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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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果由此。本朝弃嶲州不守，而蜀无边患。以此论之，则齐休之言，可不谓善哉！
韦审规名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为韦氏平齐公房韦淡之子，寿州刺史，元和姓纂则谓系韦渐子。穆宗长庆元年，以段文昌为西川节度使。《白氏长庆集》卷卅二有《韦审规可西川节度副使制》，制文有〃命文昌为帅长，俾镇抚焉。次命审规为上介，俾左右焉〃之辞，是韦审规也于长庆元年受命为西川节度副使。段文昌的西川节度使，只做到长庆三年。长庆三年十月，就以杜元颍除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所以段文昌的去职，当在十月以前，而审规当也连同调任。审规出使云南，见《新唐书·南蛮传》，《南蛮传》说：
元和三年异牟寻死……子寻阁劝立。……明年死，子劝龙晟立。……十一年为弄栋节度王嵯巅所杀，立其弟劝利。……长庆三年始赐印。是岁死，弟丰祐立。丰祐敢，善用其下，慕中国，不肯连父名。穆宗使京兆少尹韦审规持节临册。丰祐遣洪成酋、赵龙些、杨定奇入谢天子。
劝利死，丰祐立，据《通鉴·唐纪》穆宗长庆三年秋七月条：
南诏劝利卒，国人请立其弟丰祐。
这一条的《考异》说：
《实录》九月辛酉南诏王立佺进其国信。岁末又云南诏请立蒙劝利之弟丰祐，云立佺者盖误也。今从《新传》。
《旧唐书·穆宗纪》载有长庆三年秋九月〃南诏王丘佺进金碧文丝十有六品〃一事。《旧唐书》丘佺即《实录》之立佺，都是《新书》弄栋节度王嵯巅的同名异译。册府元龟九六五《外臣部》封册又有一段纪载说：
（长庆）三年九月，南诏遣使朝贡。以京兆少尹韦审规为册立南诏使。
现在把新旧《唐书》、《册府元龟》、《通鉴》等书的纪载综合起来看，大约是这样：审规当是于西川节度副使去任之后，就调授京兆少尹，时间或在长庆三年七月，丰祐继位，于九月遣使入告，要求册封，并献金碧文丝十六品。唐朝以审规曾为西川节度副使，故派他为册立南诏使，到云南去册立丰祐；其南行时间，应在长庆三年九、十月以后。洪成酋诸人，则是韦审规到云南册封蒇事，随同入唐谢恩的南诏使节，与七月九月两次，盖属另外一事也。
韦齐休，不见世系表姓纂诸书。《太平广记》三四八韦齐休条引《河东记志》云：
韦齐休擢进士第，累官至员外郎，为王？#91；浙西团练副使，太和八年卒于润州之官舍云云。
此韦齐休与随韦审规使云南者姓名相同，时次亦不相先后，疑即一人，唯事迹别无可考。其所著《云南行记》二卷，宋以后即不传。《宋史·艺文志》著录此书，齐休作齐沐，齐又作济。《御览》引《云南记》共二十三条，其九一九卷鹅，九二四卷鹇，九七四卷甘蔗，所引云南记都提到韦齐休，今抄示这三条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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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节：三 韦齐休云南行记（2）
韦齐休使云南，屯城驿西墙外有大池斗门，垂柳夹阴，池中鹅鸭甚众。（九一九）
韦齐休使至云南，其国馈白鹇，皆生致之。（九二四）
唐韦齐休聘云南，会川都督刘宽使使致甘蔗。蔗节希似竹许，削去后亦有甜味。（九七四）
这应该都是韦齐休的《云南行记》，所以纪载他自己的见闻。《御览》九三七嘉鱼条引《云南记》，纪雅州丙穴嘉鱼；八六七茶条引《云南记》，纪名山县蒙山茶；八三九稻条引《云南记》，纪雅州荣经县稻；九四二蛤条引《云南记》，纪新安蛮妇人；九八○芦菔条引《云南记》，纪嶲州界产诸葛菜；九五八柘条引《云南记》，九七四甘蔗条引《云南记》，皆及会川；九七三余甘条引《云南记》，又及泸水南岸有余甘子。以上所纪地名，有雅州、名山、荣经、新安、嶲州、会川，用樊绰《蛮书》卷一《云南界内途程》篇中所纪自成都至云南蛮王府路程来对校，《御览》引《云南记》中的地名，都在这一条路上。《蛮书》卷二过泸水渡绳桥一句下有注云，〃云南行记云渠桑驿〃。由此可以推知《云南记》的作者入云南，一定是取的清溪关路，所以能纪载沿途见闻，经过地方，和《蛮书》清溪关路一样。袁滋入云南，走的是从石门外出鲁望、昆川，即石门道，亦即秦汉间的五尺道，与《御览》引《云南记》不同。《御览》引《云南记》，有三条已著明韦齐休姓名，故其书之为韦齐休的《云南行记》，而非袁滋书，大概可以无疑。韦齐休书，除《御览》引《云南记》二十三条即齐休《云南行记》外，《蛮书》卷二过泸水渡绳桥句下本注引一条，卷五六第五标题下本注亦记韦齐休《云南行记》有十。又《御览》九二四鹦鹉条引《云南行记》两条，一及瞿笨馆，一及新安城路，瞿笨馆无可考，新安城路则仍然在清溪关路上，所以这两条也应该就是韦齐休的书。何以《御览》引一书而析为二名，则不得而知。
