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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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陆深《河汾燕闲录》（明嘉靖陆氏家刊《陆文裕公俨山外集》本）卷上：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此印书之始，又在冯瀛王先矣。
（乙）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二《雕版渊源考》：
明陆深《河汾燕闲录》云，〃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是语见于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曰：〃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中村器堂氏依此文乃云雕属废像，撰属遗经，即非刻书之谓。余则以为陆氏在明犹逮见旧本，而纪云雕版，恐《宋藏》中必有作雕版者矣。又案此语不载于《隋书》及诸杂史，信斯语也，则隋时已有雕板也。
又予以为墨版盖昉于六朝。何以知之？《颜氏家训》曰：〃江南书本穴皆误作六〃。夫书本之为言，乃对墨版而言之也。颜之推北齐人，则北齐时既知雕版矣。《玉烛宝典》引《字训》解瀹字曰：〃其字或草上或水旁或火旁，皆依书本。〃已曰皆依书本，亦可以证其对墨版也。是隋以前有墨版之证。
按陆氏所引隋文帝敕见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盖〃周武之时，悉灭佛法，凡诸形像，悉遣除之，号令一行，多皆毁坏〃，以至〃塔宇既废，经像沦亡，无隔华夷，扫地悉尽〃。故发此敕以〃重显尊容，再崇神化，颓基毁迹，更事庄严，废像遗经，悉令雕撰〃。陆氏乃据此文以为印书之始。袁恬《书隐丛说》即谓〃雕者属像，撰者乃经也，非雕刻之始也〃。岛田氏不察，仍袭陆氏之误，故俞樾驳之曰：〃至引隋开皇敕谓隋时已有雕版，雕版二字自是撰定之误。雕像撰经乃是二事，若云废像遗经悉令雕版，废像岂可雕版乎！〃①可谓甚当。《历代三宝记》卷十二《有象经法式》十卷，开皇十五年敕有司撰，袁氏所谓〃撰者乃经也〃者，此其证也。
又案陆氏文中〃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二语，后来引者各异其辞。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作〃悉令雕造〃，岛田氏又据别本迳作〃雕版〃，并曲为之解曰：〃余则以为陆氏在明犹逮见旧本，而纪云雕版，恐《宋藏》中必有作雕版者矣。〃陆氏确曾见旧本，其所著《玉堂漫笔》卷下云：〃世言《大藏经》五千四十八卷，此自唐开元间总结经律论之目，至贞元间又增新经二百余卷，宋至道以后惟净所译新经又九千五百余卷。予见南宋《藏经》与《元藏》不同，而本朝《藏经》又添入元僧以后诸人文字，而卷数仍旧，岂亦有添减欤！〃云云是也。然其家刊本《河汾燕闲录》作〃悉令雕撰〃，并不作〃雕版〃，日本缩刷《藏经》以丽元诸本校勘，于此亦作雕撰，无作雕版者，则岛田之说不足辨矣。
岛田又据《颜氏家训》江南书本之语，以为系对墨版而言，遂谓墨版昉于六朝。俞樾驳之曰：〃又引《颜氏家训》谓北齐已有雕版，更恐不然，如颜氏果以书本对刻本而言，则当时刻本当已遍天下矣，何至唐时犹不多见也？书本乃写本耳。古书本无不同，而传写各异，故曰江南书本，对河北书本而言，非对刻本言。《书证》篇或云江南本、河北本，或云江南书不言本、河北本不言书，随便言之，皆以江南与河北对。〃②叶德辉亦非其说，以为〃若以诸书称本定为墨版之证，则《刘向别传》校雠者一人持本，后汉章帝赐黄香《淮南子》、《孟子》各一本，亦得谓墨版始于两汉乎？岛田氏谓在北齐以前，所有援据，止诸书称本之词，陆氏误字之语，则吾未敢附和也。〃③二氏驳论，确当不移。故在未有新史料发见以前，仅据陆氏与岛田氏之言，以为中国之有雕版始于六朝及隋，盖不足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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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三 唐代刊书之先导
三 唐代刊书之先导
中国在隋及隋以前之无雕版书，约如上述，而考诸现存实物及文献，唐代刻书之确然有据，则无可疑。现今世界上最古之印刷品，当推宝龟本《陀罗尼经》①。然唐代日本文化大都传自中土。如日本夹缬，其名见于宋王谠《唐语林》，创于唐玄宗之寺，②即其一例，则刊印《陀罗尼经》恐亦有所受也。顾文献无征，今不具论。兹篇所欲究者，为唐代刊书梗概，然于刊书之先导，亦不能不一述也。
中国印刷术之起源，与佛教有密切之关系。语其变化之概，当为由印像以进于禁咒，由禁咒进步始成为经文之刊印，而其来源则与印度不无关系也。今摭录诸家言像印及印佛像之文如次：
（甲）《法苑珠林》卷三十九：
