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国巨贾吕不韦-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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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起码，书中的思想见解与吕不韦的思想见解是相一致的。
《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讲得是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但我们也能隐约发现，其中的许多道理，对经商也不无借鉴意义。
清代的乾隆皇帝组织一大批学者编撰《四库全书》，《吕氏春秋》自然是必收之书。《四库全书总目》有个比较恰当的评价：“不韦固小人，而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与孔子曾子之言……论者鄙其为人，因不甚重其书，非公论也。”
四
有人可能会认为，司马迁号称“良史”，但也有马虎的时候。理由是《史记》记事，有时前后矛盾。
譬如，司马迁在《吕不韦列传》中，说吕不韦组织人著《吕氏春秋》是在被免官流放之前，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又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联系到文中的意思，“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分明是说，吕不韦被罢官流放到蜀地后，才“发愤”而作《吕览》。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有人认为《吕氏春秋》作于秦王政八年。理由是《吕氏春秋·有始览》之前有篇《序意》，开头就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维是语助词，“秦八年”即指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依太岁纪年，“涒滩”即“申”。而秦王政八年是“壬戌年”，不是“申”。对此，清人孙星衍解释说：“考庄襄王灭周后二年癸丑岁至秦始皇六年，共八年，适得庚申岁，申为涒滩，吕不韦指谓是年。”
这时，吕不韦还任秦国丞相。两年后，即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吕不韦才被罢相。又过了一年，嬴政令吕不韦迁往蜀地。从《序意》标明的时间可知，《吕氏春秋》应该完成于秦王政八年。
吕不韦令门客编写《吕氏春秋》之时，肯定还居于相位。否则，他被罢相流放之后，是没有机会下令将《吕氏春秋》公布于咸阳城门的，更不可能有“增损一字者予千金”的豪爽承诺。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时并没说“世传《吕氏春秋》，而是说《吕览》。
难道《吕氏春秋》又名《吕览》？
我们知道，《吕氏春秋》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吕览》很可能是专指《吕氏春秋》中的“八览”：“有始览”、“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
而《序意》序的是“十二纪”，不包括“八览”和“六论”。于是，有些学者便断定，《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作于秦王政八年，“八览”和“六论”则作于吕不韦被罢黜之后。
而《史记·吕不韦列传》明明说《吕氏春秋》完成时，吕不韦还任秦国丞相。“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万言，以为备天下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可见吕不韦做丞相时，书的名字就已经叫《吕氏春秋》了。
如此说来，以上诸说仍不太可靠。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司马迁所写的“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这八个字，并非“不韦迁蜀，乃著《吕览》”，而是用了“世传”两个字。
也就是说，吕不韦完成《吕氏春秋》的主编工作之后，便遭到罢官流放的厄运。他虽然被流放了，但他的《吕氏春秋》却流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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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巨贾吕不韦（18）
《吕氏春秋》完成后才过了一年，吕不韦便被罢免了。从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联想到什么？
是不是说，吕不韦在决定招集门客著书之时，就已经隐约感到了可能来临的危险？
是不是说，秦王嬴政已经长大了，吕不韦发现了这个儿子的虎狼之性，才想起写一本书来劝导他？
是不是说，《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在感到危机来临之时的“发愤”之作？
有意思的是，《吕氏春秋》一书中，《孝行览》一章就是专门论述“孝”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性的。其开篇即说：“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
再如：“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
又如：“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文中还大量引用曾子关于孝道的论述，说什么“身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笃，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灾及乎亲，敢不敬乎”、“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贵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谓贵德，为其近于圣也；所谓贵贵，为其近于君也；所谓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所谓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所谓慈幼，为其近于弟也”、“父母生之，子弗敢杀；父母置之，子弗敢废；父母全之，子弗敢阙。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径，能全支体，以守宗庙；可谓孝矣”……
怎么做才算是尽了孝道呢？文中点了五个方面：“养有五道：修宫室、安床笫、节饮食、养体之道也；树五色，施五采，列文章，养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声，杂八音，养耳之道也；熟五谷，烹六畜，和煎调，养口之道也；和颜色，说言语，敬进退，养志之道也。此五者，代进而厚用之，可谓善养矣。”
吕不韦通过《吕氏春秋》反复论述“孝”是一国之君的“本务”，尽了孝道，就会达到“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的奇效。吕不韦想让嬴政孝顺谁呢？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也许，吕不韦很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向嬴政说明其身世之谜，所以才不遗余力地做着诸如此类的舆论准备工作。
