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雄关:大明王朝1644年的山海关-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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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唯贤”，年轻的皇帝努力想做到这一点，但知人善任，却是他一生也搞不清楚的问题。这并非完全不可理解，崇祯多年来长在深宫，且一直备受压抑，对他来说，继位并不是一件预料得到的事，只是他的哥哥太短命了，又无子嗣，否则也不会轮到他。所以非但政治上他没有成熟，甚至性格上还只是停留在少年时代。突然间一下子，所有的重担都压了上来了。这种压力对于他可想而知。
何况用人制度的问题并不仅限于统治者的性格缺陷，而在于当朝更深层次的制度体系。很不幸，崇祯是在一个并不高明的制度体系下有着极大性格缺陷的人，于是，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他的困境就必然要出现，并终其一生不能解决。
那么对于十七岁就干倒了魏忠贤的崇祯来说，在人事管理与调控上他做得如何呢？可以用两个字形容——糟糕。
这首先取决于能力问题。后人经常把干掉魏忠贤作为崇祯能力的表现，其实对于一个继任君主来说，干掉一个太监并非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明朝的集权制度太严密了，这是老祖宗朱元璋定下来的规矩。魏忠贤权倾一时之时，同样掌握不了皇帝最近的武装力量——禁卫军资源。只要这个保障在手里，皇帝是急难被太监以武力推翻的。对于崇祯来说，他是以正常智商干了一件理所应当的事——除掉太监，但接着需要他做的，却是要以超常智商来面对更加困难的事——治理国家，收拾烂摊子。这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来说，智力体力能力都是极大的挑战。
不幸的是，与后来以同样年龄面对同样问题的清朝皇帝康熙相比，崇祯似乎并不具备超常的智商。
因为缺乏对世情人情的认识，也因为自身眼界的狭窄和内心的不自信，崇祯用错了两个人，于是短短的一年里，本应走向清新的朝政被带入了新一轮的党争之祸中。
这两个人，是继魏忠贤倒台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担负起内阁首辅职务的温体仁和周延儒。
温体仁，字长卿，浙江乌程人（今湖州），是崇祯年间在位时间最长的首辅。温体仁于一五九八年进士及第，历任庶吉士、编修，累官至礼部侍郎。崇祯即位后任礼部尚书。温体仁历经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在政治上可谓是精明老道之人，作为“政治动物”的周旋水准很是不低，除此外，政绩并不突出，人品未有清誉。他是一个深知“揣摸君意”远远大于独立人格的人物。天启一朝，因为党争缘故，魏阉横行，崇祯对于“党争”一向是持否定甚至深恶痛绝的态度，于是，温体仁以“不组党羽”“忧国思民”的姿态出现，深受崇祯宠爱，也因此得以进入内阁。
一旦组阁，温体仁即与礼部侍郎周延儒联手，攻打与自己###的政治对手。一六二七年，因为个人恩怨，他们两人以东林党人钱谦益收贿名义打击钱谦益，并且全力打击钱谦益同党，由此为新一轮党争之乱埋下了导火索。一六二八年温体仁出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温周继续联合，排挤对手。到后来温体仁权力日重，但位在周延儒之后。为大权独揽，温体仁又开始对付周延儒。
新一轮的文官倾轧（2）
周延儒的人品同温体仁相比，在伯仲之间。他在万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年）会试、殿试皆第一，授翰林修撰。后来靠着阉党要人冯铨的势力升至中迁右中允，掌司经局事。不久，冯铨在阉党的内部斗争中失势罢相，周延儒当时以少詹事的官司职掌南京翰林院，因为远在南京而没有卷入逆党之案，所以他的官职未动，没受什么影响。他虽然未列入魏阉一党，但其实逃不开关系，而他和钱谦益的结仇则完全出于私人恩怨：只因为钱谦益在推荐阁臣时没有推荐他，由此对钱谦益不满，遂与温体仁联合对抗东林党人，成为推倒东林诸大将的盟友。他与温体仁都以“无党之人”的面目出现，不这，这两位“无党”之人其实比“党人”更加可怕，东林党人失势后，他们又挑起了新一轮的“温周”党争。
温周之争第一回合的结果是周延儒下台。周延儒与温体仁组成内阁后，各自组党。温体仁与东林党人本无交情，又与党魁钱谦益交恶，于是开始意图将东林党敌对的阉党残余势力转变为自己的政治基础，以抗衡东林。而在对待东林和阉党残余势力的态度上，周延儒与他发生分歧。周延儒深知东林党人在朝中的势力及影响，整走了钱谦益，已报了自己的一箭之仇，从长远角度考虑，接近东林党人，是为自己培植更多的政治支持者才真正可靠。于是，温体仁几次起用阉党官司员，都被周延儒破坏。当然，周延儒这么做的真正想法也是怕温体仁结党后势力太大，不好挟制。此时两人表面上还是合作关系，但内里关系已经势成水火。与周延儒相比，温体仁阴鸷有城府，表面上他曲意媚事周延儒，暗地计划夺其首辅之位，周延儒却不曾察觉。