综合以上所述，加上《郡斋读书志》引的序文大略，韦齐休的《云南行记》所可考者如此而已。
当长庆三年韦审规韦齐休使云南的时候，同年十月唐朝发表了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元颍充西川节度使。元颍是杜如晦的五世孙，以进士入为翰林学士。穆宗即位，〃不阅岁至宰相，甫再期出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到西川以后，为欲逢迎穆宗，以固宠幸，于是悉索珍异以献，于边防弃而不顾，因有文宗太和三年（公元八二九年）南诏大举入侵之役，进逼成都，西川宝货工巧子女为之荡然。《通鉴·唐纪》文宗太和三年十一月纪南诏入侵西川，说：
元颍以旧相文雅自高，不晓军事，专务蓄积，减削士卒衣粮。西南戍边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蛮境钞盗以自给。蛮人反以衣食资之。由是蜀中虚实动静，蛮皆知之。南诏自嵯巅大举入寇，边州屡以告，元颍不之信。嵯巅兵至，边城一无备御。……
韦审规、韦齐休是长庆三年冬出使云南，取道清溪关路，沿途所经如卬、雅、黎、嶲诸州，正是太和三年南诏入侵的路。杜元颍镇蜀，边防废弛，恐怕就是受了韦齐休《云南行记·序》中主张斥弃清溪关外诸地的影响。情报不实，遂酿巨祸。后来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想替杜元颍减轻罪名，将责任推到三十多年前的韦皋身上，以为是韦皋不应与南诏构和，因而人心懈怠，疆场无备，故有太和三年之役。今日看来，卫公此说，绝非持平之论也。
唐朝坐镇西川的如韦皋、李德裕，对于西南边事，都有著作，今附著大略如次。
德宗贞元元年（公元七八五年）韦皋拜检校户部尚书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剑南西川节度使，代张延赏坐镇西川，历二十一年。据《宋史·艺文志》，韦皋著有《西南夷事状》二十卷，二十一年的经营，在书内必有详细的纪载。今仅《通鉴》德宗贞元十年正月《考异》引事状一则，正《旧唐书·韦皋传》之误，余无可考。韦皋以后，镇蜀有名者为李德裕。《李文饶集》有《进西南备边录状》，文中有云：
臣顷在西川，讲求利病，颇收要害之地，实尽经远之图。因著《西南备边录》十三卷，臣所创立城镇，兼画小图，米盐器甲，无不该备。……第四卷叙维州本末，尤似精详。……
《新唐书·李德裕传》说德裕至蜀，〃乃建筹边楼，按南道山川险要与蛮相入者图之左，西道与吐蕃接者图之右。其部落众寡馈远迩曲折咸具。乃召习边事与之指画商订，凡虏之情伪尽知之〃。大约筹边楼上左右两壁所绘地图即包涵在《备边录》的小图之内。德裕此书，集作十三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作一卷，疑误。《通鉴》文宗太和五年五月李德裕索南诏所掠百姓得四千人条《考异》引德裕《西南备边录》，德裕书传世，只此一则。而《新唐书·李德裕传》，叙镇蜀日筹划甚详，疑其中不少取材于《备边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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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四 窦滂徐云虔卢携诸人所著书
四 窦滂徐云虔卢携诸人所著书
懿宗咸通时有樊绰的《蛮书》十卷，窦滂的《云南别录》一卷；僖宗时有徐云虔《南诏录》三卷，卢携《云南事状》一卷。樊绰《蛮书》留在后边再说，兹先略论窦滂诸人书大概。
《新唐书》及《宋史·艺文志》俱著录窦滂《云南别录》一卷。窦滂于咸通十年（公元八六九年）代李师望为定边节度使，贪残失众望。南诏入犯，滂望风溃退。十一年遂贬为康州司户。他写《云南别录》在何时不可考。《通鉴·唐纪》德宗贞元十年袁滋册南诏条《考异》引滂书一条，说：〃诏袁滋册异牟寻为南诏，盖从其请。南诏之名自此始也。〃《册府元龟》九六五纪贞元时唐赐南诏金印银窠，文曰〃贞元册南诏印〃。《南诏德化碑》纪天宝十一载阁罗凤北臣吐蕃，〃于邓川册诏为赞普钟南国大诏〃。南诏即是南国大诏，贞元册南诏，不过袭吐蕃之旧称耳。