《西域志》云：王玄策至大唐显庆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菩提寺主名戒龙，为汉使王玄策等设大会。使人以下各赠华十段并食器，次伸呈使献物龙珠等具录大珍珠八箱，象牙佛塔一，舍利宝塔一，佛印四。至于十月一日，寺主及诸众僧饯送使人。
（乙）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三十一《灌沐尊仪》：
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或积或聚，以砖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消灭。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
（丙）唐冯贽《云仙散录》印普贤像条引《僧园逸录》：
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
案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九有云：〃印度之法，香末为泥，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书写经文，以置其中，谓之法舍利也。数渐盈积，建大窣波，总聚于内，帘修供养。〃日本宝龟本之《陀罗尼经》分置于百万小塔中，即所谓法舍利也。王玄策所获之佛印，即《寄归内法传》所云之泥制底（Koitya）及拓模泥像一类之物也。始言印刷之文献，当以义净之言为最先矣。①
此种佛印流传甚广。日本大和法隆寺所藏不动明王像一纸印像三千，药师如来像一纸印像十二，阿弥陀如来像以纵一尺一寸五分之纸而印像百八尊。此外尚有吉祥天女像，毗沙门天像，皆一纸而印像数十，当即佛印之类也。一九○八年法人伯希和探检敦煌石室，发见用佛印印成之千体佛，俱为唐代之遗。②考诸往昔道家修炼，登山涉水，往往佩带枣木大印，印上刻字数达一百二十。③然初无传播之想，不过用以避邪而已，不得谓之印刷也。至唐代印度佛印传入中国，摺佛之风一时大盛，一纸中动辄印百千佛像，一印或数百千张，而后印刷方告萌芽，遂有后日之盛。
《云仙散录》记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五驮俱尽，乃摺佛之流也。唯《云仙散录》一书，宋洪迈④、张邦基⑤、赵与时⑥、陈振孙⑦诸人即疑其伪，清《四库提要》论《云仙杂记》称：〃其自序称天复元年所作，而序中乃云天佑元年退归故里，书成于四年之秋，又数岁始得终篇。年号先后亦复颠倒，其为后人依托，未及详考，明矣。〃《云仙杂记》一书即挦撦《散录》而成。然八千卷楼旧藏宋开禧刻本《云仙散录》，冯贽序作天成元年非天复。旧本本不误，《四库提要》据此认为依托，未见其然。要之，佛印之作，印度传播已久，玄奘当及见之，则《云仙散录》所记不无可信也。
自有道家四百字之枣木大印及印度之佛印。而后藉刊本刷印以为传播文字之利始渐为人知。中国刊书史之由此蜕变，以至于正式刊刻书籍，其过渡时期史实，尚未发见何种文献，唯有日本宝龟本《陀罗尼经》可为旁证。然其间尚有一事，似亦足以使此期史实呈一线曙光者，则历日板是也。《旧唐书·文宗纪》，太和九年十二月
丁丑，敕：诸道府《近事会元》卷五历日板条引此作诸道府州。不得私置历日板。
《全唐文》卷六百二十四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云：
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亦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
太和九年敕，盖因冯宿之奏而发也。
按编年史有日历一则，创始于德宗之时，此云历日，当非其伦。《唐语林》曾记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货者，每参互朔晦，货者各征节候，因而争执，可见当时各地有私印历书之事。所云历日板者，疑即为印刷历书之雕版。①恐各道府各置历日板，印行历书，不统于一，以致朔晦参互，节候先后，有悖于王者正朔之义，故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夫历为人生日常所需，其应传播，与广刊经咒以求福田利益者，需要之切，正无以殊，则先登梨枣，理所当然。历日版云云疑即指此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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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四 中国刊书史上之咸通时代（1）
四 中国刊书史上之咸通时代
