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雄关:大明王朝1644年的山海关-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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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问题不能合理的解决，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在这样的大动荡面前，更考验着统治者个人的承受能力、应变能力与综合素质。才智不及中人的崇祯，在一连串的失误与挫败感面前，终于导致了他人格上发生裂变，于是，接下来的事情，就变成了性格决定命运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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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袁崇焕（1）
前文说了，在用人制度，财政制度上，崇祯都变现得一筹莫展。他既没有能力阻止文官内斗，结党营私，又没有能力解决国家经济问题，无法阻止流民猖獗、军费开支困难的现状，至于军事上的部署决策与知人善任，他也是庸人一个。
这个庸人手中的明室天下其实早就该亡了，即使没有李自成，亡国也是必然的。亡国之势，在崇祯冤杀前辽东督师袁崇焕的那一天就注定了，或者说，在他的哥哥天启皇帝任阉党残杀辽东第一统帅熊廷弼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注定了。在亡明的征程中，这哥俩儿象比赛一样，不遗其力的帮满清铲除一个又一个的对手，又都比赛似的为自己的江山充当了称职的掘墓人。
其实明朝从万历年到崇祯年，虽然一步步走向内忧外困的境地，可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政治与军事人才也在那个时候纷纷出现过，为明室天下能够多存在了几十年，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这几个人的名字将会永远载入史册，他们是张居正、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可惜的是，在这几个光彩熠熠的名字后面，还有这样几个名字，他们是朱翊钧、朱由校、朱由检，这后面的几个充满了耻辱的名字，令前面的光彩人物一生注定活得灰暗而悲惨。
前面的几个人，是为后面的几个人相继清算的，他们一生的悲剧都是后面几个人造成的。尤其是后三个，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作为中国军事史上不世出的奇才，同样也是道德上无懈可击的文官，清算这样的人，对于任何一位封建帝王来说，都本应是最不道德的事情，可惜的是，在这个最不道德的征程里，朱家爷们几个你追我赶，争先恐后，辽东军事败坏，后金能够占领天下，他们出的力不小。以至人们后来说起这段史事，无不悲愤，将之称为“自毁长城。”
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全部都是文人出身，都做过进士，既能行伍又能诗文。他们的文人身份，是明朝文人带兵的军事体制造成的，但也正因此，创造了这三人独特的儒帅性格。
他们也确实当得上儒帅这两个字。因为他们的身上都有很浓的儒家正统观念，从小受正统教育长大，忠君爱国思想浓厚，行为品行端正无私。他们又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强人，在镇守辽东期间，他们继承了前辈徐达、谭纶、戚继光等人的遗志，将明室天下固若金汤的梦想忠实地贯彻了下去。为了修建大明王朝的最后一道屏障山海关，他们也都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前后几任辽东主帅，明朝也因为他们的存在，才令清军多年来始终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进展，甚至曾有议和之念。他们是大明王朝真正的保障，应该说，在精神与道义上，也是最具有威信的旗帜式人物，与他们相比，万里长城，不过是一道道砖墙而已，这些忠心耿耿的军事人才对大明来说，才是真正的长城。
但是，无能无知无情的几代朱家天子，再加上积年不断的阁臣内斗，一步步地毁掉了这道本来固若金汤的长城。
