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事沉思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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吝金帛悬购，而猾贾市丁，任意穿凿，凿空凌虚，几于说梦。昔人所谓李斯狗枷、相如犊鼻，直可笑也。”［29］明中叶后，江南地区竟出现了专门伪造历史、胡编家谱的“作家”。有个叫袁铉的人，“绩学多藏书”，但却是个穷光蛋。为了发财，他在苏州专门给人编族谱，“研究汉唐宋元以来显者，为其所自出。凡富者家有一谱，其先莫不由侯王将相而来，历代封谥诰敕、名人序文具在。初见之甚信，徐考之，乃多铉赝作者”。［30］这样捏造历史，实在是弓虽。女干历史，在史料里埋下无数钉子。明末，江南还出现了以招摇撞骗为啖饭之道的“神童”。当时，专门有人教儿童写大字，背几首诗，其他皆茫然不知，然后到处打着神童的旗号，所谓写字作诗，出入官府，官儿们夸上几句，就成了逢人便炫耀的资本，身价也就高了起来，以至“累月而至千金”。无怪乎明末思想家黄宗羲把这些神童列为晚明社会病态的七怪之一，痛斥上述教育法是“以教胡孙禽虫之法，教其童子，使之作伪，将奚事而不伪”。［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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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3）
三
上述流氓的横行，流氓意识的侵蚀，对社会的危害，是不容低估的。但是，对明朝社会危害更严重的，是明朝政治的流氓化。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曾谓：“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32］其实，从更准确的意义上说，朱元璋是圣贤、豪杰、流氓之性兼而有之。朱元璋早在坐上大明帝国第一把交椅之前，就以曾拿儒生的帽子撒尿，登上大宝后即屠戮“功狗”，以颇有些流氓气的汉高祖刘邦为效法的楷模。［33］但仅就流氓气而论，朱元璋比起刘邦来，实在是更胜一筹。
不讲信义，翻脸不认账，心狠手辣，是所有流氓——特别是政治流氓的本性。屠杀、迫害当年打江山时与自己生死与共、赴汤蹈火的功臣宿将，是这种流氓本性的大暴露。刘邦杀功臣，主要杀了韩信、彭越，而朱元璋则先后制造胡惟庸、蓝玉大狱，胡狱族诛至3万余人，蓝狱诛至15000余人，功臣几乎一网打尽。这种史无前例的滥杀屠戮的行径，正如赵翼所指出的那样，“……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34］当年以曾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而名重一时的老谋士朱升，早在朱元璋称帝后的次年三月，“即老归山”，要求重返林泉时，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特地致书挽留，说什么“先生文学德誉，圣君所知，实儒流之老成，国家之重望……岂宜高蹈丘园，独善而已哉”，［35］而这位力劝朱升不要退隐的李老元勋，自己的下场又如何呢？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将李善长扯到胡惟庸案中，假托星变，需杀大臣应灾，杀了他（当时已是77岁的老人！）和妻女弟侄家口70余人。事后，著名才子解缙上书为李善长辩诬，［36］驳得朱元璋无话可说，但被冤杀的善长一家，早已是“血污游魂归不得”了！
解缙像给知识分子挂黑牌，更是朱元璋的一大发明。事情的原委是：元顺帝有一头大象，宴群臣时，能拜舞，堪称善解人意。元亡后，朱元璋将此象运到南京，“设宴使象舞，象伏不起，杀之”。看起来，似乎是大象甘愿给元朝殉葬，斯亦奇矣。朱元璋想起元朝旧臣、投降明朝后任翰林侍讲学士的老知识分子危素，遂下令“作二木牌，一书‘危不如象’一书‘素不如象’，挂于危素左右肩”。［37］这种污辱人格、令斯文扫地的丑恶行为，难道不是十足的流氓行径吗？
上行下效。朱元璋的某些子孙——也就是藩王，也是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早在洪武初年，封在山西不久的晋王朱，即威逼民间子女入宫，不中意者打死，烧成灰，送出宫外；对宫女滥施酷刑，有的被割掉舌头，有的被五花大绑，埋于雪中，活活冻死；将七至十岁的幼男阉割150多名，伤痕尚未痊愈，就令人运到府内，致使多名幼童死亡。崇祯末年，南昌宁藩的恶少，更“辄结凶党数十人，各为群，白昼捉人子弟于市，或剥取人衣，或相牵讦讼破人产，行人不敢过其门巷，百姓相命曰鏖神”。显然，这些人已完全堕落成有组织、有计划为非作歹的流氓团伙。
