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事沉思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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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给一些故宫内的建筑带来不安全的因素，同样是荒唐至极的。
◇。◇欢◇迎访◇问◇
第16节：明代宦官与故宫（4）
明代宫殿火灾次数之多，焚毁的损失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宦官的玩忽职守所致。有些灾变，事先往往有先兆，如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十九日，三殿门楼灾，延及西省，累朝典章，焚毁过半。而在此前的十余日，“群鼠昼出，纵横满堂，层累如积，略不畏人，可以探而得之……火之先兆乃尔”。［33］但显然并未引起宦官的警觉。更有甚者，天启四年（1624）宫殿火灾，“诸内官适以是日开宴，醉饱酣卧，御前防卫仅三人”。［34］这就不可能及时去扑灭火灾了。更有甚者，有的宦官竟堕落成纵火犯。如弘治二年（1489）礼科都给事中韩重等，以灾异言四事，其中的一条，便是揭露“内官范麒麟，既盗库物，又纵火烧库”。［35］这并非是个别的例子。史载：“内府盗窃，乃其（指宦官）本等长技”，及至偷的太多，惟恐事发问罪，就干脆放火灭迹。如嘉靖四十五年（1566），供用库大管库暨盛及其同伙卢添保，谎报失火焚去香料188000余斤，后来被司礼监少监何进揭发，由给事中张岳等奉命严查，终于搞清楚所焚并非香料，而是暨盛与商人李钦等内外勾结，盗卖了香料后放火灭迹。［36］故宫历次火灾与宦官纵火犯的关系，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此外，某些宦官怂恿皇帝在宫内搞违章建筑，破坏了紫禁城严谨的格局，这也是很荒谬的。最严重的当推正德时期。史载：“左右近幸献谄希恩，内起新宅、佛寺、神庙、总督府、神武营、香房、酒店”，简直是乱七八糟，直到嘉靖改元，才“拆毁改正”。［37］但是，嘉靖皇帝后来又重蹈覆辙，在宫内宫外盖了不少离宫。以西苑而论，隆庆改元后，下令将这些违章建筑统统拆毁：“空地柱础台阶皆为瓦砾。”［38］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1990年10月11日于京西八角村
（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营缮纪》第43—51页，
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注释：
［1］赵翼：《廿二史杂记》卷5。
［2］光绪《青浦县志》卷18，《人物二》。
［3］许自昌：《樗斋漫录》卷12。
［4］郑仲夔：《偶记》卷1。
［5］参见田艺蘅：《留青日札》卷21；《金瓶梅词话》第2册，第827页。
［6］《明通鉴》卷19。
［7］刘若愚：《酌中志》卷16。
［8］《明史？冯保传》。
［9］［11］《酌中志》卷22。
［10］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10。
［12］申时行等修：《明会典》卷166。
［13］贺凤山：《冬官纪事》，第5页，见《宝颜堂秘笈》普集第七。
［14］《万历野获编》补遗，卷4。
［15］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上。
［16］孙承泽：《天府广记》卷5。
［17］朱长祚：《玉镜新谭》卷3。
［18］《酌中志》卷14。
［19］秦兰征：《明宫词》。
［20］《酌中志》卷17。
［21］《明史》卷304，阮安传。
［22］查继佐：《罪惟录》卷29。
［23］钱溥撰：《明故南京司礼监左监丞梁公寿藏铭》。（文物）
［24］李永通撰：《明故内官监太监陈公墓志铭》。（文物）
［25］秦兰征：《明宫词》。
［26］《五杂俎》卷3。
［27］《文饭小品》卷1。
［28］刘麟：《清惠集》卷6。
［29］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官考九》。
［30］王元翰：《凝翠集？稽积弊以裨实用疏》。
［3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9。
［32］《冬官纪事？叙》。
［33］孙能传辑：《剡溪漫笔》卷3。
［34］秦兰征：《明宫词》。
［35］谭希思：《明大政纂要》卷35。
［36］参阅拙著（与杜婉言合撰）《明朝宦官》第54页。
［37］郑晓：《今言》卷2。