第一个被清算的是熊廷弼。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史书上说他身长七尺，善左右骑射，性刚烈。无疑，从外形上看，这是一个楚霸王式的英雄，但其实不是，熊其实是一个标准文人。他是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文职。不过，与朝中的阁臣相比，他是常年接触军事的文臣，所以身上更多的是军人的特质。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在熊廷弼的身上，这是最好的体现。这是一位具有文人清高品格与武人刚强作风的将军，明史上对他的评语是“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从熊廷弼开始，明朝的军人将领与阁臣间的分歧就开始出现，并一发不可收拾。
人们常用三起三落来形容一个人的宦海浮沉，在熊廷弼的身上，同样也有明显的三起三落，而每一次起落都与阁臣的内斗有关。
第一次起落在万历二十八年。文官熊廷弼受明廷委托前往巡按辽东，辽东土地广旷，熊廷弼针对此提出军队在此屯田地的建议，受到明廷的称道。于是，熊得以在辽东实施自己的军事抱负。像徐达、戚继光、熊廷弼这样的良将，他们不是靠打胜仗多杀人为资本，而是在军事上具有极高远见、在民事上关心百姓疾苦的建设性人才。熊廷弼在辽东数年，最大的贡献不是攻城夺地，而是以防守换来和平。当时军队纪律松弛，战斗力极差，且多以偷袭女真营塞为胜事，熊廷弼杜绝了这种急进短视盲目邀功的行为。他修城堡、建立防线，严整军纪，与女真族人建立关系，坚持“实内固外”以夷制夷“的攻略，辽东有他，局面为之一新，稳定了数年。
世间已无袁崇焕（2）
可惜，在一个已经习惯了纸上谈兵朋党政治的文官集团面前，实干性人才总是因为其稳健作风、特立独行的风范遭人诟病。性格刚正的熊廷弼也不例外。因为与当时的巡按御史荆养高发生矛盾，熊廷弼被其拿一个小小的“杖死诸生”事件做引子，竟然被免去了职务，回家听候处理。
对于熊廷弼来说，这是他仕途上的第一次被打压。世故圆滑的人，当从中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不过熊飞百却不是那一类人。他在家中沉寂的数年间，没有反思如何练成政治动物，而是仍然关注和研究辽东军事，充满了报效国家之情。
万历四十六年，女真族的新领袖，以十三副盔甲起兵的努尔哈赤突然起兵，攻打抚顺，辽东经略杨镐仓促应战，结果在抚顺附近的萨尔浒被打得大败，戚继光坐下名将刘显之子刘挺、武艺高强的大将杜松等人均阵亡，此战历史上称为“萨尔浒之战”
对于明朝来讲，此战的胜负是关键性的，由此开始，女真与明廷之间的战争攻守之势逆转，明廷为之震动。几十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这次也终于坐不住了，他挑选了人员去辽东。可是闻知努酋凶残，满朝竟无人敢来应征。于是，有人又想起了赋闲在家的熊廷弼。论对辽东之熟悉，谁又能比得上他？
于是，熊廷弼第二次出山，再次进驻辽东。对这位能双手开弓的文人将军来说，这是一个突然出现的转机。
熊廷弼带着文人的天真情怀与武将的英勇禀性走马上任了。他接任了因为兵败而满门被责罚的杨镐的职务。为了安抚这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的将军，明朝廷赐予了他一个至高无上的信物——可以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命他经略辽东。但事后证明，这把尚方宝剑还真不是个吉物，拿他的人，难保善终。
还没有到辽东的要塞山海关，传来了消息，开原陷落，将到山海关时铁岭陷落，沈阳一带，后金兵出入如无人之地。一时间百姓被屠杀如刍狗，方圆百里炊烟断绝。
在一个大风雪的日子，熊廷弼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山海关，关城内外，一片狼藉，将士离心向背，斗志萎缩，更有无数将军级别的人已经存有了投降之意。
文人出身的熊廷弼开始大开杀戒，斩降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诸人，斩贪将陈仑，罢免、关押无所作为的总兵李如桢，造战车，制火器，修战壕，整顿军纪，短短数天，辽东军纪焕然一新。
熊廷弼坐镇山海关，经常在大风雪之日出关寻访，在当时，面对后金兵的勇武，很多将领产生畏难情绪。初到辽东的熊廷弼对此颇有体会，他命佥事韩原善去沈阳抚慰军情，韩不敢去，他又命阎鸣泰去，阎走到一半就不敢走了。最后没办法，熊廷弼出关只身前往，在风雪交集中，见到几百里没有人烟的旷野，熊廷弼曾气得放声痛哭。
就是这在这种情况下，熊廷弼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策略：对付女真骑兵，以守为主。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提议，古往今来，人们印象中的功臣良将，多为进攻型人才，破关入城，势如破竹，但是如今这位辽东总指挥却提出了以防守为主的方针，怎能不让人跌破眼镜？
但在这个防守的策略下，辽东得以平静。在很多时候，以退为进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面对女真人凌厉的骑兵攻势，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守”无疑是一个以逸待劳的良策。
