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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

明清史事沉思录-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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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色财气”一词,考其源流,汉代已有酒、色、财的说法,但直到宋代,才出现酒、色、财、气四字并连,[104]而成为人们口语中普遍使用的家常话,仍然是明朝的事。宁献王朱权撰杂剧《冲漠子独步大罗天》,其中有这样的描述:“〔冲漠云〕这厮好生无礼,怎敢这般捉弄我。〔做怒科〕……〔外末云〕却不道修行人除了酒色财气这四件,才做的修行人。你近日动不动便要打,怎么做得修行人。”[105]这是一例。又如:“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106]万历十七年(1589)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在奏疏中指出皇帝朱翊钧酒色财气俱全,病入膏肓,[107]是又一例。更值得注意的是,《警世通言》卷11《苏知县罗衫再合》描写一位李生看了一首痛骂酒色财气的《调寄?西江月》的题壁词后,“笑道:此词未为确论,人生在世,酒色财气四者脱离不得。若无酒,失了祭享宴会之礼;若无色,绝了夫妻子孙人事;若无财,天子庶人皆没用度;若无气,忠臣义士也尽委靡。”并和词一首:“三杯能和万事,一醉善解千愁,阴阳和顺喜相求,孤寡须知绝后。财乃润家之宝,气为造命之由,助人情性反为仇,持论何多差谬!”随后,酒色财气还化为四个美女。这充分表明,商人意识已渗透文学作品,对陈腐的道学气息是个有力的否定。   
  明朝商人的市语——也就是行业间说的行话,五花八门。田汝成载谓:“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促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也。有曰四平市语者,以一为忆多娇,二为耳边风,三为散秋香,四为思乡马,五为误佳期,六为柳摇金,七为砌花台,八为霸陵桥,九为救情郎,十为舍利子,小为消黎花,大为朵朵云,老为落梅风。”[108]局外人听了只能是莫名其妙。看来,此类市语在同行业之间流行,目的就是让外行人听不懂,便于捣鬼。《豆棚闲话》第十则,就曾经描写一个叫强舍的苏州闲汉,对山西人马才“连篇的打起洞庭市语,机哩嗗噜,好似新来营头朋友打番话的一般,弄得马才两眼瞪天,不知什么来历”。本想从马才身上捞一把,后被人揭穿,枉费心机。另一部小说描写有人把中药的名称全改了,如:“恋绨袍(陈皮)、苦相思(黄连)、洗肠居士(大黄)、川破腹(泽泻)、觅封侯(远志)、兵变黄袍(牡丹皮)、药百喈(甘草)、醉渊明(甘菊)、草曾子(人参)。如此之类,不过是市语暗号,欺侮生人。”[109]有些地名,也被另称,如谓陕西曰豹,河南曰驴,江南曰蟹,福建曰癞,四川曰鼠,[110]连食品也有种种特殊叫法,如称熏猪耳朵为“俏冤家”,[111]真不知从何说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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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明代商业文化初探(8)       
  明朝的江湖上流行大量黑话,主要是民间秘密组织、黑社会成员间使用的特种语言。但不能排除其中有一部分是商人使用的黑话。这不仅在于有的商人开的就是黑店,而且不少组织杀人越货、囤积居奇等勾当,都与商业活动密切相关。所谓“我家田地在江湖,不用耕兮不用锄。说话未完苗已秀,再谈几句便收租”,[112]分明地揭示出黑社会成员以非法手段在江湖谋生的本质。从《江湖切要》的记载看来,凡天文、地理、时令、官职……都有黑话,涉及商业的,同样是黑话连篇。如:市人:井通。贩子:不将人。典铺:兴朝阳。杂货店:推恳朝阳。茶:青老。白酒:水山。粥:稀汉。牛肉:春流。金:黄琴。银:硬底。卖假货:跳符恳。真货:实赞。有钞:热子。假钞:将肯。没生意:念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大概是明代商业文化中最有神秘色彩的部分了。   
  三、明代商业文化的历史地位   
  明代商业文化对明代历史起过积极作用;特别是其中的反主流因素,对明代的社会、文化,产生过进步影响。它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森严的封建礼教、以封建特权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制。对此,史学界的一些论著,已经从不同角度作了有益的探讨。[113]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论。我想强调指出的是,明代商业文化中最活跃的反主流因素是服装的变化,领导着当时新潮流,而这种新潮流的发祥地是苏州,以至形成一个新的概念“苏意”,这是值得注意的。   
