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百天-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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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前进！黑夜前进！为解放德国的土地而前进！”为了掩饰自己的悲观，斯坦纳让大家举起标语：“这里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前线！”并且亲自鼓励了师里的每一位指挥官。
“今年，我们将重新踏上第聂伯河。”他对比利时志愿师的指挥官莱昂·德格勒尔上校说，并且亲切地拍了拍上校的背。他补充说，他们从北侧的出击将与从南侧发起的另一次进攻会合，切断朱可夫的先头部队。起初，德格勒尔想道，多么大胆！多么戏剧化的策略啊！随后，在最后时刻的准备工作中，他注意到斯坦纳的参谋人员全都表情严肃。当年拿破仑在蒙米赖发起最后攻击时肯定也是这种气氛。
德格勒尔是比利时雷克斯党的领袖。他今年三十八岁，热情满怀，是其他一百万非德裔志愿军的楷模。这些志愿兵相信，整个欧洲的未来如今正危如累卵。在比利时，敌人叫他法西斯分子、纳粹分子，但他自认为两者皆非。雷克斯主义对他而言，是对当代*的一种回击，是政治革新和政治公正的运动，是反对混乱、无能、不负责任和不安定的一场战役。
1941年希特勒入侵俄国时，德格勒尔对他的同伴说，像比利时和法国这种被征服国家的人民，应该志愿加入希特勒的部队，并且积极参加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只有通过这样一种战斗的兄弟情谊，才能产生一个正义的新欧洲。他的狂热越烧越旺：他主张，非德国人只有加入这场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神圣战斗，才能获得在新欧洲的话语权。否则，德国人将会变得过于强大。随后，尽管可以获得更高级别，他却作为普通士兵入了伍。他对自己的追随者说：“只有当希特勒往我胸前挂十字勋章时，我才会见他。到那时，我将有权与他平等对话。我会问他：‘你是打算要一个联合的欧洲呢，还是只想要一个大德国？’”
第五章 战争与和平（3）
在前线战斗的四年中，德格勒尔受过七次伤。当他终于赢得骑士十字勋章时，他真的询问了元首关于联合欧洲的问题。希特勒耐心倾听了冲动的德格勒尔的问题，并预言说，下一代欧洲青年人将会互相了解，亲如兄弟。俄国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住满了欧洲的青年人。他们将在那里试验性地和睦相处。
德格勒尔经常在谈话中把话题扯远，而希特勒却始终宽容地倾听。一天，他充满爱意地说道：“如果我有一个儿子，希望他能像你一样。”他们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以至于有一天德格勒尔竟然说：“我经常听到人们叫你疯子。”希特勒只是笑了笑。“如果和其他人一样，现在我就会坐在咖啡馆里喝啤酒了。”
2月16日黎明，德格勒尔率领他的部下徒步进入战场。在夺下了作为目标的山脊之后，他爬了上去，来到一个机关枪掩体里，观察斯坦纳的坦克负责的主攻。当“虎”式、“豹”式坦克滚滚穿过雪地之时，他发现它们当年的锐气已经丧失殆尽了：坦克小心翼翼地向一片树林前进着。他看见几辆德国坦克在到达树林之前就着了火，但其他的却消失在了树丛之中。几分钟后，它们从另一侧驶了出来，追击着前面的红军战士。这时，德国步兵开始进入树林。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刻。如果他们斗志昂扬地前进，阵地便能得到巩固。然而，他们却犹豫不前，沮丧的德格勒尔只想踢他们几脚。
夜幕降临时，斯坦纳只前进了八英里。尽管朱可夫的第六十八军正在后退，但是他们撤退得非常缓慢，并且秩序井然。午夜之后不久，德格勒尔奉命回第十一军总部报到。当他驱车赶往斯坦纳在山上的别墅时，施塔加德已因苏联的轰炸而着了火。他站在一个花园里，俯视着熊熊燃烧的城市，那些朴实的中世纪路德教堂的塔楼阴郁地挺立在那里，在火红的背景中映衬出了清晰的轮廓。可怜的施塔加德，他想道。这些东方朴素的新教塔楼，与比利时马利纳市圣罗博教堂灰色的天主教大塔楼，以及布鲁日市的钟楼堪称姐妹之作。他感到这里的悲剧也是自己的悲剧，不禁放声大哭了起来。
次日，即2月17日，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整天。几架“斯图卡”式轰炸机一轮又一轮地轰炸着投入战斗的俄国坦克群。几百辆坦克着火了，但还有几百辆正在破雪前进。斯坦纳仍在顽强地向前移动。傍晚，他在朱可夫的侧翼打开了一个危险的缺口。俄国人不得不调回了两个前往柏林的装甲师，以阻止斯坦纳继续前进。
