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世纪的王安石-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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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中心，一是文学，二是儒学，这两方面都明显地受到了他父亲王益的影响。
王益的文学成就究竟如何兹不细论。王安石在《先大夫述》中称王益十七岁时曾将自己所作之文寄给著名文士和政治家张咏，张咏奇之，对王益的文章颇为称赏，甚至将他的字“损之”改为“舜良”，大有以其为弟子之意。王益二十二岁即中进士，当时以诗赋取士，少年高科也说明其文才之高。王益在四川时多与梅挚相唱和，卒时有诗文百余篇，今虽不存，但可见其文学确有成就。
王安石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天赋极佳，虽然未被视为仲永式的神童，却也非同凡响，再加上他天生勤奋，少年即好读书，因此很早就已经在文学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前述曾巩对其文章的极力称赞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王安石早年即倾心儒学，虽然他一度厌薄孔孟，专意诗文，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小插曲，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儒学，这方面同样是受到了王益的影响。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王益都是一个标准的儒者。他事君忠——虽然一生只为郡县微职，未能尽展其能，却并无怨言，而是踏踏实实地尽职尽责，所到皆治。事亲孝——奉养唯恐不尽，宦游常奉亲行，只有当四川过远，朝廷制度又不许携亲时，他才送父母还乡。而在新繁时由于双亲不在，未尝剧饮，岁时思慕，以至悲泣痛哭，虽自奉甚薄，治酒食娱亲却毫不吝啬。待子慈——虽然家口众多，负担沉重，却未尝迁怒子女，儿女有过，亦从容劝谕，未曾怒笞。他自奉如啬，待友却极厚，常倾囊相授，一无所吝。他为官清正，不媚上，不欺下，上司不法，则据理争，豪强不驯，每予严惩，对于普通百姓则未肯轻易重罚。值得注意的是王益的平民立场，他所到之处，都是百姓称颂，豪吏嫌恨。任建安主簿时，如有人不及时纳税，他先杖责孔目吏孔目是各级衙门中的小吏；判临江军时，豪吏大姓竟然相与出钱求转运使将他调离。这种平民立场后来亦为王安石所继承。
王益以儒家道德规范理政，变韶州夷人之俗，令男女有别，不乱伦常。他还不喜怪、力、乱、神，韶州下属的翁源县有虎伤人，他下令捕之，民间传言五虎自毙，县令将此五虎之头献上，并为文称颂， 他知道这是下面附会， 便让县令带着虎头颂文回（元）鲜于枢 王安石杂诗卷去。王益还表现出了出色的政治才能。他在韶州任职时，蜀地有五百军兵在此屯田，逾期不见有人前来替代，于是心生怨怒，准备造反，由于韶州只是一个小州，无兵可御，佐吏们都吓坏了，他却不为之动，下令将为首五人收捕，即日判决流放外地，并于当日将他们护送出界。这时佐吏们又说应当将五人下狱，判得太轻了，后来听说如果将五人下狱，屯兵将要劫狱，众人才愈加佩服。
王益是王安石最初的榜样，对其学术和政治立场具有终身的影响。王安石以契与后稷为目标，其实也是以父亲为目标。后来，无论是在地方任职还是在朝为相，从王安石的施政方式中都可以看到王益规划的痕迹。
王安石在早期倾向儒学，除了受到父亲的深刻影响之外，无疑还受到了曾巩的启发。另外，在金陵求学时他还经常与朋友李通叔切磋，可以说，曾巩与李通叔，是早年对王安石影响最大的两个朋友。
李通叔，字不疑，闽人，举进士不第，二十八岁还乡，道于建溪，溺水而亡。王安石在《李通叔哀词并序》中记载了二人最初的交往，称自己丧父之后居于金陵，从两位兄长入学，经常感慨古人都汲汲于挚友，以相互切磋，共同入于道德之域，而自己才识不如古人，学习努力也不够，假如还得不到朋友的帮助，恐怕会沦为庸人。恰在此时，遇到了李通叔，二人道气相类，一见如故，互赠诗篇，成为挚友。自此之后，###放心自归，邪气自去，忧惧不再，圣贤非远。
早年学术（2）
在王安石看来，要能够入于道德，一是靠自身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努力，二是靠朋友的切磋砥砺。李通叔容也君子、言也君子、文也君子、行也君子，与己道气相同，故能开己浑朦，相与入于道德之域，践于圣人之庭。王安石还称李通叔为文一本于古，绝华虚荡肆之学。可见其道其文，都是追慕上古、不务骈丽的。从王安石的叙述来看，李通叔确实卓尔不群，惜其不寿。
金陵求学期间，王安石还受到长兄王安仁的影响。王安仁七岁好学，不苟言笑，学完行高，孝友最隆，对王安石照顾有加。
