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雄关:大明王朝1644年的山海关-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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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无奈是多情（3）
有的时候，历史是很微妙的，无意间的一个决定，却成了改变历史的关键，吴襄替吴三桂作的这个决定，就是如此。
虽没成为吴三桂的妻子，却差一点成为皇帝的女人，这是世人强加给陈圆圆的标签。可惜的是，这个标签对她未必是什么好事，以至于后来，无论是土包子出身的刘宗敏还是流民大哥李自成，都想以拥有这位皇帝的女人为荣，故而惹出许多事端。
对于陈圆圆的被掠，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李自成允许大顺兵追赃后，吴襄也不幸成为追赃对象，而负责对他追赃的，就是那位专喜欢折腾权贵的刘宗敏将军。刘宗敏不但好拷掠权贵，还好色，他来到田弘遇府，马上将田府中稍有姿色的女眷全部掠到自己营中，后来听说田府中第一美女陈圆圆尚在吴襄府中，大喜，马上刑拷吴襄，迫使其交出陈圆圆，掠到自己的府中。
还有一种说法与李自成有关，说李自成进京后，从太监处得知，先帝生前担忧国事，不好女色，后宫中鲜有佳丽，唯有陈圆圆名艳天下，绝世所希。李自成打听她在哪里，太监如实相告：今在吴襄府中。自成大喜，于是马上命人刑讯吴襄，令其交出圆圆，圆圆最后被掠到宫中，奉命服侍现任皇帝李自成。
无论是哪种说法，都隐含着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当时，无论是谁，都将占有陈圆圆视为一种胜利。吴三桂如此、李自成如此、刘宗敏也如此。女人本非祸水，但那些为女人而动念头的男人，却成为祸害的根本。拥有天下，拥有天下的财富包括拥着天下的美女，这种思想体现的是政治上的极端短视，是典型的流寇思想。
对于陈圆圆被掠之事，吴三桂一开始并不知道，但是对李自成的不信任与失望却是先从父亲被拷掠开始的。
李自成为了稳住吴三桂，曾令牛金星以吴襄名义写了一封信，由吴三桂以前的同事唐通捎来，唐通还对吴三桂说，“老总兵无事，新主对之十分优待，等将军来了共图大业，将视为开国元勋。”吴三桂不疑，于是统兵出关。前行至永平（今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时，派去打听的细作回来禀告，说吴襄在北京也未能幸免以难，连日被李自成追赃，还被勒索了五千两银子，此时吴襄的信也到了，这次不是牛金星代写的了。吴襄在信中把真实情况一一告诉吴三桂，吴三桂大怒，发誓一定要报父之仇。
这时的吴三桂虽怒，但并未失去理智，他也明白，真要追赃，区区五千两银子对他吴家并不算什么，他还要看一下李自成接下来会做什么。果然，李自成追赃吴襄后马上醒悟，于是，停止追赃，放了吴襄，吴三桂听到这个消息后稍作安息，他相信只要自己一入北京，一切都会恢复原样的。
但接下来得知的消息一下子令他失去了理智。那就是：他从北京逃出来的家丁那里得知，他最钟爱的女人陈圆圆被李自成或刘宗敏掠了去。吴三桂当时的反应是“矍然而起，拔剑掷案”，大喊：“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天下人？逆贼如此无礼，我吴三桂堂堂丈夫，岂肯降此狗子！”
吴三桂的暴怒是可以理解的，父亲被拷打，只是一时之苦，自有申明昭雪之时，但妻子被人侮辱，则是一世之耻，再难洗清，再投奔辱妻子之人做其下属，那是无论在道德还是在情感上都难以接受的。自己心爱的人竟然被几个粗鲁的流民强占了，这份耻辱，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吴三桂是个强硬人，几乎没做任何思考，就决定要与李自成血战到底，誓报此仇！他马上令军队回师，驻兵山海关。
一###四年四月四日，吴三桂返至山海关，立刻向唐通部发动袭击。毫无准备的唐通，没想到吴三桂突然反水，被吴军杀得人仰马翻，仅带几个随从逃回北京。
这一次袭击，是吴三桂向李自成宣战的信号。
与李自成血战到底！誓报此仇！当吴三桂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心中想到的爱人被占之辱，可是，他却没有想在北京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三十几口人。他这一走，一念之间，就把他们都送上了绝路。
英雄无奈是多情（4）
这一怒，在历史被称为著名的“冲冠一怒”，留下这句话的人，是曾经也倾慕过陈圆圆的明末大才子吴梅村。他在《圆圆曲》中还曾写过这样几句脍炙人口的诗句：“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
