神经中枢，她那幼小的心开始了一阵又一阵痉挛，老半天才说了一句话，“早知道这样，我就当一辈子农民！” “豆豆！”爸爸有些生气了，“当农民也要有文化啊！你不能像你爷爷奶奶和我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呀！” 豆豆哭着、喊着：“也不能让你们丢了生命供我读书啊！”说完，豆豆“哗啦——”一声把书包里的书啊本啊笔啊倒出来扔了一地。 “豆豆，你疯啦！”爸爸伤心至极，惨然倒在地上。 豆豆这才知道自己闯了祸，急忙扑向爸爸：“爸爸——” 爸爸缓过气来，指了指满地飞扬的书本：“你，你……” 豆豆把爸爸艰难地扶到床上，一边拾掇地上散乱的书本一边抽泣着：“爸爸，我错了！往后……我，我要好好……读书！” 爸爸笑了笑，问：“豆豆，今天的课文你背了没有？” 豆豆点了点头：“爸爸，我给你背行不？” 爸爸眨了眨眼睛：“你……你背……背了就行——” 豆豆当着爸爸的面，开始背诵《一个村庄的故事》。豆豆的声音那么稚嫩，那么忧郁，似乎浸着泪水： “在一片河坡上，早先有一个很像样的村庄。村子里住着几十户人家，家家户户都有一两把锋利的斧头。谁家想盖房，谁家想造犁，谁就拎起斧头到山坡上去，把树木一棵棵砍下来。就这样，山坡上出现了裸露的土地。……不管怎样，河坡上家家户户靠着锋利的斧头，日子过得还都不错。 “……然而不知过了多少年，多少代，在一个雨水奇多的８月，大雨没喘过气儿……可是，小村庄却被咆哮的洪水不知卷向了何处。 “什么都没有了——所有靠斧头得到的一切，包括那些锋利的斧头……”
教授的难言之苦
因为非法采血，河南成为中国的艾滋病大省。 一位河南人——河南中医学院年届７５岁的高耀洁教授为自己同胞遭受艾滋病恶魔的侵凌与蹂躏奔走呼号整整５年之久，她的足迹几乎遍及河南各艾滋病高发地区，编写散发防治艾滋病材料数十万份，耗尽了自己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１０多万元钱，小女儿还因为她“防艾”宣传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丢掉了河南一家医院的工作，不得不与老父亲一起远走加拿大。这样一位让人感动，冲锋在防艾第一线上的斗士，却历尽艰辛，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一些人甚至认为高教授四处奔走进行防艾宣传是揭了河南的疮疤，有损河南的形象，视教授为不受欢迎的人，对她的行为进行限制或者进行各种各样的刁难。 艾滋病泛滥成灾是老教授的切肤之痛，欲盖弥彰地阻止“防艾”宣传更是老教授的难言之苦。 高耀洁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吴晨光的采访时，曾向记者倾诉了两件她“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事情，其中一些反常现象让她百思不得其解： １９９９年，高耀洁被评为国家###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但不知什么原因，高耀洁教授却没有亲赴北京领奖，尽管郑州与北京之间并没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老教授去北京领奖的事还是被人为地拦阻住了。 后来有内部人士告诉高耀洁，没有让高耀洁去北京，是怕她到了北京，见到了中央领导谈河南的艾滋病情况。认为高耀洁的“防艾”宣传是瞎折腾，给河南人脸上抹黑。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日，世界艾滋病日当天中午，郑州电视台请高教授做了一个“防艾常识”讲座。仅仅过了几个小时，一位领导就找高耀洁问罪来了。 这位领导似乎很关心高教授：“耀洁呀，这是为了爱护你，艾滋病不是啥好病。厅（河南卫生厅）里说了，河南至今没有发现一例艾滋病人。” 这位领导在厚颜无耻地公开撒谎！ 中央电视台就曾报道过根据河南省卫生部门（应该不是省卫生厅吧）统计的数字：自１９９５年以来，文楼村（还仅仅是河南的一个小小的村庄！）经确证的艾滋病患者死亡８例，初筛阳性死亡２２例。怎么说没有一例呢？就是这位领导当着高耀洁教授说假话的时候，老教授兜里还揣着一张纸条，上面有１２名艾滋病人的姓名和住址呢！ 此后，对高耀洁的“防艾”宣传阻力一步步增大。 ２０００年８月，《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采访了高耀洁，并对河南省的艾滋病疫情进行了调查。调查到的相关情况，经该刊向社会报道后，在河南，在全国反响很大，如同捅了马蜂窝，一些人坐不住了，某领导看了《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后勃然大怒：“高耀洁擅自向记者提供有关艾滋病疫情的资料，以后不准再接受记者采访！” 家丑不可外扬。都什么年代了，还是这么一副背着牛皮不认赃的霸道嘴脸！ 在河南省卫生行政部门内部，对艾滋病疫情的封锁也是众所周知的事，甚至对高耀洁教授的封锁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高耀洁谈到这样一件事：那是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９日，河南省卫生厅一位处长到高耀洁教授家办事，那位处长俨然当年地下工作者进联络站一样警惕地四下望了望，然后紧张地对高教授说：“你见了卫生厅的人，可千万别说我来过。”当高耀洁同这位处长谈起艾滋病的严重性时，处长如同触摸到ＨＩＶ那样恐怖：“不敢说！不敢说……” 为了表彰高耀洁教授在防治艾滋病方面的突出贡献，世界卫生大会将２００１年度“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Ｍａｎｍ健康奖”颁发给了这位在艾滋病疫情泛滥成灾地方涌现出来的“防艾”斗士。这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河南人的骄傲，可是在河南——中国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骄傲却成了高教授挥之不去的烦恼和苦恼。 烦恼何来？苦恼何来？高耀洁教授面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尽诉衷肠—— 新闻周刊：获悉得奖之后，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高耀洁：我只有一种预感，可能去不了美国领奖。 新闻周刊：为什么？ 高耀洁：上面的阻力大。我的领导，上到河南卫生厅，下到我退休前所在的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一直不赞成我对河南艾滋病的防治与宣传。 新闻周刊：领奖真的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高耀洁：对。５月８日上午，河南中医学院一位领导找到我，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高老师，我看这个奖你还是不要去领了。”听到这话，我很恼火，但我知道，这种事情我自己做不了主，就说：“既然领导这么决定，那不去就不去了。” 第二天，我到省妇联去领稿费——稿费是我用于补贴艾滋病投入的主要经济来源。妇联的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告诉我：“去与不去，不是个人的事，你必须和省里打招呼。”省领导倒表示支持。 新闻周刊：事情出现了转机？ 高耀洁：根本没有。虽然省领导支持我出国领奖，可办手续的时候，又受到了单位的阻挠。出国证明需要一个我的档案所在地——第一附属医院的公章，但到了５月１５日，这个章还没盖下来。 ５月１６日晚，河南中医学院的几个领导一起来到我家。他们催促我表态：“高老师，你就说你不想去领奖。”我说：“这个态我不能表！谁说我不愿意去领奖？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你们不想给河南丢面子。如果我一去领奖，全世界都知道河南的艾滋病情况很严重了，某些人会为此而担责任，他们平坦的仕途就会受到阻碍。” 他们一再劝说我，但我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去，那我就不去；但让我自己说不去，绝对不行。” 新闻周刊：如果这次领奖之路没有成行的话，会有什么损失？ 高耀洁：如果能去，可以获得国外一些资金支持，钱对于河南的艾滋病人来说太重要了。 