温体仁整倒周延儒的方式十分的低级，那就是利用宦官，打“辽东牌”，这也为崇祯一朝重蹈前朝覆辙又开了个“好头” 。崇祯初即位时，因为不信武将，也是为了遵循文官带兵的制度，尽撤镇守中官，黜司礼之权，一心委任大臣。但因为辽东和内地的战事屡遭失败，粮饷无着，廷臣无能为力，崇祯竟然倒行逆施，又用太监监察各镇，结果不但未起到任何的良性作用，更使太监私权的风气重新形成。于是温体仁就借着这个形势，利用太监的作用，重金贿赂太监，以“辽东”视察不力为题，整走了周延儒。（《明史·温体仁传》）
看明朝历史，太监之祸首屈一指，而辽东战事更是明王朝君主的死穴，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就是杀人不见血的利器。于是，我们发现，从温体仁开始，崇祯一朝经常有人会使用这种利器对抗对手，周延儒是第一个倒下的。温体仁接任周延儒在一六二八年成为内阁首辅，这一年是崇祯继位的第一年，此时距一###四年崇祯面临的大败局时代不到二十年，这十几年时间，温体仁“同官非病免物故，即以他事去，”影响之坏，难以估量。他与周延儒之间的斗争完全出于个人权利欲的争夺，对于明室人事建设的破坏亦极大。此后，明王朝党争之乱已经再次形成高峰了。
坦率讲，崇祯对这些人弄权之事也有耳闻。崇祯深知党争之害，也备受宦官弄权之苦，所以与他的爷爷辈父亲辈相比，他开始是警惕性非常强的。可惜的是，他只是警惕，并没有像先祖朱元璋那样有更合理或是更铁腕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除了不停的被人牵着鼻子走，没有更好的办法。
周延儒失势后，视温体仁为死敌，于是，他与东林党人联合，在对付温体仁的斗争中成为主脑。周延儒不甘心久居乡里，使其心腹知己礼部仪制主事吴昌时与庶吉士张溥为之奔走，动员各方面的力量，策划重新起用之事。一六三七年即崇祯九年，周延儒暗中指使刘宗周等人上奏指出温体仁的十二大罪，同时凑集了六万金送与宫廷朝贵，终于成功的收买了司礼太监曹化淳，由他告密，指称温体仁自有党羽。对温体仁专权已有警惕之心的崇祯清醒过来，于是罢掉了温体仁的阁辅之职。周延儒靠东林党人扶持，再次成为继任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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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文官倾轧（3）
这场温周党争之乱，至此持续了整整十年，朝纲破裂之势，已经形成。
周延儒上任后，其用人政策并无变化。可以说，与温体仁相比，他只是政治上的老练动物，但绝非治世之臣。崇祯年间，后金势力越来越大，辽东败绩连连，可是周延儒却一心玩党争这一套，于是不但党争不断的事没有解决，辽东战事吃紧，他也没有良策，令崇祯对他逐渐失望。就是在这个关头上，周延儒犯了不该犯的错误：他自恃已经取得皇帝的信任和各派政治势力的支持，于是奏请削弱厂卫缉事之权。
厂卫是明朝特殊的特务组织，与内阁不同，厂卫直接听命于皇帝，所以刺激厂卫，无疑是太岁头上动土。于是，与厂卫关系恶化后，锦衣卫渠帅骆养性和东厂太监“尽发所刺军中事”（明史《周延儒传》），开始暗中监视周延儒，并把他巡视辽东时稽延不战和谎报战功的实情报告皇帝。而周延儒未曾察觉，反而再结强敌，这个敌人是前任首辅薛国观的门生阁臣魏藻德。
这个仇结的其实是有些牵强的。真正得罪魏德藻的人不是周延儒，而是他的学生吴昌时。因为吴昌时在魏德藻老师薛国观赐死一事上颇起作用，又对魏德藻多方打压，是以魏非常痛恨吴昌时，时时寻找替座师报仇的机会，也因此牵连到周延儒。党争的一个特点就是，门生之间的仇恨也是可以扩大化到老师那一阶层。而魏德藻也清楚，只要有周延儒一天，他就别想上到更高的位子，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派系的，所以除了斗下去，没别的出路。另一位想扳倒周延儒的是他内阁的同事陈演，因为周延儒不喜陈演的为人，对他十分冷淡，陈演十分仇恨，于是这两人联合起来，与厂卫合谋攻击周延儒。
周延儒最后因门生吴昌时而倒台。东厂与锦衣卫掌握了吴昌时贪污受贿罪行，于是将吴昌时缉拿，由此联系出周延儒。厂卫头子骆养性本来就讨厌周延儒，这个好时机又岂肯错过，便马上开始着手缉拿周延儒。魏藻德、陈演为此事出力很大，趁周延儒督师之际，他们在崇祯面前不断的吹耳边风。于是周延儒被抽调回京接受审讯，而这时，吴昌时已在酷刑面前招供，周延儒非常害怕，走到半路不敢走了，陈演奏报皇帝，说他是这心中的鬼。崇祯强命他进京，安置在正阳门外，并不见他。周延儒上疏哀求，自请戍边，崇祯不予理会。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崇祯下令，吴昌时弃市，遂勒令周延儒自尽，并籍其家。与上一任温体仁相比，周延儒的下场更惨的多。