此等数人对于王安石早年的学问志业是影响最大的，其他则未有以闻。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五有“荆公见濂溪”一条：
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独怀刺候濂溪，三及门而三辞焉。荆公恚曰：“吾独不可自求之六经乎！”乃不复见。
这一故事实是杜撰，清人蔡上翔辩之已详。周敦颐生于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自号濂溪，长王安石四岁，十五岁以前他在道州营道县，十五岁时因父卒，随母入京师投舅氏，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二十一岁时母卒，归葬润州，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二十四岁任洪州分宁县主簿，始入江西。周濂溪十五岁入京时王安石十一岁，远在韶州，其二十一岁在润州时王安石十七岁，人在金陵。如果二人相见，就只能是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当时王安石十六岁，随父入京，周濂溪二十岁，寓居舅家。然而虽然周濂溪闻道甚早，二十岁时亦未必有何异学能令王安石三顾茅庐，王安石唯言在京城与曾巩结交，终生无一语道及濂溪，可见必无此事。至于罗氏更发议论，道是濂溪以为王安石过于自负，唯欲去其骄气，不意其不复回转，又怪濂溪三辞过甚，再而可矣，事不必三，若令荆公得从濂溪，“沐浴于光风霁月之中”，可消其偏蔽，必无后日新法之行云云，直若梦呓。濂溪何人，能令荆公如此眷顾？欧阳文公当世大贤，曾子固介甫至交，文公览其文，欲得一见，子固亲书邀约，竟不一至。既云荆公不可一世之士，安能三次怀刺见一无名之周子乎！何况正如蔡氏所言，十六岁的王安石并非名满天下，何以濂溪未见其人，便知其“自信太笃，自处太高”呢？难道濂溪先生是用先天妙术推算出来的吗？果若如此，吾辈怕是要张口结舌了。
不知何故，后世的道学家一方面鄙夷荆公之学，一方面又偏言其学源于濂溪。林駧更是捏造了王安石与程颢同学于濂溪的谣言，根本不管此事与史实的水火不容。道学家还嫌不足，又道王安石三十九岁提点江东刑狱时，周濂溪遇之，与语连日夜，王安石退而精思，至忘饮食。看来王安石非得按道学家的意思跟周濂溪学不可，而他们又自相矛盾，一方面说王安石的学说不行，一方面又说王安石的学说得之于他们尊崇的周濂溪，看来其目的只是一味贬低王学。言其来自濂溪，是说王安石没有独创新学的能力，言其学说乖违，是说新学本不足立，而根本没有考虑到这样说是自相矛盾的。
罗大经之说虽妄，但也道出一分事实，即王安石是强调独立思考、“自求之于六经”的，是以古为师、以经为师，并不确然出自某人门下。这也表现了他坚强的个性和无比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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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高第（1）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时年二十二岁。
以王安石的才学，少年科甲本非难事，但他志在获取真才实学，并非汲汲于富贵。父亲的突然去世迫使他暂时放下了个人的追求，面对家中“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的现状，他只能“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因此三年守制一结束，他便进京应试，果然天遂人愿，一举而中。
据说王安石本为第一，由于文中有一句话仁宗不喜，才与第四名杨寘对调，于是杨寘成了状元，他则落为第四。
得中之后，王安石很快就被任命为“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淮南三年，他又结识了诤友孙正之。在《送孙正之序》一文中，王安石表达了自己的儒学思想：
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圣人之道在焉尔。夫君子有穷苦颠跌，不肯一失诎己以从时者，不以时胜道也。故其得志于君，则变时而之道，如反手然，彼其术素修而志素定也。时乎杨、墨，己不然者，孟轲氏而已；时乎释、老，己不然者，韩愈氏而已。如孟韩者，可谓术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时胜道也，惜也不得志于君，使真儒之效不白于当世，然其于众人也卓矣。呜呼！予观今之世，圆冠峨如，大裙襜如，坐而尧言，起而舜趋，不以孟、韩之心为心者，果异众人乎？予官于扬，得友曰孙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韩之心为心而不已者也。……
