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人运动-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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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和水果（所有这些东西不用说都是质量很坏的，而且几乎是不能吃的）把路也堵塞住了，所有这些，像肉店一样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房子从地下室到阁楼都塞满了人，而且里里外外都很脏，看来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住在里面。

　　但是这一切同大杂院和小胡同里面的住房比起来还大为逊色。这些大杂院和小胡同只要穿过一些房子之间的过道就能找到，这些地方的肮脏和破旧是难以形容的；这里几乎看不到一扇玻璃完整的窗子，墙快塌了，门框和窗框都损坏了，勉勉强强地支撑着，门是用旧木板钉成的，或者干脆就没有，而在这个小偷很多的区域里，门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因为没有什么可以给小偷去偷。到处是一堆堆的垃圾和煤灰，从门口倒出来的污水就积存在臭水洼里。

　　住在这里的是穷人中最穷的人，是工资最低的工人，掺杂着小偷、？子和娼妓制度的牺牲者。其中大多数是爱尔兰人或爱尔兰人的后代，甚至那些还没有被卷入他们周围的那个道德堕落的漩涡里面的人，也一天天地堕落，一天天地丧失了力量去抵抗贫穷、肮脏和恶劣的环境所给予他们的足以使德行败坏的影响。

　　但是，伦敦的贫民窟并不止圣詹尔士一处。在一大片像迷阵一样的街道里隐蔽着成百成千的大大小小的胡同，这些胡同里的房子对于凡有可能稍稍多花一点钱租个比较像人住的地方的人来说，都实在太坏了，这些贫穷到极点的人们的藏身之所是常常可以在富人们的华丽大厦紧邻的地方找到的。例如不久以前，由于检验一个尸体，很体面的人们居住的波特曼方场附近的地方被描写成“一群因肮脏和贫穷而道德堕落的爱尔兰人”的住所。在如同朗？爱克及其他虽然不是贵族式的但也够体面的街上，有许多地下室，这里面常有病弱的小孩和穿得破破烂烂的饥饿的女人爬出来晒太阳。紧靠着伦敦第二个大戏院德留黎棱戏院的是这个城市的一些最坏的街道：查理街、英王街和派克街。这里的房子也是从地下室到阁楼都住满了贫苦的家庭。在韦斯明斯特的圣约翰教区和圣玛格丽特教区，根据统计学会会刊的材料，在１８４０年，５３６６个工人家庭住了５２９４所住宅（如果这还可以叫做“住宅”的话）；男人、女人和小孩，总共２６８３０人，不分男女老幼地挤在一起，在这些家庭中有四分之三只有一个房间。在汉诺威方场的贵族教区圣乔治，根据同一材料，有１４６５个工人家庭总共将近６０００人在同样的条件下居住着；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家庭每一家不超过一个房间。这些不幸的穷人（连小偷也不希望在他们那里找到一点什么）是怎样受着有产阶级的在法律掩护下的剥削呵！上述的德留黎棱戏院附近的这些糟糕透顶的房屋是按照下列标准收房租的：地下室是两个房间每星期３先令（１塔勒），一楼是每个房间４先令，二楼是４１J２先令，三楼是４先令，而阁楼每间是３先令。这样，仅仅查理街的？常挨饿的住户每年向房主缴纳的贡税就达２０００英镑（１４０００塔勒）之多，而上述的韦斯明斯特的５３６６个家庭一年缴纳的房租则达４００００英镑（２７００００塔勒）。

　　但是最大的工人区是伦敦塔东边的怀特柴泊和拜特纳？格林，伦敦的工人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这里。我们听听拜特纳？格林的圣菲力浦斯教堂的牧师格·奥尔斯顿先生是怎样讲自己的教区的吧：“这里有１４００幢房子，里面住着２７９５个家庭，共约１２０００人。安插了这么多人口的空间，总共只有不到４００码（１２００英尺）见方的一片地方，由于这样拥挤，往往是丈夫、妻子、四五个孩子，有时还有租母和祖父，住在仅有的一间１０—１２英尺见方的屋子里，在这里工作、吃饭、睡觉。我认为在伦敦的主教唤起公众注意这个极端贫穷的教区以前，城市西头的人们知道这个地方并不比知道澳洲和南洋群岛的野人更多一些。只要亲眼看一下这些不幸的人们的苦难，看一看他们吃得多么坏，他们被疾病和失业折磨成什么样子，我们面前就会显现出这样一个无助和贫穷的深渊，仅仅是这个深渊有可能存在，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就应该引以为耻。我在工厂最不景气的三年间在哈得兹菲尔德附近做过牧师，可是，我在那里从来没有遇见过像在拜特纳？格林看到的这种穷得毫无希望的情形。全区在十个当家人当中，很难找到一个除了工作服外还有其他衣服的人，而且工作服也是破破烂烂的；他们中有许多人，除了这些破烂衣服，晚上就没有什么可以盖的，他们的床铺也只是装着麦稭或刨花的麻袋。”９８仅仅从这一段描写里就可以想像出这些住宅一般地是什么样子。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我们再听一听某几个有时候不得不到这些无产阶级住宅去看看的英国官员所说的话吧。