［38］于慎行：《谷山笔麈》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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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1）
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
《金瓶梅》插图，流氓草里蛇作恶状。一般说来，流氓是游民阶层的产物，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流氓的队伍会不断扩大。这是因为，一方面，部分游民进入城市，无正当职业，只能以歪门邪道糊口；另一方面，城居地主、权贵的增多，使某些爪牙、鹰犬之流，背后有了靠山。以明代而论，流氓闹得凶的，是成化以后，嘉靖、万历时期，更是猖獗一时。这正与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如影随形：成化以后出现了一大批城镇；嘉靖、万历时期，封建的都市经济生活更日趋繁荣。流氓及流氓意识，给明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打上了很深的烙印。
一
明代的流氓，不仅成群结队，人数众多，并且有他们自己的组织。有的以所纠党徒人数作为绰号名称，如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有的以手中的武器作为绰号，如棒椎、劈柴、槁子等。这些人“犯科扦罔，横行市井”，“赌博酣，告讦大抢，闾左言之，六月寒心，城中有之，日暮尘起”。［1］真是无所不为，为害一方。近代武侠小说中，经常描写明清时的丐帮，这是有历史依据的。以北京而论，时人曾谓“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仅“五城坊司所辖不啻万人”。［2］这些乞丐，也是分成若干股，各有活动地盘。南方淮阳的丐帮，则宿于船中，四出活动。［3］这些乞丐“大抵游手赌博之辈，不事生产”，［4］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干着流氓勾当。万历初年，北京城内有个流氓团伙，“结义十弟兄，号称十虎，横行各城地方”，其中的一“虎”，叫牛二，与《水浒》中横行街市的“没毛大虫”流氓牛二，同名同姓，耐人寻味。这个团伙的头子叫韩朝臣，是锦衣卫的成员。［5］在南方的杭州城内外，流氓“结党联群，内推一人为首”，［6］显然也是有组织的。万历年间，苏州还出现了专门打人的流氓组织“打行”，又名“撞六市”，“分列某处某班，肆行强横。”［7］“一人有不逞，则呼类共为抨抶，不残伤人不已。”他们打人有特殊伎俩，或击胸肋，或击腰背、下腹，中伤各有期限，或三月死，或五月死，或十月死、一年死，“刻期不爽也”。［8］其头目，今天有史可考的，有绰号“一条龙”的胡龙、绰号“地扁蛇”的朱观，“嗜枪如饴，走险若鹜”，“皆郡中（按：指松江）打行班头也”。［9］在明末清初，天下大乱之际，“打行”更是趁乱而起，在江南胡作非为，“小者呼鸡逐犬，大则借交报仇，自四乡以至肘腋间皆是也”。［10］
二
明代流氓的活动，五花八门，概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打：动辄无端拳脚相加，甚至使出闷棍，是流氓的家常便饭。如杭州的流氓，一遇到人命案件，就视为奇货，或冒充死者亲属，或强作伪证，横索事主酒食财物，“稍不厌足，公行殴辱，善良被其破家者，俱可指数”。［11］又如明末苏州有个叫陆孙九的人，其妻有文化，字也写得很好，有次偶尔写了一张招租房子的租票，贴在墙上，想不到被几个流氓看见，立即撕下，满嘴下流话。陆孙九愤而找这伙人算账，竟被这些流氓“登门毁器，排闼肆殴。其妻愤甚，遂自缢死”。［12］至于前述“打行”，更是赤裸裸地突出一个打字的流氓组织。
抢：在明代的江南，有“假人命，真抢掳”之谣。这是因为，一些流氓“平时见有尪羸老病之人”，藏之密室，然后找巨家富室，为了寻衅挑起争端，将藏于密室者杀死，却反诬是富家所为，打着索要人命、讨还血债的幌子，纠集其党“乌合游手无籍数百人，先至其家，打抢一空，然后鸣之公庭，善良受毒，已非一朝矣”。［13］嘉靖中叶，北京城中的流氓，甚至趁俺答入寇、京师危急之际，妄图大肆抢劫。史载：“时京城诸恶少凶徒，往往群聚，言内外文武大臣家积金银数百万，虏即近城，我等放火抢诸大臣家。”［14］