然而，这些道德说教对于虎狼之性的嬴政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第十一章、《吕氏春秋》蕴含的商业智慧
一、商亦有道
经商，在中国，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贱业”。古代的四大行业，所谓“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商业是排在最后的。司马迁作《史记》，将为商贾立传的《货殖列传》排到全书的最后，在司马迁的思想里，商贾的地位，连从事看相、算卦的都不如。不过即使如此，《史记·货殖列传》竟也遭到了历代一些所谓“正人君子”的责难，如明清的一些腐儒便指责司马迁为商人作传、公开言利，是伤风败俗之举。甚至到了新中国建立后，商业也是很不受重视的一业，“工农兵学商”，“商”依旧排在最末。大凡越是在经济不发达的社会里，商业也越是不受重视。
在中国古代，商人不仅地位低下，而且名声也不太好。一提起商人，“无商不奸”、“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这些词，好像是专门为商人准备的。所以，中国人自古不仅耻于言利，还耻于言商。如汉初的贾谊、晁错等人，只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把商人列为“食者”、“游食之民”。晁错在《贵粟疏》中进一步说：“商人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两人之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nbsp；可以说，历代统治者采取的重农抑商政策，都可以从晁错的文章中找到根据。
吕不韦虽然是商人出身，但他通过风险投资发迹之后，也耻于言商。他做了秦国丞相，一心想着经国，早已忘了经商。他组织人编写的《吕氏春秋》中，大谈如何治国安邦，甚至谈到了如何养生，却绝口不言商。所以，总结吕不韦的商业思想，我们只能从其所作所为中寻觅一些蛛丝马迹了。
不过，在号称“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吕氏春秋》中，即使里面没有一点涉及商业的内容，但是，我们从中仍然可以寻觅到许多放到经济领域也同样适用的道理。换言之，这本书中也蕴含了许多可贵的商业思想。
《吕氏春秋》在开篇“孟春纪”中，便指出：“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
“道”，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个很复杂的概念，我们不妨简单地理解为“道理”，这“道理”包括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
如果一个人得到了富贵，却不懂“道”，那么，富贵对他来说恰恰是祸患，还不如让他贫贱呢！
人没钱不一定幸福，有了钱也不一定幸福。许多人有了钱之后，反而弄得父子失和、夫妻离心、朋友反目、兄弟阋于墙……这就是“贵富而不知道”。
“当务篇”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跖之徒问于跖曰：‘盗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关内，中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时，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无有。’”
这个故事说明：就连强盗也有“道”，何况其他行业！盗跖总结的“大盗”应该具备“圣、勇、义、智、仁”，否则是成不了大盗的。这“圣、勇、义、智、仁”，即是大盗的“道”。
俗话说：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各行各业都有其“道”，即都有其业内人士应该遵循的规则。不知“道”、不遵守“道”，是无法在某一行业混下去的。
经商亦是如此。商亦有道。商道即商经。
虽然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并不发达，但中国商人一直在顽强地生存着，并留下了大量关于经商的名句箴言。如：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商是通财路，市是聚宝盆。
●七十二行，商是桥梁。
●要经商，走四方。
●开门七件事，件件连着商。
●民安物阜，商安货通。
●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家有万贯，不如开店。
●士农工商，买卖为纲。
●经商不懂行，瞎子撞南墙。
●不懂生意经，买卖做不通。
……
在《吕氏春秋》通篇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中，有许多道理也适用于商界。下面笔者略举数例——
二、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
俗话说：在商言利。
商人不言利、不逐利，就不是商人了。
但是，商人逐利，也应有道。
《吕氏春秋·慎大览》云：“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
说明高明的商人，是善于投资、善于让利的。为了更大的利益，有时可以放弃暂时的或微小的利益。吕不韦在子楚身上的投资，便是去小利、得大利的经典实践。
春秋时，范蠡泛舟五湖经商致富，曾多次散财救助贫困朋友和家乡父老，即《史记》中所谓“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有意思的是，范蠡并未因乐善好施而影响他积聚财富，反而“三致千金”。这倒应了《吕氏春秋》里的话：“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或许，这是上天对“富好行其德者”的报偿。
更为可贵的是，《吕氏春秋》提出了计利当计天下利的观点。
《吕氏春秋·恃君览》云：“天下之士也者，虑天下之长利，而固处之以身若也。利虽倍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安虽长久，而以私其子孙，弗行也。”
经国巨贾吕不韦（19）
这种计利要为天下的长远利益着想的观点，虽然是针对“天下之士”讲的，对商人也同样适用。
商人只知赚钱，充其量是一个赚钱的工具，殊不足取。成功的商人、高明的商人，都应该有社会责任感，既为自己的切身利益着想，也为国家和百姓着想。
人，在满足了物质需求之后，应该有各自的精神追求，没有哪一个人甘愿吃吃喝喝地度过一生。
胡雪岩曾说：“商人荣枯，系于国运。国泰则民安，民安则市盛。是故，有德之商，多好行其德。所谓‘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是为鸿商大贾也。”
可贵的是，中国商人自古便有报效国家的传统。春秋时期，秦国派兵###郑国，郑国商人弦高贩牛行至黎阳津，得知秦国大军即将偷袭郑国的消息后，立即派人星夜回郑国报信，自己则选肥牛二十头，冒充是郑国的使臣，拦住正在前往郑国的秦兵，声称奉郑国国君之命前来“犒劳”秦军。秦将孟明闻言大惊，说：“吾师千里远涉，正以出郑人之不意，可以得志。今郑人已知吾出军之日，其为备也久矣。攻之则城固而难克，围之则兵少而无继。”遂打消了袭郑之谋，转而偷袭滑国。
这位为了自己祖国的安全，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献牛秦师的弦高，可谓最早的“爱国商人”了。事实上，每到国家危亡关头，中国商人们的表现可圈可点。
胡雪岩就深谙“商人荣枯，系于国运”的道理。在湘军攻打太平军盘据的杭州城时，他买米十万石送给湘军做军粮，并筹措白银十万两劳军，要求湘军攻下杭州后不要伤害杭州的老百姓。清军占领杭州后，清军和浙江人都感念胡雪岩的恩德，将大量银两存入胡雪岩的钱庄。多财善贾，胡雪岩凭借雄厚的资本从事贸易，不几年便赢利逾千万。
据《清史稿·食货志》载，每有战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