新闻周刊：那您估计您还能出国吗？ 高耀洁：现在不好说。他们告诉我再等几天。但我的最后期限是５月２４日晚。因为美国驻华使馆通知我：５月２５日上午１０点必须到使馆科技处领签证。如果我赶不上５月２４日由郑州到北京的火车，这件事就成不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阻力？高耀洁自有她的一番说法： “因为怕我的宣传断了他们的升官之路。这在我和性病游医斗争时已经有了征兆。１９９８年，我揭开了河南街头性病游医的老底之后，河南省卫生部门的有关领导就受到了严厉批评。相比之下，艾滋病的危害肯定要比性病游医厉害得多，会死很多人的！所以一见真实情况传播出去，有关人员还能不负责任吗？” 一边是一人两人的升官之路，一边是千人万人的生命之路，孰重孰轻，我们的一些当权者应该用良心作答！ 。 想看书来
谁在掩盖事实真相
高耀洁教授的遭遇绝不是特例。 与她携手并肩战斗在“防艾”第一线的还有一位斗士——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科的桂希恩。桂希恩教授也是年逾花甲的人，但他不惜年老体衰，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前后１１次赴河南艾滋病疫区调查，自费为数百名患者作了血检，并在广大患者中间宣传有关防治艾滋病的科学知识。不仅如此，桂教授还自费购买了一批药物，到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文楼等地，为当地的ＡＩＤＳ患者送去了关爱与温暖。 就是这样一位被人民誉为“艾滋病村里的白求恩”的好医生、好教授，他在一些地方的行动甚至人生自由受到了威胁和限制。 ２００１年６月，当桂希恩教授携带价值一万多元钱的药品去河南上蔡县文楼村，给那里的艾滋病人提供治疗时，有人跳出来明里暗里警告桂教授“不要破坏当地的形象”，甚至恶狠狠地扬言：“再胡说八道，就给你点颜色看看！” 桂教授闻到了血腥味，他也知道一些人会下毒手的。虽然他光明磊落，心底无私，但文楼的百姓还是如同当年掩护八路军武工队一样把桂希恩教授藏了起来。为了尽快脱离虎口，免遭不幸，当地百姓把桂教授带来的药品分散藏在自己家中，夜深人静的夜半时分，又用摩托把桂教授送到西平火车站，一直护送他上了南下的火车。 临别时，桂希恩说：“我肯定还会再来，那批药品也应该尽快派上用场，那些病人急需帮助啊！” 红道白道都已出笼，文的武的也已亮相，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吗？河南一些地方爆发大规模的艾滋病疫情触目惊心的现实，靠红道白道文的武的极力掩盖，又怎么掩盖得了？！即使是那些ＡＩＤＳ 患者，死后其病因都被说成或被写成“怪病”、“不治之症”，但是河南一些地区卖血风潮几十年来长盛不衰的事实却是尽人皆知的，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的，之中潜伏的罪恶今天不爆发，明天也一定会爆发。一句流行的说法是，早暴露比迟暴露好。对于艾滋病这样的恶魔来说，早防治比迟防治好！ 翻开河南一些地区的卖血史，我们会看到饥饿、贫穷驱赶着成千上万的人践踏出来的一条血路…… 自文革后期开始，河南驻马店、周口地区以及相邻的安徽阜阳一带，就滋生了以卖血为生的“行业”。当时卖血人不太多，还没有形成一股潮流，但对以后形成卖血风潮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当时靠挣工分吃饭的农民，在人民公社的旗帜之下，要想挣一分两分钱，却是资本主义行为，总会被一刀剁掉。只有血液是自己的，出卖几百毫升几千毫升属于自己的血液好像与资本主义无关，似乎还为社会做了一点“救死扶伤”的贡献。于是，没有人过问，也没有人拦阻，更没有想到怎么管理，以至于几年之后酿成汹涌的血潮，十几年后酿成惊天血案！ 尝到了甜头，卖血的人开始多了起来，这支卖血大军也就应运而生。 到了８０年代初期，卖血的农民渐渐增多，尤其是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这支鲜红的卖血大军像潮水一样漫卷中原大地。当时豫东、豫南血站密布，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