讹：讹诈、耍无赖也。这是小股的、单个活动的流氓经常采用的伎俩。明人小说《西湖二集》卷20《巧妓佐夫成名》，描写南宋故事，实际上反映的是明朝的现实，其中述及杭州的流氓：“还有那飞天光棍，装成圈套，坑陷人命，无恶不作，积攒金银。”“飞天光棍”这四个字，便使人不难想见他们所干的勾当。再举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有个流氓年终时，无钱过年，其妻急得团团转，问他怎么办，流氓说，我自有办法。刚好看到一位篦头师傅从门前过，便喊他进门理发，硬要这位师傅剃去眉毛，师傅照办，才剃去一边，流氓便大吵大嚷：“从来篦头有损人眉毛者乎？”这位师傅害怕见官，只好“以三百钱赔情”，流氓便用这笔钱筹办年货。其妻见他眉毛去一留一，觉得不顺眼，说：“我看你不如把眉毛都剃了，还好看些。”流氓置之一笑，说：“你没算计了，这一边眉毛，留过元宵节！”［15］更有甚者，有的流氓与其妻串通做成圈套，勾引别人上当，大肆讹诈，名曰“扎火囤”，又名“仙人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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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2）
骗：招摇撞骗、拐卖人口，是流氓的惯用手法。晚明有个流氓，自吹是包拯的后代，活了一百几十岁，“曾见阎王，放还”，谈话时，开口闭口说“我吃了王守仁狗骨头的亏，可憾，可憾”，［16］完全是活见鬼。还有人跑到一位名陈嗣初的太史家，自称是宋朝诗人林和靖的十世孙，这位太史请他读林和靖的传记，读至“终身不娶，无子”，此人顿时语塞。太史大笑，口占一绝以赠云：“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后代有孙儿。想君别是闲花草，未必孤山梅树枝。”［17］这真是绝妙的讽刺。据明朝人豫章醉月子选辑的《雅俗同观》记述：有卖驱蚊符者，一人买归贴之，而蚊毫不减，往咎卖者，卖者云：“定是贴不得法。”问贴于何处，曰：“须贴帐子里。”这真是个辛辣的笑话。而卖驱蚊符，这不过是小骗术而已。明末松江有位姓张的乡绅，平素好侠，有个流氓便投其所好，某日找上门去，腰间佩剑，一副侠客模样，手里提着“一囊，血淋淋下滴”，煞有介事地对这位姓张的说：“你的大仇我已经报了，囊中就是他的头。”张某欣喜若狂，当场借给他十万缗。可是，此人走后，张某解囊一看，囊中不过是一个猪头而已，此人也就再无踪影。无怪乎时人沈凤峰闻而叹曰：“自《易水》之歌止，而海内无侠士千年矣，即有亦鸡鸣狗盗之徒！”［18］应当看到，这种披着侠的外衣的骗子，是很容易迷惑人的。前述的淮阳丐帮，骗拐幼女，罪恶累累。这伙人“善骗术，果饼内置药，幼儿女食之，哑不能言，即抱入舟，浮舟他去，人不得其踪迹。幼女长大，美者淫之，卖弃得高价。其丑者或瞎其目，或断其手脚指，教以求丐话行乞焉。乞所得不如数，痛责甚惨”。［19］如此丧尽天良的行径，令人发指。
更需指出的是，流氓染指经济领域，以及流氓意识对商品流通的侵蚀，导致种种欺骗、坑害顾客的行径迭相发生。如：用假银。正德时余姚人孙乙，“以假银去宁波买牛一头”，牛主拿了银子去纳官钱，被官府追究伪造银两之罪，“悔恨无及，因自缢死”。［20］又如：卖假药。明代杰出的讽刺作家陈铎，在《折桂令？生药铺》中写道：“助医人门面开张，杂类铺排，上品收藏。高价空青，值钱片脑，罕见牛黄。等盘上不依斤两，纸包中那管炎凉。病至危亡，加倍还偿。以假充真，有药无方。”［21］还有人曾作讽刺膏药诗谓：“还有一等好膏药，名唤金丝万应膏，其实有功劳：好处贴肿了，肿处贴不消，三日不揭起，烂做一团糟。”［22］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漫天要价，不着边际，也是典型的欺诈行为。在苏州，早在嘉靖时期，方志即记载：“市井多机巧……始与交易，必先出其最廉者，久扣之，然后得其真，最下者视最《金瓶梅》插图，流氓刘二在酒楼撒泼状。上者为价相什百，而外饰殊不可辨。”［23］再如：卖假酒、搀水。明末江西竟有人声称挖出很多陶渊明当年埋下的酒，“香美不可言”。［24］有的奸商，则往酒中搀水。明末有人曾作《行香子》一首，辛辣地嘲笑松江出的这种淡酒：“这一壶约重三斤。君还不信，把秤来秤，倒有一斤泥，一斤水，一斤瓶。”［25］光禄寺在招待外宾时，也公然“酒多搀水，而淡薄无味……非惟结怨于外邦，其实有玷于中国”。［26］在南方的名城杭州，“其俗喜作伪，以邀利目前，不顾身后”。早在宋代便风行种种捣鬼术，“如酒搀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贯水，织作刷油粉”，在明代，更是歪风愈炽，专以欺骗顾客为能事，以致当时民谚有谓：“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27］
《金瓶梅》插图，刘二醉打王六儿。还应当指出，流氓意识渗透到文化领域的恶果，使一些人醉心于弄虚作假，只知道在钱眼里翻跟斗。伪造文物、古董，十分突出。时人记载：“近日山东、陕西、河南、金陵等处伪造鼎彝、壶觚、尊瓶之类，式皆古法，分寸不遗，而花纹款式悉从古器上翻模，亦不甚差。”［28］明末的江南著名文人李日华更指出：“自士大夫搜古以供嗜好，纨袴子弟翕然成风，不吝金帛悬购，而猾贾市丁，任意穿凿，凿空凌虚，几于说梦。昔人所谓李斯狗枷、相如犊鼻，直可笑也。”［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