  晚明宁波文人薛冈站在传统封建道德的立场,载谓:“‘苏意’,非美谈,前无此语。丙申岁,有甫官于杭者,笞窄袜浅鞋人,枷号示众,难于书封,即书‘苏意犯人’,人以为笑柄。转相传播,今遂一概希奇鲜见动称‘苏意’,而极力效法,北人尤甚。”[114]由此可见,统治阶级对文化中有新意的东西,开始总是敌视的,但禁止的效果,刚好适得其反,从反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苏州的商品,成了时髦的代名词,人们以拥有为荣。“苏样的百柱鬃帽”、[115]“苏做的扇子”,[116]以及各种小商品,贵重商品,[117]都受到人们的欢迎,开一代风气之先。“苏意”不仅影响北方平民,还影响皇室。史载,“熹庙之皇第八妹也,号乐安公主,善吴装”,[118]即为一例。诗人公鼒的《都城元宵典》也谓:“……白袷裁衫玉满头,短檐髽髻学苏州。侬家新样江南曲,纵是愁人不解愁。”[119]可见苏州服装、发式对京城的巨大影响。正是在苏州掀起的新潮流的推动下,各地服装迅速变革,使道学家们摇首叹息。时人余永麟载谓:“迩来巾有玉壶巾、明道巾、折角巾、东坡巾、阳明巾,衣有小深衣、甘泉衣、阳明衣、琴面衣,带有琵琶带,鞋有云头鞋,妇人有全身披风,全已大袖,风俗大变。故民谣云:头戴半假幞,身穿横裁布,街上唱个喏,清灯明翠幙。又云:蝴蝶飞,脚下浮云起,妇人穿道衣,人多失礼体。又云:一可怪,四方平巾对角戴。二可怪,两只衣袖像布袋。三可怪,纻丝鞋上贴一块。四可怪,白布截子缀绿带。秉礼者痛之,建言于朝,遂有章服诡异之禁。”[120]甚至男性崇尚女装,以大红大紫为贵:“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改得古诗一首:……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121]当然,这是就服装变化的大趋势而言的。必须指出,服装的变化,与人们喜新厌旧、物极必反有关。事实上,早在弘治年间,京城服饰已经开始变化,如:“弘治壬戌以后,人帽顶皆平而圆,如一小镜,靴履之首,皆匾如鲇鱼喙,富家子弟,无一不然,云自京师始,流布四方。衣下襞积至脐上,去领不远,所在不约而同,近服妖也。”[122]又如:“正德中年,京都士人忽以巾易帽,四方效之,贩夫走卒,亦有僭用者。”[123]只是这种变化,与在晚明时期“苏意”带动下出现的服装变革之风,还远不能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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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明代商业文化初探(9)       
  但是,在繁花似锦沸管弦的明代商业文化的背后,隐藏着不容忽视的虚假性。这是指:一方面,这种文化是消费性文化,食品、服装等占据主导地位,在生活消费品流通领域“流水泛碧波”,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很有限。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商业文化沾染流氓意识,从而进一步显示出明代商业文化的低层次。如往酒中掺水,甚至妄称卖的是陶渊明埋下的千年古酒,[124]在鸡肚中塞沙、在猪肉及鱼肉中注水、伪造古董及家谱、胡要价格[125]等等,伪字随处可见。这股歪风,在经济发达、商业文化最耀眼的杭州、苏州,反而有“大风吹倒梧桐树”之势,恰恰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人们形容杭州的不少商品弄虚作假是“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126]《豆棚闲话》第十则更一针见血地描述:“苏州风俗,全是一团虚哗。只就那拳头大一座虎丘山,便有许多作怪……即使开着几扇板门,卖些杂货,或是吃食,远远望去……倒也热闹齐整。仔细看来……都是有名无实的。一半是骗外路的客料,一半是哄孩子的东西。不要说别处人叫他空头,就是本地……数落得也觉有趣。”陈铎的《坐隐先生精订滑稽余韵》,描写行业达140种,其中涉及商贾铺户的,不少人都卖伪劣商品。[127]余风所及,3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沉渣的泛起。而制造假银,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当时的书坊,曾出版了一本专门教人辨识假银的书,[128]可见问题的严重。   
  至于明代商业文化中乞灵于鬼神、金银异化故事层出不穷、积重难返的窖银之风等等,大部分已为学界熟知,此处不枝蔓。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剖析明代的商业文化,我们可以看出,明代商业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以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和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及由此而导致的生活方式,虽然已发展到巅峰期,但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即使真的有资本主义萌芽出现,那也不过是雨丝风片,含有近代文明色彩的良辰美景,根本没有出现。相反的是,当我们回眸审视300多年前明朝莽莽苍苍的长空,所能看到的,依然是翻滚着难以驱除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阴云;在它的笼罩下,包括商业文化在内的所有文化,从本质上说,并没有也不可能越出传统的樊篱。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参天大树下,明朝商业文化中新的因素,只能是宛如在寒风中挣扎、摇曳的小草。即使不久揭竿而起的李自成等人,也没有——首先是不可能想到,改变这种历史命运。   