深夜时分，温克奉命立即前往柏林，向希特勒简要报告他的进展。筋疲力尽的温克离开帝国总理府时，天已破晓。温克急于回去督战，第三装甲师将于两个半小时后开始行动。他告诉司机赫曼·多恩把车开往什切青。他已有三个晚上没睡了。当多恩把大宝马停在路边时，他正在打瞌睡。“将军，”多恩说，“我困得不行了。”
“我们必须回前线。”温克说着接过了方向盘。他们沿着黑暗的山路以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疾驰着。温克把一根没点着的烟放进嘴里，咀嚼着烟草以保持清醒。然而，一个小时之后，他睡着了。他们撞上了一座铁路桥的桥墩。多恩和睡在后座上的一位少校被甩出了车外，滚到了铁轨的路堤上，但温克却被卡在方向盘后面，不省人事。悬在桥上的汽车突然着起了大火。后座上几挺上了子弹的自动冲锋枪开始爆炸。枪声惊醒了昏迷的多恩。尽管身受重伤，他还是奋力爬上了路堤，打碎窗玻璃，把温克拉了出来。这时，温克的衣服已经燃起了火苗。多恩扯掉了上司的大衣，推着他在地上滚来滚去，好把火灭掉。
第五章 战争与和平（4）
当温克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手术台上。他的颅骨骨折，五根肋骨断裂，还有多处挫伤。没有了温克，德军绝望的反攻便毫无成功的可能了。
本应从南部嵌入朱可夫左翼的另半边钳子，甚至根本就没有动起来。负责这一半进攻的德国人竭尽全力地避免了进攻俄国人。红军的一支部队最近占领了德累斯顿以东八十空英里的本兹劳城。入城的队伍五彩缤纷，充满了异国情调。在溅满油渍的“斯大林”式和T…34坦克顶上，满身油腻的坦克手坐在色彩浓重的毯子上面，边喝边唱。后面跟着一队重炮，炮手们跨在绣花的垫子上，演奏着德国的口琴和手风琴。再后面是挂着水晶灯的老式四轮马车，里面坐满了全副武装的年轻军官。他们头戴大礼帽，手拿雨伞，带着醉汉的威严用小型望远镜观望着步兵部队。另一辆四轮马车卷起了顶篷，里面的士兵一边大笑一边痛饮。
俄国上尉米哈伊尔·科里阿科夫是一名身材矮胖的空军随军记者。因为到一个乡村天主教堂去参加安魂弥撒，他被降级进了步兵部队。此刻，他正失望地看着眼前这幅狂热混乱的场景。维持秩序的监督哨对经过的醉汉们视而不见，而乘坐美国吉普快速驶过的官员们显然也无暇关注这一切。他只看见一个高级军官，一名上校，试图阻止这种流动的*行为——而其本人也已经喝醉了。
在本兹劳，科里阿科夫参观了一个小广场，想对库图佐夫将军的墓碑致敬。这位俄国英雄是在追击拿破仑的途中牺牲在这里的。大理石墓碑上刻着德文的颂词：
库图佐夫—斯摩棱斯克亲王率领得胜的俄国军队追至此处。他从压迫中解放了欧洲，并从奴隶制中解放了欧洲人民。在这里，死亡结束了他光荣的日子。关于他的记忆将会永存。
他悲伤地想着，俄国人的变化多大啊！他想起了最近和一个波兰铁匠的对话。“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要有战争呢？”波兰人问道，“六年来，战争从德国开始，一直打到了这里，然后打到俄国，打到了俄国的心脏，直到伏尔加河。然后又打回去，又打到这里。现在，又要打到德国的心脏了，打到柏林和德累斯顿。为什么？俄国的一半土地都已被焚毁；德国现在又燃起了大火，并将一直烧下去，直到烧得精光。”
科里阿科夫认为，答案很简单：德国人焚烧了俄国，以令人不敢置信的残暴杀戮了几百万妇女、儿童和老人。现在俄国人正在响应伊里亚·爱伦堡的号召：“以两只眼还一只眼”，“以一池血还一滴血”，加倍地报复德国人。
就连斯大林也已经对这种残暴行为感到不安了。他声称：“希特勒们来了又走，但德国人民要继续生存。”2月9日的《红星报》社论反映了他的疑虑：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一句老话。但是不能依其字面意义行事。虽然德国人在我们的国家奸淫劫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也要做出同样的事情。过去和将来都不能这样。我们的战士不会允许任何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是因为可怜我们的敌人，而是出于他们个人的尊严——他们明白，每一次破坏军纪，都只会削弱获胜的红军……
这一告诫既切实可行又合乎道德。
我们的复仇不能盲目。我们的愤怒不能毫无理性。在盲目的盛怒之下，人会摧毁被征服的敌国领土上的某座工厂——某座对我们有价值的工厂。而这样一种态度只会被敌人利用。 。 想看书来
第五章 战争与和平（5）
在三次空袭德累斯顿的四天后，这座城市的某些地方还在冒着烟。数千名救援人员，包括英国战俘，仍在挖着幸存者。