吴梅村对于吴三桂当时的举动颇为理解和同情。不过，吴梅村看错了一件事，事实上，吴三桂实为无奈，但并非多情。其后的事态发展，更证实了他一怒之下，走的却是一条无情之路。多情并非这位铁腕人物的特点，无情才是他最后的真正面目。
满清的汉化之路（1）
就在吴三桂冲冠一怒的时刻，关外的满清政府同样也面临着一个关键的转机。
一个月前，吴三桂放弃宁远后，满清当权者——摄政王多尔衮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皇兄一生未完成的基业，将于自己手中实现了。
三十三岁的多尔衮，在这个具决定性的时刻表现出远远超乎他年龄的成熟和稳定。当时，在皇太极夫人孝庄皇太后的支持下，他已经击败了政敌济尔哈朗、豪格等人，占据了绝对的权威。宁远失守，明室仅有山海关一道屏障了，这道屏障曾经阻止了他的皇兄皇太极多年。伟大的皇太极，至死没有度过这道屏障，他几次绕道进攻大明帝国，几次都无功而返。为了躲开这道屏障，皇兄表现出了与老汗王完全不同的沉稳素质，他花了很多心思，很多的时间，甚至平定了朝鲜，外蒙，就是为了选一条可以绕开这道屏障的捷径。可是，至死他也没有完成这个愿望。没有想到在皇兄死后不到一年多的时间，自己竟然可以接过这个重任了。
对于皇兄皇太极，多年来多尔衮始终怀着复杂的情绪：崇拜，仰慕，仇恨，臣服，嫉妒，恐惧……不管曾经怀着什么样的情绪，多尔衮都清楚一件事，与父汗努尔哈赤相比，皇兄那张略带温和的面貌后面，是深不可测的谋略、机心和智慧，皇兄就像一座高山，挡在他的面前，让他只有仰望的份，决无超越的可能。
但皇兄突然死去了，在他正当壮年的时候。突然间，一切不可能的事情都变得可能了。
在这关键时刻，多尔衮把所有对皇兄的复杂情绪都化成了一种情绪，那就是钦佩。五体投地的钦佩。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才明白了，如果没有皇兄多年来的深谋远虑，雄心伟略，那么今天就不会有这个机会给他，同样的，后金汗国就不会成为未来的大清帝国。
满清有皇太极，和大明有崇祯一样，对于各自的阵营，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相反的。
把他们两人放在一起比较，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都是接过了上一代的赐赏的人，只不过，一个接的是财富，一个接过的是巨债。
虽然接过的东西不同，但两样东西同样都具有杀伤力，财富太多了容易改变人的本性，很可能会走向一个与理性背离的道路，债务太多了，却反而可能催人奋进，使之为还清债务而变得勤奋肯干，精明务实。
可惜的是，那个接受了债务的人没有还清债务的能力和信心，那位继承了财富的人则更加具有创造财富的能力。
提起满清，人们经常难以忘记的是老汗王努尔哈赤的赫赫武功，但是却常常忽略了二世皇太极在文治上的成绩，对于一个帝国的构建来说，后者更加重要。
任何一个王朝的成立，都要靠武力抢夺政权，也就是后来经常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原意。武力强者引发革命，革命最后总是以推翻一个固有的政体而宣告成功，但这只是革命的初级阶段。革命后，最重要的是建设阶段，这一步走得好与坏就决定了这场革命的真正价值与内涵。可惜，在中国历史上很多革命者，他们崇尚武力，却往往忽略了在武力压倒一切以后的事情。清醒的人都知道，暴力只是手段，但不是目的，人们臣服于暴力，并不是喜欢他，只是因为实在没有别的方法可行了，暴力是人们能够承受的最后底线。如果一味的挑战人的承受极限，那么肯定会出现更加暴力的人，将前面的暴力资源占有者推翻。
皇太极对这一点看的比他父亲清楚。这位喜欢读历史的马上英雄，其实并不只是拥有强悍的外表和精准的箭法。他读过元史，当然知道元朝——这个马上游牧民族曾经的辉煌与陷落，当年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几代父子，和他们父子一样，从草原的方寸天地里起事，所向披靡，最后占领了最大的土地，可是，在他们相继死后，不过短短几十年时间，天下就归了姓朱的。原因是什么？姓朱的皇帝的子孙们不知道，可是他看得清楚，蒙古铁骑可以征服天下最锐利的军队，可是征服不了一个东西——人心。他们用暴力来治国，但最后被人们用更暴力的手段推翻。皇太极知道，征服人心，比攻城陷地更厉害，而征服人心，靠的同样是人心，只不过这里更包括着一个定量的概念。这个概念自皇太极以前，没有哪一位马上英雄搞清楚过，所以他们的武力天下无双，但如同流星一样，瞬间的闪亮后就消失在灿烂的星河里。
满清的汉化之路（2）
皇太极不会是流星，因为在他心中有这么一个定量的概念。这个概念说穿了就是四个字：大多数人。
皇太极知道，要想取得丰功伟业，必须要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