这篇文章是王安石现存最早，也是非常重要的有关他儒学观点的文章。他认为，君子与众人的主要区别是：众人则人云亦云，一任流俗；君子则得之乎己，有自己的见解，并按照自己的理解行事。有自己的主见并不是自私自闭，而是顺从圣人之道，以周孔之意为意，以孟韩之心为心。他主张不以人言代己意，不以时俗害古道，即便遭遇艰难困苦，亦不诎己以从俗，不改其志，不变其节。君子“术素修而志素定”，不像小人那样趋利而变、随风而倒，一旦遇到明主，得志于君，就能变时化俗，使合乎先王之道，而且会非常容易。
这篇文章不仅表达了王安石的儒学思想，还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他后来力行新法，不顾流俗，不恤人言，就是这一思想观念的实践。只是他没有料到推行新###有那么大的阻力，并非易如反掌。
王安石以个人为本，从自己出发，这固然继承了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观点，但与儒家传统的整体本位毕竟是根本不同的，这里面是否包含着杨朱之为己、佛教之自性的影响，怕是不可一概而论。
曾巩《再与欧阳舍人书》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看来古道与古文是相应的，王安石与其朋友的文学主张、政治主张、学术精神是接近的，都力图借推行古道来改变不合理的现实，使之真正符合儒家的政治理想。
王安石效法孟子、韩愈，似乎颇有排挤异端之意。孟子辟杨（朱）、墨（翟），韩愈排佛、老，王安石以此二人为榜样，也应当独尊儒术。也许王安石有类似的思想，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以孟、韩为真儒，不是完全是因为他们排斥异端，更重要的是他们不随流俗，坚持己见。孟子之时，天下之学不归杨则属墨，此时宣传儒学，绝不是因为儒家为当时正统，以此相标榜可以升官发财，而完全是出自内在的信仰和精神，故而即便困难重重，孟子还是以大无畏的精神推行其道，“虽千万人吾往矣”。韩愈之时，天下崇佛，上至皇帝，下至庶民，无一不然，当此之时，公然排佛，也是需要勇气并付出代价的。韩愈不避万死，谏迎佛骨，以一人抗天下之流俗，这种精神也不是常人所能有的。王安石所佩服的，正是他们这种“己然而然”、不阿时、不从众的精神，而不是排斥异端。这一点，正是许多人所未理解的。
王安石不仅希望有孟、韩的学识与精神，还希望比他们更幸运，一日得志于明君，使真儒之效大白于当世。这似乎是他后日变法的预言，可见他推行新法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术素修而志素定”。
少年高第（2）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三月，韩琦罢知扬州，王安石成了韩琦的幕僚。据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称，韩琦知扬州时王安石为签判，经常通宵达旦地读书，因此当值时多不及盥洗。韩琦以为他夜间饮乐，故劝他不可废书。王安石也不辩解，只是说韩公不能知我。后来韩琦知其贤，欲收之为门下，王安石则未从。后来王安石对韩琦很不满，在《熙宁奏对日录》中多次批评他，还说“韩公但形相好耳”，并作《画虎图》讥讽之。
这一故事半真半假，或者说是前真后假。当时王安石读书至勤，经常通宵达旦是真，韩琦见其眼圈发黑，脸也不洗就上班，想到其少年高科，又无家室，就以为是饮酒玩乐所致，加以规劝也是合乎情理的。王安石不加辩解，是因为他觉得韩琦日久必见，何况长官所言出自善意，又非疾言厉色，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何必强辩？至于王安石是否说过“韩公非知我者”这样的话就不得而知了，此言颇有怪韩公不能识人之意，也许是邵伯温辈想当然耳。然而，王安石不愿自归韩公门墙倒是真的，韩公虽是当世大贤，一代名臣，但在学术上未必可为荆公之师。
从这则故事中可以看到，韩琦只是温言相劝，而且完全出自长者的好意，王安石怎么会因此责怪讥讽，以至于数十年后还念念不忘呢？邵氏一是借此挑拨王安石与韩琦的关系，更是为了说明王安石是如何的不近人情、不识好歹，如何的褊狭任性、睚眦必报。此事蔡上翔辩之已详，兹不细述。自人情论之，王安石亦必不如此。
司马光《涑水记闻》又称，韩琦知扬州，王安石为签书判官，虽然他对王安石的学问很赏识，却不称道其办事能力，是故王安石任期一满就走人了。有人给韩琦上书，多作古字，韩琦笑着对僚属们说：“可惜王安石走了，他倒多识难字。”后来这话传到王安石耳中，他便以为韩琦轻视自己，由此开始怨恨韩琦。
这一故事与前文提及的故事有所不同，是说王安石在任时并未怨恨韩琦，而是离任后，其缘由也颇奇怪。韩琦言王安石颇识难字，这是称赞其学问之博，并无贬意，王安石何由生怨？再说，即便韩琦是在开玩笑，讥其所学太博，王安石也不会生气，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不解戏谑的人，后来刘颁就跟他开过不少玩笑，但他从未计较。何况此事是如何传到王安石耳中，又是如何被司马光风闻的，都是问题。也可能司马光只是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