十五岁的约阿希姆·巴尔特正好奇地独自在城中漫步。他穿着一件女孩的外衣，拖着一双木鞋，病态般痴迷地看着火焰喷射器焚烧阿尔特马尔克广场上堆积如山的尸体。他看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因为从尸体上偷手镯、戒指和手表而被抓了起来，然后押到墙边枪毙了。
年轻的博多·鲍曼正在老城区火车站前面帮忙堆放尸体。尸堆长一百码，高三码，宽十码。数千具尸体被装上船运往下游；其余的则被撒上石灰，搬到布鲁勒台地，用火焰喷射器焚烧；还有一些被扔进了壕沟里，或者堆在边道上，用稻草、沙土或瓦砾盖住，这样就不会被幸存者看见了。
车站地区清理完之后，博多和他的小队被派往大花园，处理那里的一万多具尸体。徒手收拾那些尸体，实在是一项恶心的工作。最让博多厌恶的是烤焦的人肉味，它和烟雾、腐烂的味道混在一起，令人不禁作呕。
当天早些时候，汉斯·科勒和他的父亲一起回到了德累斯顿。正当他们准备踏上通往老城区的一座桥时，一个人说：“别过去。他们要让所有人都参加人民冲锋队。”
“现在你该往西走了，一直走到美国战线那里。”赫尔·科勒对儿子说，“然后一直等到一切都结束。”
他们拥抱在了一起，然后，年轻人冒着寒冷的细雨开始西行。他身上没钱，也没有吃的。
戈培尔可以利用德累斯顿大屠杀挑起瑞士、瑞典和其他中立国家的义愤之情。但是，这次轰炸代表的不仅是一个宣传的机会。2月18日，在与部里的官员们开会之时，戈培尔慷慨激昂地宣称：“既然敌人的飞行员在两个小时内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平民，那么，《日内瓦公约》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由于这一公约，德国不能因敌人机组成员的“恐怖主义战术”而对其进行报复。但是，他争辩道，如果公约无效了，他们就可以以“屠杀平民罪”处决全部英美空军战俘，从而防止德累斯顿事件的重演。
他的大多数听众表示反对，尤其是鲁道夫·泽姆勒。他告诫大家要注意“这样一个行动会使我们承受的巨大风险，以及落入敌手的自己人可能遭到的报复”。戈培尔对他们的警告置若罔闻。他让自己的新闻官去了解一下，有多少盟国飞行员落在德国的手中，又有多少德国飞行员在盟国的手中。泽姆勒再次表示反对，但是戈培尔的副官在桌子下面踢了他一脚，于是他闭上了嘴。
当晚，戈培尔将这一问题提交元首。元首原则上表示同意，但是决定稍迟再作出最后决定。幸运的是，里宾特洛甫和其他人劝阻了他。
其他的德国人极力争取的是和平而非复仇。2月18日，四个欧洲国家的报纸上出现了关于谈判的报道。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报道纯属虚假消息，而瑞典和瑞士的报道则是近日柏林一次会议的成果。会上，希特勒沉默不语，给党卫队将军沃尔夫和里宾特洛甫的印象是，他希望他们与西方谈和。
党卫队和外交部都试图独力完成这件事情，这并不算奇怪。还在慕尼黑时，希特勒就挑动他的下属彼此竞争，以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多年来，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一直是竞争对手，他们有着同一种身体上的怪癖：只要元首责备一句，他们就要闹胃病。目前，他们竞争的重点是实现和谈。竞争变得如此激烈，以至于两个部门之间几乎要开始打仗。
第五章 战争与和平（6）
与争取和平的行动交织在一起的，是两人为拯救集中营的战俘而进行的谈判。希姆莱特别的努力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而是一种勒索。因为很显然，几百万条生命可以成为和平谈判中讨价还价的本钱。有两个人鼓励他去拯救战俘。一个是他的按摩师费利克斯·克尔斯滕医生。克尔斯滕是波罗的海人，1898年出生于爱沙尼亚。他没有医学学位，外貌和善，长着一副肉乎乎的嘴唇，身材矮小肥胖，行动笨拙。然而，他非常擅长“推拿疗法”，因此欧洲有钱有势的名人都想找他。二战开始前夕，希姆莱患了严重的胃病——很可能因为他自己内心的战斗而更为恶化了。于是，克尔斯滕被召来给帝国元首治病。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于希姆莱完全依赖于他。克尔斯滕早已开始施展他的影响，让集中营里的很多战俘都免于一死。有一次，希姆莱说：“克尔斯滕每次给我按摩，都会向我讨取一条生命。”
另一个人是希姆莱的间谍头子，党卫队准将瓦尔特·施伦堡。他赞同克尔斯滕所做的一切，并且正在设法说服希姆莱，对*和战俘表现出人道主义精神，便可以向全世界表明他并非妖魔鬼怪。尽管施伦堡的职位居于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希姆莱的副手，党卫队将军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