元朝的蒙古英雄们并不了解这个道理，否则他们怎么会那么快的亡国？他们以武力争取天下后，把人种划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南人，汉人，把人数最多的人贬为了最低贱的种族，于是，他们等于有意识的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最大数量的敌人——当大多数人都成为你的敌人时，再强大的武装也会崩溃；因此积弱之徒的南人、汉人，最后战胜了虎狼之徒的草原雄鹰。
父亲努尔哈赤也并不明白这个道理。汉人曾经是迫害他的民族，强硬的父亲把征服汉人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开始了与汉人的誓死斗争。成功是明显的，但付出的代价同样惨重，在宁远，他们碰上了非常会打仗的袁崇焕，一生只失败过一次的父亲因此含恨离去。袁蛮子只要活着，自己就难以挺进中原一步！
汉人不可畏惧，但又不可轻视，因为他们的人数众多，能人也众多，如果不是接连碰上几个坏皇帝，满清势力，能否跨越辽东？这些道理，皇太极一直在深思熟虑，他做出一个定量分析，是在经过了多少次的征战以后才醒悟的道理。在这个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皇太极明白了今后他的行动方向——每一步都取决于对大多数人即对汉人的态度。
这是一个艰难的转变，由后金国走向满清王朝，这一个转变意义重大。从秦始皇开始，游牧民族与农耕社会始终处在一个极度对立的姿态下，长城就是这种对立情绪的体现。用长城挡住关外人的侵入，是汉人社会的共识，而由此，引发的民族间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从前的匈奴、五胡、五代十国到辽金蒙古，最后到满，战争不断、仇恨不息，已经成为钢铁一样的事实。但放眼历史，关外势力从来没有够战胜汉人势力，即使有过辉煌的胜利，也极为短暂，至于一统汉人江山，更如同梦话。
汉人外表羸弱，但内里坚韧，这一切并不完全因为人数众多，还因为汉家天下的形成结构有其合理性。他们以农业为基础，以土地为疆系，形成了稳固的家庭结构。唯其稳定，才能保证人口茂盛，资源丰富，人民故土意识浓厚，家族意识强烈，这一切也是构成儒家文化的基础。汉人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和这个合理的家庭形成结构有关；相比之下，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则近于原始状态，他们流动性强，稳定性差，土地对人的束缚几乎没有，资源获取方式也全靠掠夺；他们从一生下来就桀骜不驯，崇尚武力，部落之间战争不断，反复不息。这其实都是资源匮乏造成的。游牧民族崇尚武力，但是在文化上却相当落后，既没有一个能钳制思想的大一统的文化信念，也缺乏约定俗成的政治道德，大家都习惯了“有枪就是草头王”，过于自由散漫，缺少诚信，才会纷争不断；同样的，大家缺少规则约束，权威统治，都不按牌理出牌，也导致各自急功近利。
清晰地分析出了汉人与自己的不同后，皇太极在加强军备的同时，开始着手一个更艰巨的工作——推行汉化的步伐。
推行汉化，这一点在皇太极以前的少数民族帝王眼中是很难被认可的事情。虽然也偶然有之，但是论汉化的彻底程度和坚持的时间之长，惟皇太极第一。
推行汉化使皇太极走上了与努尔哈赤完全不同的路。前者是开疆裂土的英雄，后者则成为宏图远谋的君主，前者想的是为自己的子孙建立一块属于自己家族的土地，后者则想的是万世江山一统天下。基于这点不同，两代皇帝所前进的方向是不同的，我们可以说，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之间，建国立业的信念相同，但实行的方法与准则迥异。按现代管理学来说，两者是定性与定量的不同。前者定性，后者定量，努尔哈赤受汉人欺侮多年，对汉人的仇恨形成了他生活的动力，攻城陷地，占领更大的土地，是他建国的根本，但到了皇太极那里，开始注意到人数、文化、生产、资源等等的差异，于是，由简单的定性到了更为精细的定量，我们发现，就是在这个定量的基础上，皇太极开始改变了对汉人的态度。而这个改变是因为皇太极有更为远大的理想，虽然史书并未有太多的记载，但可以想见，他一定从元朝灭亡的基础上吸取了很多教训，同样的，从明朝的建国中也吸取了更为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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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的汉化之路（3）
皇太极与父亲的不同体现最初体现在对“民”的认识上——这个“民”指的是汉民。努尔哈赤采取的少数民族通常的方法——“抗拒者被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