可惜的是，在以纸上谈兵为乐事的明朝廷里，阁臣集团因为并不直接接触军事，对保守和稳健的作风从来都是质疑的，而熊廷弼的耿直性格且对不依附权贵的行为也为他们所不喜。明泰昌元年（一六二○年），后金一举攻下抚顺西部的蒲河，明军损失七百余人。在两军争战中，这样的胜负比例原本并不为过，但嫌恶熊廷弼的人却因此找着了把柄，此时正是明天启帝即位，朝中大权，始落入太监魏忠贤之手，熊廷弼的命运，就值得堪忧了。
“无谋者八，欺群者三”，这是朝中大臣攻击熊廷弼的话。对于这种凭空出现的栽赃，熊廷弼的反应是过激的，他据理力争，展示自己的军事主张。时间不长，朝廷下旨，收回那柄至高无上的宝剑，要他听候发落，熊廷弼主动要求辞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明廷竟然应允了他的要求，未过数日，素以干才著称的袁应泰接替了他的职务。熊廷弼第二次丢失了他所曾拥有的一切。
世间已无袁崇焕（3）
努尔哈赤的探子向这位女真英雄报告，熊廷弼去职了。努氏大喜，于是发兵，书生出身的袁应泰，被迫应战。
此战对于明廷来说是一个摧残性的打击。明军大败，袁应泰最后只能自杀身亡。但辽沈尽皆失陷，而其间七十余城，竟不战而下，方圆百里，逃得空无一人。
朝中大乱，这时有人又怀念起实干家熊经略。阁臣刘一景面见皇帝，言明：“若熊廷弼在，局面决不于此。”（《明史·熊廷弼传》）
于是，重新启用熊廷弼的呼声越来越高，皇帝再次听从了阁臣们的建议，那些曾经攻击过他的人尽皆被贬斥。
辽东百姓与将官们等待着熊经略的回来。他们没有白盼，距上一次离职一年多时间后，熊廷弼真的又回来了。这一次，他登临山海关城经略辽东，手中仍然拿着尚方宝剑，而且还带着二十六万军队，其中仅广宁（今辽宁北镇县）驻军就十二万，“议饷千余万”，光是拨往广宁的火药就有二十多万斤。此情此景，令辽东军民无比振奋。
所有人都以为这一次，熊经略一定可以大展抱负了。连熊廷弼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其实，他这第三次的复职，绝非善事，相反，更大的危险伴在他的身边。
熊廷弼走马上任辽东经略，没想到的是，这次要面对的敌人不是努尔哈赤，而是身边的同事——广宁巡抚王化贞。而扶持这个对手的人，也是他在朝中的老对手——文官集团。
明朝的党争之祸，并不仅仅是只限于天子脚下，而且一直延伸到社会生活中的各各方面，前面说过，党争导致用人制度被破坏殆尽，这个后果，自天启年开了个极坏的头，第一个深受其受害者就是熊廷弼。
王化贞，山东诸城进士出身，长期来分守广宁，史书称其“刚愎自用”、“好漫语”，因为与兵部尚书、阁臣张鹤鸣的私交不错，扶摇直上，成为广宁守将，此次提拔熊廷弼，为起节制之用，朝廷将他也升了官，给经略熊廷弼做副手。
“经抚不和”的苗头从一开始就出现了。。熊廷弼根据辽东战事的经验教训总结出：在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之前，明军是无法与精锐的后金军在一马平川的辽河平原上野战的。因此；必须“以守为战”。也就是这个理论基础上，他提出了“三方布置策”的战略思想。
“三方布置策”精髓是：以广宁为主，重点布防，抵挡努尔哈赤的精锐部队，在天津、登州、莱州置舟师（也就是建设海军）袭扰敌军侧后；经略驻节山海关，节制三方，徐图进取。今天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稳妥有序的战略。但是在纸上谈兵急功近功的明廷阁臣眼中，防守从来就不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王化贞就对此论持相反的观点，与熊廷弼大唱反调。。他坚持宣称“不战必不可守，不过（辽）河必不可战”；要以投降后金的李永芳为内应，借察哈尔林丹汗蒙古兵四十万，甚至夸下海口“愿以六万兵进战，一举荡平！”
王化贞的大唱反调似乎极为反常，照理他本是熊廷弼的下属，怎敢与上级对立？但其中的内情却是，与耿直、忠诚、不擅长曲意逢迎的熊廷弼相比，王化贞走的是另一条路线，他是内阁大学士叶向高的门生，而这位大学生的后台则是阉党首领魏忠贤。兵部尚书张鹤鸣又是熊廷弼的对头，在这个形势下，王化贞其实是直接取得了权利集团的肯定的。张鹤鸣甚至暗中授意，可以不理会熊的领导，便宜行事。
也正是因此，当与熊廷弼意见相左时，王化贞索性拥兵自立了，在兵部的授意下，他将一切军务全部交给熊廷弼，军队则自己来领。明廷在辽东拥有大军二十万，张鹤鸣全部交给了王化贞领，熊廷弼空有经略之名，能带的兵不过五千。
就在这个极端不利的局面下，又发生了一件事。当时还只是一个都司的毛文龙率二百余人突袭了镇江。王化贞乘机大力宣传自己的进攻策略，称为“奇捷”，熊廷弼却认为，此举乃纯属盲目冒进之举，打破了“三方布置策”，此乃“奇祸”！这场纷争把整个朝廷都卷了进去。天启二年正月十一日，张鹤鸣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有八十余名大臣参加；最后提出了十几种解决方案，但最后决定的竟然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