明代政治流氓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动辄在堂堂金銮殿里以棍子殴打大臣，这就是所谓“廷杖”。诚然，廷杖前朝也曾出现，但明朝却把这种污辱大臣人格的酷刑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朱元璋到朱由检，被打得屁股血肉横飞（有的人当场毙命）的大臣们的凄厉呼号声不绝于耳，从正德时起，更规定大臣被廷杖时必须脱去衣服，有些大臣因此调治几个月还起不了床，有的落下终身残疾。就此而论，明朝可谓以廷杖始，也以廷杖终。
明代政治流氓化，导致了严重后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即为流氓政治化。如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年轻时本来就是肃宁县吃喝嫖赌样样来、成天与一帮无赖鬼混的流氓，后来赌输了大钱，还不起，走投无路，才自行阉割，进宫当了太监。但正是这样的流氓无赖，却在天启年间掌握了国家大权，专权乱政，称九千九百岁，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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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4）
1989年3月18日于京西
（《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3期）注释：
［1］顾起元：《客座赘语》卷4。
［2］谢肇淛：《五杂俎》卷3。
［3］［16］［19］李乐：《见闻杂记》卷10。
［4］谢肇淛：《五杂俎》卷5。
［5］郑钦：《伯仲谏台疏草》卷下。
［6］陈善等修：《杭州府志》卷19，“风俗”。
［7］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
［8］范守己：《曲洧新闻》卷3。
［9］佚名：《民抄董宦事实》。
［10］沈蔡：《紫堤村志》。
［11］陈善等修：《杭州府志》卷19，“风俗”。
［12］《启祯记闻录》卷1。
［13］许自昌：《樗斋漫录》卷12。
［14］郑晓：《今言》卷4。
［15］江进之：《雪涛小书》，第113页，国学珍本文库第一集。
［17］焦竑：《玉堂丛话》卷8。
［18］吴履云：《五茸志逸》卷7。
［20］田艺蘅：《留青日札》卷9。
［21］路工：《访书见闻录》，第321页。
［22］石成基：《传家宝》三集，卷8。
［23］嘉靖《姑苏志》卷13。
［24］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卷3。
［25］吴履云：《五茸志逸》卷1。
［26］《明经世文编》卷62。
［27］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5。
［28］《大雅堂订正博识》卷6。
［29］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5。
［30］刘昌：《悬笥琐探》。
［31］黄宗羲：《南雷文集》卷10。
［3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6。
［33］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2。
［34］赵翼：《廿二史札记》，“胡蓝之狱”。
［35］朱升：《朱枫林集》卷10。
［36］《解学士全集》卷首，《年谱》。
［37］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说酒与明朝社会
一、酒与皇帝
在明朝皇帝中，不饮酒的，一个也没有。因此，宫廷酿造或采买以及各地上贡的名酒，构成五花十色的“系列”酒——御酒。有专门的机构叫“御酒房”，由宦官管理，设提督太监一员，佥书数员。“专造竹叶青等各种酒，并糟瓜茄，惟干豆豉最佳，外廷不易得也。”［1］
宫中自酿的美酒，如“满殿香”、“内法酒”，据万历时品尝过的顾起元（1565—1628）说，“色味冠绝”。［2］但看来这也是见仁见智，明清之际的宋起凤则认为：“旧日禁中内造，杂薏苡为酿，色白，味冽。多饮败脑，苦曲糵胜也。”［3］内法酒有个总的名称，叫长春，分甜、苦两种。具体的酒名，除前述竹叶青、满殿香外，还有金茎露、太禧白等。太禧白色如烧酒，彻底澄莹，浓厚而不腻，被视为绝品。金茎露，孝宗初年才有配方，清而不冽，醇而不腻，味厚而不伤人，有人誉之为“才德兼备之君子”。［4］崇祯皇帝很喜欢饮金茎露、太禧白，将之命名为长春露、长春白，宫中也就不再称金茎、太禧了。有首宫词说：
法酒清醇酿得工，尊罍亦自畅皇风。
太禧白与金茎露，不若长春是混同。［5］
