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事沉思录-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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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螅肮た聘轮懈呦韬骸⒑擦衷杭焯至跏婪肌⑸僬彩潞腊玻⒏奈晡墓菁焯郑阕猿上缜略病薄＃�29］而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后，“大会群贼，戎马万匹，旌旗百里，诣米脂祭墓”。［30］“访求宗人，赠金封爵”。［31］上行下效。“凡秦人之为贼者，无不访宗族，修坟墓。”［32］李自成在北京甚至公开宣称：“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33］在这衣锦还乡、大肆扫墓、访求宗人的金鼓声中，以及“十燕未足易一西安”的声言中，我们仿佛看到了衣锦还乡的汉高祖刘邦在历史的坟墓中向李自成招手，农民起义领袖向封建皇帝蜕化的历史悲剧，再一次在我们的眼前重演。显然，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叱咤风云的农民英雄们，与古代历次农民战争一样，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打破家族宗法思想对他们的束缚，真正推翻封建族权这座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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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拟桃源”解（8）
三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以神道设教，用宗教迷信麻痹人民的反抗思想。明王朝利用各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在宣扬阴阳五行、君权神授、敬天法祖、祀神祭鬼、万事命定等方面，可谓竭尽全力。早在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即命令李善长撰《郊祀议》，鼓吹“‘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报天，夏至报地，所以顺阴阳之义也。……今当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则祀昊天上帝于圃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从祀。夏至则祀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从祀。’太祖如其议行之”。［34］仅从此郊祀之制，不难看出明王朝在宣扬天命论方面，如何费尽心机。而兜售天命论的各种所谓警语、格言，像噩梦一般缠着人们的头脑。什么“天道远，人道近，顺人情，合天理；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欺心，神目如电……人可欺，天不可欺，人可瞒，天不可瞒；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若问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问后世因，今生作者是”，［35］如此等等。毫无疑问，神权是套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另一根绳索。
过去，史学界有人认为明末农民战争与宗教没有发生什么关系，这是明末农民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说法并不妥当。马克思曾经指出：“那种生产组织，为劳动生产力的低级发展阶段，和物质生活创造过程中人与人间及人与自然间相应的狭隘关系所规定。这种现实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众宗教上了。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一般说来，只有到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已经在人面前表现为他们相互之间以及他们和自然之间的明白合理的关系的时候，才有可能消灭。”［36］显然，宗教是人类历史发展上的一个幼稚病，是人类对社会和自然一种软弱的表现。这种软弱和幼稚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减淡而趋于消亡的。而在明代那样的封建社会中，“人与人间及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在“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中，当然还绝对不可能表现为“明白合理的关系”，因此，作为人类发展史上的幼稚病，明代劳动人民是难以祛除的；换言之，他们还不可能完全排除宗教的迷雾，真正跳出神权的牢笼。