之后魏藻德、陈演相继成为崇祯宠信的内阁首辅。在整倒周延儒的时候，他们的道德水准令人不敢恭维，他们结成了同盟后，新的“党”又出现了。崇祯一直怕臣子结党，可惜终其一生，无法改变现状。
温、周斗法，持续十几年，相继牵连进东林党人、阁臣、宦官、厂卫等多方组织，对明朝人事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危害，而最可怕的是，导致了崇祯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这位本来一直充满理想化的少年，在他很信任的温体仁和周延儒的身上，发现了以前他所没有见过的丑恶的一面。而且在温周二人相继执政的十几年间，崇祯发现，他接过来的那些巨债并没有还清，相反，更严峻的问题又摆在了眼前。流民没有扫清，边境并不平安，财政依然是赤字连连，朝臣们却忙于内斗，不断的出现的是各种谎言和欺骗，及各种信任危机。崇祯开始由不信宦官信大臣改成了对大臣的怀疑和对厂卫宦官的信任，也持续产生了对大臣道德水准的怀疑。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由此，崇祯对整个文官制度由将信将疑转为对立，从一个“明君”开始一步步转化为偏执狂、迫害狂。并将这种不信任的对立情绪一直持续到死。
于是，在这种对立情绪下，我们看到崇祯后期在用人上只坚持一个原则：杀，再温和一点的就是罢免或换。凡是不合他要求的，一律坚持这个原则。阁臣们发现，走了天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打着明君招牌但更残暴的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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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文官倾轧（4）
后人因为崇祯对阁臣的虐杀，多以其残暴刻薄而名之。其实分析明朝建国的制度，我们不难发现，自太祖建朝至明神宗的国本之乱，明朝的阁臣制度已经走到了末路，而党争之乱，崇祯心态的转变，不过是这种末路制度的必然体现形式而已。
太祖朱元璋建朝之始，就发现了权力过分集中于宰相一身的弊端，于是借胡惟庸一案，废除宰相，设立六部，形成了六部分权制度，六部各省长直接向皇帝负责，彼此职位相等，并无统管关系。但如此一来，皇权高度集中后又有问题出现了：因为皇帝没有那么多的精力能力同时处理各种类型、性质完全不同的事务，于是设立内阁，以秘书班的形式为皇帝决策提供帮助。
只是这个制度从一开始就有本质的缺陷，那就是阁臣的地位较低，只有议事权，没有参政权，对于封疆大吏并无多少震慑作用，于是后来又将各部尚书拉进内阁，成为省长兼秘书班成员的格局，如此一来，前面的矛盾似乎解决，但其实内里是更加激化。这个只要想一想就清楚，内阁虽然多为各部尚书组阁，但按照分权原则，内阁大员与各部的关系是平等的，内阁大学士只是对皇帝负责，有顾问的性质，但并非上下级关系。内阁想要左右朝政，在法理上是行不通的，所以内阁的决策必须要求阁臣首辅首先摆平各部同等级别的官员，这样才不至于被人指责为明不正言不顺，但即使摆平了各部，各部的所有要员都是自己的人了，还是有问题，内阁想要做点事，必须要有皇帝的命令才能行得通，你摆平了所有人，摆不平皇帝也是没辙。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阁臣想要办点事，靠一人之力根本不行，只能利用人际关系，搞制衡战术，这样怎能不结党，不弄权？因为不弄权就办不了事。
这成为明王朝直至灭亡也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明朝还有一个完全可以把好皇帝变成坏皇帝，把清正君子变成阴骘小人的制度，那就是“批朱”制度。
所谓“批朱”，相当于现在的盖印。批朱权是皇帝的权利，也是明王朝办事的最后一道程序，批朱之后，意味着最后拍板，而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利，本该由皇帝完成，后来却落入了内宫的手中。
明朝内宫的司礼监，也是一套秘书班子，所不同的是，这是“生活组”，直接和第一首长接触，与群臣在道义与行政上没有隶属关系。但是司礼监却是阁臣意见上情下达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司礼监的工作包括对阁臣奏章进行立卷分类，然后进奏皇帝，再转发下去。于是，我们就不难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