　　各报在报道萨雷的验尸官卡特先生１８４３年１１月１４日检验四十五岁的安·高尔威的尸体的情形时曾描写过死者的住所。她和丈夫及十九岁的儿子住在伦敦百蒙得锡街白狮子大院３号的一间小屋子里面；里面没有床，没有铺盖，也没有任何家具。死者和她的儿子并排躺在一堆羽毛上（羽毛粘满了死者的差不多赤裸裸的身体），因为他们既没有被子，也没有床单。羽毛牢牢地粘满了整个尸体，不净尸就不能进行检验，在净尸的时候医生发现尸体极其消瘦而且被跳蚤、？子等咬得遍体鳞伤。屋里的地板被拆掉一块，全家就用这个窟窿做茅坑。

　　１８４４年１月１５日，星期一，两个男孩子被带到伦敦乌尔希浦街警察局的法庭上，罪状是：他们饿得受不住，偷了一家小店里的一只半生不熟的小牛蹄，并且立刻把它吃光了。法官觉得还必须进一步调查，他从警察那里得到了下列的材料：这两个孩子的母亲是一个退伍士兵（后来当了警察）的寡妇，丈夫死后留下了九个孩子，很穷苦。她住在斯比脱菲尔兹地方的奎克街普尔斯？布莱斯２号，生活极端贫困。当警察到她那里去的时候，发现她和六个孩子不折不扣地挤在一间不大的杂屋里面，除了两把没有座子的旧藤椅、一张折了两条腿的小桌子、一个缺口的茶？和一个小小的钵子，就什么家具也没有了。灶里面一点火星也没有，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小堆破布，这堆破布少得用一条女人的围裙包起来就可以拿走，可是这却是全家的床铺。他们盖的是自己的少得可怜的衣服。这个不幸的女人告诉他，去年她被迫卖掉了自己的床去买食物；她为了得到一些食品，把床单押在食品店里面，总之，她仅仅为了弄到全家吃的面包就把一切都卖光了。——法官从捐来的救济金里面发给这个女人一笔相当大的补助金。

　　１８４４年２月有人替一个六十岁的寡妇泰莉莎·比硕普和她的二十六岁的生病的女儿向马尔波罗街警察局的法官申请救济。

　　她们住在格娄弗诺方场布朗街５号的一间小小的杂屋里面，这间杂屋的大小和一个柜子差不多，里面没有任何家具。在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些破布，这两个女人就在上面睡觉；一个木箱又当桌子又当椅子。母亲靠扫地膝一点钱。据房主说，她们从１８４３年５月起就变成了这个样子，逐渐把一切都卖光和当光了，同时房租一次也没有付过。——法官从捐来的救济金里面发给她们１英镑。

　　我并不想断定伦敦的一切工人都像这三个家庭一样地贫穷。

　　我知道得很清楚，在社会把一个人完全踏在脚底下的地方，会有十个人生活得稍稍好一点。但是我断定，成千的勤劳而诚实的家庭，比伦敦所有一切阔佬都诚实得多、值得尊敬得多的家庭，都过着这种非人的生活，而且每一个无者老都毫无例外地可能遭遇到这种命运，虽然他没有任何罪过，虽然他尽了一切努力来避免这种命运。

　　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有一个藏身之所的人，比起无家可归的来总算是幸运的。伦敦有５万人每天早晨醒来不知道下一夜将在什么地方度过。他们当中最幸运的，能把一两个辨士保存到天黑，就到一个一切大城市里面都很多的所谓夜店（ｌｏｄｇｉｎｇ？ｈｏｕｓｅ）里面去，用这点钱在那里找到一个栖身之所。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栖身之所呵！房子从地下室到阁楼都摆满了床；每一间屋子有４张、５张、６张床——能容纳多少就摆多少。每一张床上睡４个、５个、６个人，也是能容纳多少就睡多少——生病的和健康的，年老的和年轻的，男的和女的，喝醉的和清醒的，所有这些人都乱七八糟地躺在一起。然后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争论、吵闹、打架，而如果同床铺的人彼此很和睦，那末事情就更糟；他们商量好共同去盗窃或者去干那种不能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来形容的兽行。而那些没钱住这种夜店的人又怎样呢？哪里可以睡，他们就睡在哪里——在过道里，在拱门下，或者在警察或房主不会去打搅他们的任何角落里。一些人幸而走进私人慈善事业在某些地方办的收容所里面去，另一些人睡在维多利亚女王宿下的公园里面的长凳上。我们看看“泰晤士报”９９在１８４３年１０月所写的吧：“从昨天登载的警察局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每夜平均有五十个人左右在公园里面过夜，他们除了树木和堤上的几个洞穴，就没有任何东西来防御坏天气。这大半是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受了士兵的引诱，被带到首都来，并且被抛弃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去受命运的摆布，去挨饿受穷，她们对年轻人的恶习是毫不在乎的。