南诏自酋龙于康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八五九年）嗣立以来，至僖宗乾符四年（公元八七七年），前后几二十年，几于岁岁犯边。乾符四年酋龙死，子法立，侵边始少息。岭南西道节度使辛谠与南诏常通使节。乾符六年，遣巡官徐云虔使云南，二月至善阐城（今昆明），留十七日而还。广明元年六月，又副宗正少卿嗣曹王李龟年使南诏。中和元年（公元八八一年）八月始还至西川。云虔于三年之间，两使南诏。他所著的《南诏录》三卷，见于唐、宋《艺文志》，大约即是综合两次出使见闻而成。《南诏录》宋以后即不传，《通鉴·唐纪》僖宗乾符四年二月《考异》引此书，说〃南诏别名鹤拓，其后亦自称大封人〃。南诏国号之又作鹤拓或大封人，始见此书。鹤拓、大封人，作何解释，不得而知。方国瑜先生以为鹤拓是犍驮罗的对音，他从音韵学上推测，转弯太多，我们总有点不敢相信。
和徐云虔《南诏录》同时候的书还有《云南事状》一卷，见《宋史·艺文志》。《通鉴·唐纪》僖宗广明元年五月赵宗政还南诏条《考异》引《云南事状》，以正西川节度使陈敬瑄遣使南诏之日月，又及丰祐以后渐为侮慢之故，并谓《事状》末载陈敬瑄与云南书牒，或称鹤拓，或称大封人。南诏国号，至《南诏录》和《云南事状》，始予著录，则鹤拓或大封人之号，很可能始于僖宗之时。《事状》、《宋史》不著为何人作，温公《考异》以为〃似卢携奏章也〃。携为僖宗时宰相，辛谠、陈敬瑄之遣使南诏许以和亲，携之主张最多。温公谓《事状》为携奏章，疑得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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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五 樊绰《蛮书》（1）
五 樊绰《蛮书》
南诏和唐朝的关系，以懿宗时为最繁，几乎每年都有边警，而以中国的南部如安南、邕管为最甚。咸通时安南为南诏攻陷，于是邕管骚然，乃调东南之兵以戍桂林，卒之庞勋叛变，遂兆唐室灭亡之机。所以南诏的盛衰，安南的得失，关系于唐朝者甚大。樊绰就是南诏攻安南时，亲历其事的人。他所著的《蛮书》，都是他在安南时搜集得来的材料，予以有系统的编纂。《华阳国志》而后，现存论述西南历史地理最古最好的纪载，只有樊绰此书。
樊绰《蛮书》，《新唐书》《宋史·艺文志》著录俱作十卷。樊氏籍贯无可考，为安南经略使蔡袭从事。咸通三年（公元八六二年）袭奉命经略安南，其年冬南诏大举来攻，四年春安南陷，袭阖宗死者七十人，绰涉江逃免。《蛮书》之作，大约始于在安南时，蔡袭失败之前，所以今本《蛮书》卷十末云：
臣去年正月二十九日，已录蛮界程途，及山川城镇，六诏始末，诸种名数，风俗条教，土宜物产，六名号，连接诸蕃，共纂录成十卷，于安南郡州江口，附襄州节度押衙张守忠进献。
这大约是在咸通四年。到了咸通五年六月，樊绰左授夔州都督府长史，将《蛮书》又整理了一次，今本《蛮书》卷十末论黔、泾、巴、夏四邑苗众一段有云：
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长史，问蛮夷巴夏四邑根源，悉以录之，寄安南诸大首领，详录于此，为《蛮志》一十卷事，庶知南蛮首末之序。
这一段文字，也许就是《蛮书》的自序，错简在此。
《蛮书》名称，各书著录殊不一致，《新唐书·艺文志》，《通鉴考异》，程大昌《禹贡图》，蔡沈《书集传》，作《蛮书》；《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元李京《云南志略》，明初程本立，作《云南志》；《宋史》又出樊绰撰《南蛮记》，都为十卷；苏颂《图经本草》作《云南记》；《永乐大典》作《云南史记》；《太平御览》引又作《南夷志》。《四库》著录，名称依《新唐书》。按照上引《蛮书》自称为《蛮志》一十卷之语，似乎《新唐书》所著录的名称，应比较近真；或者《蛮志》为樊绰初定的名称，定稿后乃称为《蛮书》也。《蛮书》自宋以后继续流传。李京《云南志略》提到樊绰此书。明洪武初程本立为云南布政使，至丽江，在太守张翥处还看到樊绰的《云南志》，程氏《巽隐先生文集》中《云南西行记》一文曾纪其事。自永乐中收入《大典》，书遂不传，所以《四库提要》说：〃虽以博雅如杨慎，亦称绰所撰为有录无书。〃至于万历《云南通志》卷二、卷三虽都引有樊绰《云南志》，而文字与传世《蛮书》颇不类，倒很像后世方志中语，恐是传闻之误，实则樊氏书明中叶以后便已不传。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馆臣始从《永乐大典》中将樊氏书辑出，仍依《新唐书·志》分为十卷，并取《新唐书·南诏传》及《通鉴考异》为之校勘。《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