平心而论，帝王居九五之尊，富有四海，能够运用至高无上的权力，搜集佳酿配方，调来最优秀的技师，总的来说，大内之酒，自是小民所酿不能望其项背；惟其如此，宫中制酒的配方，偶尔传至民间，莫不视为珍宝。高濂藏有“内府秘传曲方”，现转录如下：
白面一百斤，黄米四斗，绿豆三斗。先将豆磨去壳，将壳簸出，水浸，放置一处听用。次将黄米磨末入面，并豆末和作一处。将收起豆壳浸水，倾入米曲豆末内，和起，如干，再加浸豆壳水，以可捻成块为准，踏作方曲，以实为佳，以粗桌晒六十日，三伏内做，方好造酒。每石入曲七斤，不可多放。其酒清冽。［6］
我想，今日酒家有兴趣者，不妨一试。
皇帝毕竟是皇帝，其举手投足，往往影响整个国家、社会。以饮酒而论，如普通百姓，即使发起酒疯来，多半是在家门中闹些小风波而已。而皇帝嗜酒，则有可能败坏国家大事。因此，大臣往往向皇帝进谏，劝其节酒。如李贤（1408—1466）在给代宗朱祁钰（1428—1457）的《上中兴正本疏》中，即提出：“夫宴乐乃害心之鸩毒，酒色实伐性之斧斤。伏望陛下以前代圣贤之君为法，绝去嗜欲之私，养其清明之德，以斯民未被其泽为忧，以天下未得其宁为念。”［7］而对于大臣，皇帝更不会允许他们溺于酒海，严重的，将被枷号示众，甚至革职。对于此事，有明一代皇帝中，以宣宗朱瞻基（1397—1435）抓得最紧。他鉴于“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继败”，专门撰写了《酒谕》。这是明代酒史中很有价值的文献，引了《周礼》、《书经》及古圣贤的明训，说明酗酒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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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酒与皇帝（1）
天生谷麦黍稷所以养人，人以曲糵投之为酒，《周官》有酒正，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齐之名、三酒之物，以供国用。《书》秬鬯二卣曰明禋，《诗》既载“清酤赉我，思成以享”，祀神明也。“厥父母庆，洗腆致用酒”，以事亲也。“岂乐饮酒”，以燕臣下也。“酒醴维幔靡源蠖贰保磅Ь朴醒埽侄褂屑保喔感旨芭笥压示梢玻杂弥笳撸脐驴煞虾酰慷笫赖⑹扔诰疲笳咄龉ド恚≌甙艿路鲜拢破淇捎泻酰孔源笥硎枰堑医涓示疲商乐恋垡邑韪页缫耐酢⑽渫踅涑枷略弧拔抟途啤保弧暗陆拮怼保弧案罩朴诰啤保鬃友浴安晃评А保掷裼幸幌装侔荩辉蚓脐挛豢捎性眨糠蚍蔷莆抟猿衫瘢蔷莆抟院匣叮┙魇ト酥涠裰恃桑跗淇梢病＃�8］
显然，这篇历史文献中所引孔子的名言“不为酒困”等明训，以及宣宗说的“耽嗜于酒，大者亡国丧身，小者败德废事”，即使在今天，仍然不失为是长鸣的警钟。诚然，今天的世界比古代复杂得多，因嗜酒亡国，不可能再发生。但是，澳大利亚的土人，有钱即买酒，有酒则必痛饮而至于酩酊大醉，从早到晚，几乎全泡在酒中，人们正担心这些土人，将因嗜酒而导致绝灭种族。这与我国殷人嗜酒而亡国，如出一辙。谁能料到，“殷鉴不远”，却在澳洲当今之世？
当然，反对“耽嗜于酒”，绝对不等于禁酒。对于臣下的适当饮酒，皇帝不但不反对，有时还十分关心。如生性宽厚平和的孝宗朱祐樘（1468—1505）曾经问一内侍：“今衙门官，每日早起朝参，日间坐衙，其同年同僚与故乡亲旧亦须燕会，那得功夫饮酒？”内侍回答：“常是夜间饮酒。”孝宗听后忙说：“各衙门差使缺人。若是夜间饮酒，骑马醉归，那讨灯烛？今后各官饮酒回家，逐铺皆要笼灯传送。”［9］从此，形成定制，北京、南京都一样，虽风雪寒冷之夜，“半夜叫灯，未尝缺乏”。应当说，像孝宗这样关心体贴臣下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事实上，皇帝用于赏赐的酒，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在明朝典礼中，每宴必传旨：“满斟酒。”又云：“官人们饮干。”李东阳（1447—1516）有诗谓：“坐拥日华看渐近，酒传天语饮教干。”此外，还有一种在元杂剧、《水浒》、《金瓶梅》中出现过，在今人看来似乎名称怪异的“头脑酒”。史载：“故事，自冬至后至春日，殿前将军甲士赐酒肉，名曰头脑酒。”［10］喝这种酒，目的在于御寒。在明朝史料中，有关“头脑酒”的记载，寥寥无几，基本上没有超出天启年间朱国祯所记录的范围：
凡冬月客到，以肉及杂味置大碗中，注热酒递客，名曰头脑酒，盖以避寒风也。考旧制，自冬至后至立春，殿前将军甲士皆赐头脑酒，祖宗之体恤人情如此……景泰初年，以大官不充，罢之。而百官及民间用之不改。
瑞州敖宗伯铣与吴宗伯山姻，家相近。敖豪饮大嚼，吴方初度，具冠服过，觞之。及门已苦饥矣，吴戏出句，欲敖对就，方具酒。句云：“暖日宜看胸背花。”敖应声曰：“寒朝最爱头脑酒。”一笑，共饮，极欢。［11］
从朱国祯的记载可以看出，在明朝，从官府到民间，“头脑酒”是相当风行的。而在江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