唐代道及刻书之文，说者俱以元微之《白氏长庆集序》为最先。②元《序》略云：〃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杨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以为模勒云云，即指雕刻而言。元《序》作于长庆四年十二月（公元八二五年），正与日本宝龟本《陀罗尼经》同时。元白之诗刊为书册，卖之市肆，遍于杨越，则刊书传播已广，刊刻范围亦已由宗教方面转入世俗文学。然此《序》所恃以为刻书之证者，仅模勒二字及模勒与缮写二字对举而已。顾模可释为摹写，勒亦可诠为勾勒，从原迹摹写勾勒若今之影写本然，似亦可通。至于二语对举，遂指缮写为传钞，模勒为刊刻，则其曲解，与见书本而即谓与墨板对举者无以异也。元氏所云，揆之刊书蜕演之迹，及日本《陀罗尼经》，理实可能。然文字诠释，似有未晰。故在未得第二种文献及年代清晰之实物证据以前，不得据此即谓唐代在大历时即已有雕版印书也。
中国刊书是否创始于唐，李唐一代在刊书史上之变迁若何，俱以文献不足，难征其全，唯就所得诸家之言，考其时代，则大都在唐懿宗咸通或其后不远之际。是刊书之事，当自此始渐为士大夫所注意，因而形诸纪述。今总称之曰咸通时代。其在咸通前后者亦附见于中。关于诸家纪述唐代刊书文献，今就所得见者，略依时序，比录如下：
（甲）日本僧宗叡《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大藏·余》二）：
《都利聿斯经》一部五卷 《七曜禳灾法》一卷 《七曜廿八宿历》一卷 《七曜历日》一卷 《六壬名例立成歌》一部二卷 《明镜连珠》一部十卷 《秘录药方》一部六卷两策子。 《削繁加要书仪》一卷元和年中者。 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 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 右录书等，惟非法门，世者所要也。大唐咸通六年从六月迄于十月，于长安城右街西明寺日本留学僧圆载法师院求写杂法门等目录具如上也。日本贞观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却来于左京东寺重勘定入唐请益僧大法师位。
（乙）范摅《云溪友议》卷下《羡门远》：
纥干尚书泉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稔。及镇江右，乃大延方术之士。乃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洗炼之者。……
（丙）司空图《一鸣集》卷九《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担О饲Ь砺ゲ鼐沙咀魅贰；”咀髂肌５窨搪墒琛罚河”竟舶税僦健 �
……今者以日光旧疏，龙象弘持，京寺盛筵，天人信受，□迷后学，竞扇异端。自洛城罔遇，时交乃焚，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锼；惠担Ф”咀魅贰Ｎ蘩⒆ň某⒔彩凇Ｔ肚招攀浚慕崃荚怠Ｋ９暌嬲眩艘蓝”尽＝蛄好揖俣ú豢洌雷噬朴罩健１仄谧肿诛悦只垡蓝”尽Ｑ蓝唤撸簧拙欤鍪せ岫拧８移诟１ㄖⅲ冈时晏庵搿＝魇琛＃ň荨端牟看钥尽芬园饲Ь砺ゲ乇拘＃ �
（丁）王谠《唐语林》卷七：
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货者，每参互朔晦，货者各征节候，因争执，里人拘而送公。执政曰：〃尔非争月之大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叱去。而不知阴阳之历，吉凶是择，所误于众多矣。
（戊）柳玭《家训序》：无名氏《爱日齐业钞》卷一引。
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漫染不可尽晓。
（己）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世言雕版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尔。柳玭《训序》言其在蜀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版，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庚）无名氏《爱日斋丛钞》卷一：
按柳玭《家训序》（参看戊）、叶氏《燕语》，正以此证刻书不始于冯道。而沈存中又谓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自后典籍皆为板本。大概唐末渐有印书，特未能盛行，遂始于蜀也。
（辛）《国史志》：
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多术数小学字书。
（壬）朱益《猗觉寮杂记》卷下：
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后唐方镂《九经》。悉收人间所有经史，以镂板为正，见两朝国史。
宗叡为唐代日本僧入唐八家之一，于清和天皇贞观四年（唐懿宗咸通三年，公元八六二年）与贤真、忠全、安展、禅念、惠池、善寂、原懿、偤继诸人随真如法亲王入唐，于贞观七年（咸通六年，公元八六五年）十一月归国。归国时携回之经卷凡一百三十四部一百四十三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