当然，如同毛泽东指出的那样，“神权的动摇，也是跟着农民运动的发展而普遍”。［37］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对神权是个沉重打击。以凤阳为例，王世贞谓：“国初欲都之不就，今为中都留守司。城周三十里，门九正，南曰洪武……左曰长春，右曰朝阳，正西曰涂山。”［38］其中紫禁城内，有皇陵享殿；城中并有龙兴寺等，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所。可以说，凤阳不仅是明王朝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神权的一个象征。但是，崇祯八年（1635），农民军打下凤阳，一把火烧了皇陵、龙兴寺，这对神权来说，不能不是个沉重打击。也正是在此役后不久，张献忠在进军全椒途中，“诣神祀卜所向，不吉，碎其像去”。［39］这一举动，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对神权的蔑视。但是，这一举动的本身，即“诣神祀卜所向，不吉”，同样也清楚地表明了，张献忠脑子里仍然盘旋着宗教观念，依然有天命论的思想。甚至他有时杀人，也“名曰天杀”，［40］无非是表明“替天行道”。四川民间，流行俚语曰“张家长，李家短”，对这句今日还普遍流行的口头禅，献忠竟以谶纬之说视之，“笑曰：此我家胜自成之谶也”。［41］对于李自成来说，更是如此。早在“荥阳大会”时，李自成提出分兵主张后，最后却以“其利钝举听之天”作结，并“列阄而定之”。［42］在进攻北京途中的檄文里，开头第一句就说：“上帝监视，实惟求莫，下民归往，祇切来苏。”又谓“犹虑尔君若臣未达帝心”［43］云云。进京后，李自成又是宣扬“识天时”，［44］又是迷信天象的吉凶，［45］不一而足。凡此都清楚表明，李自成不仅没有摆脱封建统治阶级极力散布的天命观的束缚，而且在西安名曰称王实已称帝后，尤其进京后，俨然以真命天子自居。这正是表明，他在封建化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够远了。必须指出的是，最近史学界有的同志认为地主阶级有地主阶级的天命观，农民阶级有农民阶级的天命观，并概括出“两个阶级两重天”的政治命题；也有的同志说“革命农民的天命观尚有其一定的进步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作为神权的精神支柱的天命观，是反动的、落后的意识形态，如果以为农民军可以把它改造成为另一种有益于自己的、革命的思想武器，只不过是想当然耳，正如有的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是把农民保守的落后的思想当做革命思想来颂扬”，［46］在客观上美化了神权。天命论只有一个，它不可能具有二重本质。在封建社会，农民起来反抗封建统治时，绝不是夺取神权，而是动摇神权。还需一提的是，史学界主张农民有所谓革命哲学思想，看不到农民阶级根本不可能与地主阶级的天命论完全决裂的同志，为了证明明末农民军的敢于骂天、反天命，每引用艾纳居士《豆棚闲话》中所谓“边调曲儿”的“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的话，以此证明农民军的所谓“塌天改世”革命“哲学思想”是何等的坚定、强烈。实际上，这条史料大有问题。我们初步考辨的结果证明，“边调曲儿”不是民谣，而是地主阶级文人写的恶毒咒骂农民军的歪诗。对此，因已撰有专文，［47］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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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拟桃源”解（9）
关于夫权，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亦随之动摇。在农民军中，妇女是一支重要力量，发挥了很大作用。甚至在明末农民战争的初期阶段，有时“贼所部妇女倍于男”。［48］妇女除了“作军装，乘马以从”［49］外，其中的一部分还直接参加战斗。但是，这种夫权的动摇，决不能视之为夫权的瓦解。妇女解放的任务，不是农民这个自发阶级所能完成的。在明末农民军内部，仍然有很重的夫权色彩，“兵死令妻妾缢以从”，［50］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虐待、污辱甚至杀害妇女的现象，也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史有明载，我们毋庸讳言；尤其在张献忠的队伍中。当然，比起农民军的历史功绩，这毕竟是支流。
四
通过上述对明末农民战争与“四权”关系的粗略考察，我们认为，明末农民奋起反抗地主阶级统治的战斗历程，就是打击、削弱“四权”的过程。这一历史功勋是彪炳史册的。但是，农民是个自发的阶级；在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一家一户的个体小生产构成的自然经济这一封建经济基础，并未也根本不可能受到农民军丝毫触动的历史条件下，革命农民尽管打击了“四权”，但只是动摇了这四根绳索。他们推翻了明王朝的地主阶级政权，但却又模仿、因袭它，使自己用碧血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逐步向地主阶级政权发展、衍化；他们打击了神权、族权、夫权，但宛如魔影相随，并不能摆脱它的反动影响。与古代历次农民战争，包括近代的太平天国革命在内，均以失败告终一样，明末农民军被满汉地主阶级联合绞杀后，革命农民重新被“四权”的绳索紧紧缚住。四根绳索难斩断，常令史家愤不平。这是明末农民英雄们的悲剧所在，也是所有旧式农民革命的悲剧所在。真正彻底斩断这四根绳索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只有在近代的无产阶级领导下，并在夺取政权后，不断革命，清除封建主义的污泥浊水，经过相当长历史时期的斗争，才能完成。
（《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2辑。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
注释：
［1］《毛泽东选集》卷1，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31页。