　　“这的确可怕。穷人总是有的。贫穷会在任何地方给自己开辟道路，并且总会以各种丑恶的形式存在于富庶的大城市的心脏里。我们觉得，在这个有数百万人口的首都中，在它的成千的小街和胡同里，总会有许多苦难，许多是很刺眼的，也有许多是永远也不会暴露出来的。

　　“但是，在集中了财富、欢乐和光彩的、邻近圣詹姆斯王府、紧靠着华丽的贝斯华特宫的地区，在新旧贵族区碰了头而现代精美的建筑艺术消灭了一切穷人的茅屋的地区，在似乎是专门给阔佬们享乐的地方，在这里竟存在着贫穷和饥饿、疾病和各种各样的恶习，以及这些东西所产生的一切惨状和一切既摧残身体又摧残灵魂的东西，这确实是骇人听闻的！

　　“一边是可以增进身体健康的最高尚的享乐，精神活动，无害身心的娱乐，一边却是极端的贫穷！财富，辉煌的客厅，欢乐的笑声，轻率而粗暴的笑声，近旁却是富人不能理解的那种由贫穷造成的苦难！欢乐无意识地但残酷地嘲笑着在底唇呻吟的人们的苦难！这里在互相冲突，这里一切矛盾都在斗争，只除了引诱人的恶习和接受别人引诱的恶习？？　但是让人们记住一点：在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的最华丽的街区，每一年每一个冬天的夜里，都可以发现这样一些年纪很轻但因染上恶习和受过折磨而显得衰老的女人，她们被社会所唾弃，因饥饿、肮脏和疾病而活活地腐烂着。让人们记住这些，并且要学会行动而不是议论。上帝可以做证，这种活动的场所现在是多么广阔！”我在前面已？谈过供无家可归的人们寄宿的夜店。这些地方是多么拥挤，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表明。在上奥格尔街新开办的能容３００人过夜的“流浪者收容所”里面，从开始寄宿那天（即１８４４年１月２７日）起到３月１７日止，总共收容了２７４０人，有的住一夜，有的住了几夜；虽然一年中比较舒适的季节已？到来，但是想到那里以及到白十字街和华坪的收容所去投宿的人却大大地增加了，而每天晚上都有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因为地方不够而被拒绝。

　　在另一个收容所里面，在普雷豪斯广场的中央收容所里面，１８４４年的头三个月内平均每夜有４６０人寄宿，总共是６６８１人，分发了面包９６１４１份。虽然这样，但根据管理委员会的声明，只有在城市东部也开办了流浪者收容所时，这个收容所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投宿者的需要。

　　现在我们撇开伦敦来一个一个地看看联合王国的其他大城市。先从都柏林开始。从海上一进入这个城市就会感到它是那样地柔媚，正如同一进入伦敦就感到它是那样地雄伟一样；都柏林海可算是不列颠诸岛中最美丽的一个海湾，爱尔兰人常常把它比做那不勒斯湾。城市本身也是美丽如？的，那里的贵族区比英国的其他任何城市都更好，更雅致。但同时都柏林的穷人区却可以归人世界上最可怕最丑恶的穷人区之列。诚然，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归咎于爱尔兰人的那种正是在肮脏环境中才觉得舒服的性格。但是，既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任何大城市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成千的爱尔兰人，既然任何穷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逐渐沉没在这种肮脏的环境中，那末，都柏林的贫穷就不是什么特别的、只有爱尔兰的城市才有的东西，这是世界上一切大城市共同的东西。都柏林的穷人区散布在全城，房屋的肮脏和不适于居住，以及街道的零乱荒芜都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根据习艺所监督的报告G，可以想像这些区域的穷人的拥挤：他们说，１８１７年在军营街，在５２幢房子共计３９０个房间里面住了１３１８人，而在教堂街及其邻近的街道上，在７１幢房子共计３９３个房间里面住了１９９７人。

　　“在这个区域及其邻近的区域里有很多臭气熏天的（ｆｏｕｌ）小胡同和大杂院，许多地下室光线只能从门口透进去，住的人往往睡在光溜溜的地上，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有床铺。可是，例如尼可尔生大院，在２８个狭小而简陋的尼间里住着１５１个人，穷得在整个大院里只能找到两张床和两条被。”都柏林的贫穷严重到这样一种程度：仅仅是属于“济贫？会”的一个慈善机关每天就要为２５００人，即为全市人口的１％开着大门，——白天给他们吃，晚上让他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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