  (《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   
  注释:   
  [1]参阅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之《明代权贵经营的工商业》,人民出版社,1986年;黄冕堂:《明史管见》之《论明代商业资本的二重性》,齐鲁书社;1985年;王春瑜、杜婉言:《明朝宦官》第二章第二节:《明朝宦官与经济》,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   
  [2]参阅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下编之《屯地的占夺》,中华书局,1965年。   
  [3]王肯堂:《郁冈斋笔麈》卷2。   
  [4]曾羽王:《乙酉笔记》,见上海市文管会编《上海史料丛编》,1961年印。   
  [5]殷聘尹:《外冈志》,见《上海史料丛编》。   
  [6]黄省曾:《吴风录》,第3页,见《五朝小说大观》。   
  [7][51]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下,“日课”。   
  [8]参见本书拙作:《论明代江南园林》。   
  [9][89][99][117]李绍文:《云间杂识》卷2。   
  [10]阮葵生:《茶余客话》卷8。   
  [11][13][9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6。   
  [12][57]王燧:《青城山人集》卷8、卷3。   
  [14]秦兰征:《明宫词》。又:余怀《东山谈苑》卷5:“燕都……近日瓯闽滇粤之花悉至,园馆烂然”。   
  [15][67]路工编:《明代歌曲选》,第13、7页。   
  [16][19]《袁中郎先生全集》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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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节:明代商业文化初探(10)       
  [17]戴冠:《濯缨亭笔记》卷3。   
  [18]张潮:《虞初新志》卷10。   
  [20]林慧如:《明代轶闻》卷3。   
  [21][22][26][62][82]《五杂俎》卷11、卷3。   
  [23]《陶庵梦忆》卷4。   
  [24]焦竑:《玉堂丛话》卷8。   
  [2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1。   
  [27]谈迁:《枣林杂俎》中集。   
  [28]《列朝诗集》丙六,第31页。   
  [29][37]艾纳居士:《豆棚闲话》第三则。   
  [30]黄仁宇:《从〈三言〉看晚明商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7卷1期。   
  [31]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37。   
  [32]参阅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之《明代的富商巨贾》。   
  [33]据范烟桥著《茶烟歇》第10页“孙春阳”条载,此店“毁于洪杨之劫”。按:此书1934年由中孚书局出版,不易得,上海书店1989年据以复印。   
  [34]钱泳:《履园丛话》卷24。   
  [35]顾宪成:《小心斋杂记》卷14。   
  [36][116]抱瓮老人:《今古奇观》卷25、卷9。   
  [38]冯梦龙:《警世通言》卷22。   
  [39]清水道人:《禅真逸史》第九回。   
  [40]冯梦龙:《醒世恒言》卷20。   
  [41]《万历野获编》卷27,第681页。   
  [42]谢国桢:《江浙访书记》,第300页。   
  [43]薛冈:《天爵堂文集笔余》卷1。   
  [44]徐充:《暖姝由笔》,《说郛》本。   
  [45][47]《生绡剪》第11、13回。   
  [46]孔宪易校注:《如梦录》,第62页。   
  [48]《金瓶梅》,香港太平书局影印明刻本第1647页。   
  [49][50][52]陈良谟:《见闻纪训》第6、13、19页,《纪录汇编》本。   
  [51]钱五卿,钱尔熙:《鹿苑闲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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