［2］《学术月刊》1960年第12期。（又见三联书店版《中国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这是在陈守实先生的建议、指导下，由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位同志共同讨论、执笔，用笔名发表的。
［3］详见陈守实先生的遗稿《中国农民战争史散论》，刊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4］《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第6—7页。
［5］［16］同上，第4页。
［6］《史记》卷8，《高祖本纪》。
［7］［15］《明史》卷309，《流贼》。
［8］［30］［32］［50］《绥寇纪略》卷9，第198、199、208、201页，丛书集成本。
［9］［12］赵士锦：《甲申纪事》第16—17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10］《国榷》卷100，第6026页。
［11］《甲申传信录》卷5，第8页。
［13］《崇祯甲申燕都纪变实录》，第2页。
［14］《甲申纪事》，第9页。
［17］《独断》：“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明人王三聘辑《事物考》卷4：“卤簿大驾：……自秦始有其名。……国朝凡正旦、冬至、圣节三大朝会，兵部车驾司会同锦衣卫陈卤簿大驾于殿之东西……”礼极隆重。李自成登基后，亦行卤簿之礼。《甲申传信录》卷8页3：“闯自永平驰千里马，一日夜至京师广……佯以登极祀天，陈卤簿出郊，二十八日宵遁。”载之甚明。
［18］《明史》卷53，《礼七》，登极仪。
［19］《反杜林论》，第96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0］《乡约》，第1页，见《畿辅丛书》。
［21］《花村谈往》卷1，第48页，见《适园丛书》。
［22］《纪事略》，第42页。
［23］《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1，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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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拟桃源”解（10）
［24］《忠裕堂集》，第52—53页，丛书集成本。
［25］《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第14页。
［26］同上，卷9，第18页。
［27］《纪事略》，第14页。
［28］《小腆纪年》附考卷1，第15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而据《豫变纪略》卷5载，自成甚至因李振声是米脂人，既同乡，又同姓，呼之为兄。
［29］《国榷》卷100，第6057页。
［31］《见闻随笔》卷上，第31页，临海宋氏刊本。
［33］《国榷》卷101，第6071页。
［34］《明史》卷48，《礼二》。
［35］《事林广记》卷9，“譬世格言”。
［36］《资本论》卷1，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37］《毛泽东选集》卷1，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
［38］《凤洲杂编》卷1，第1页，见《纪录汇编》。
［39］《绥寇纪略》卷3，第53页。
［40］［41］同上，卷10，第215页。
［42］同上，卷2，第45页。
［43］《国榷》卷100，第6026—6027页。
［44］《再生纪略》，第13页。
［45］《北归纪》，第14页。
［46］蒋祖缘：《李自成与朱由检争夺天命的斗争》，《学术研究》1979年第3期。
［47］参见拙作《明末农战史杂识》第二节《“边调曲儿”辨》，载《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48］《罪惟录》帝纪卷17。
［49］《怀陵流寇始终录》卷6，第28页。
论明末农民战争与清初反君权思潮
明代是极端专制主义的君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作为皇权大肆膨胀的一个标志，是皇帝被进一步神化，所谓“每日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君王。太平气象家家乐，都是皇恩不可量”。［1］差不多至迟在明朝后期，以神化皇帝、崇尚君权为核心的“天地君亲师”的神牌，在千家万户供奉起来。［2］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存在，必然会产生与它相对立的思想。明代中叶，承平日久，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多，统治阶级的消费幅度越来越大，明武宗之流穷奢极欲，就不能不在思想界激起怀疑、批判君权的火花。当然，人们慑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淫威，这种对君权的怀疑、批判，只能用历史批判的形式出现，而不可能对当朝皇帝进行直接的批判。例如，万历中期的谢肇淛，尽管他也曾煞有介事地说什么“我朝若二祖之神圣，创守兼资，而纪纲法度已远过前代矣。仁宗之宽厚，宣宗之精勤，孝宗之纯一，世宗之英锐，穆宗之恭俭，皆三代以下之主所不敢望者，而宣、孝二主尤极仁圣，真所谓圣贤之君六七作者，固宜国祚之悠久无疆也”。［3］但是，这一长串的溢美之词，不过是障眼法，或者说是为否定君权而披上的外衣。正是在这一大段为本朝皇帝唱赞歌的文字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