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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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回到维也纳西北边梅德曼斯特拉斯（Meldemannstrasse）二十七号借宿的“男子之家”。他们和房客阿道夫·希特勒为了一名妓女打架。1933年在斯图加特（Stuttgart）的皇家旅馆，他们对戴维斯讲了这个故事，那里的居住环境比在维也纳好多了，虽然“男子之家”当时算是不错的旅社，有独立客房和公用的厨房，房客一起做饭吃。这两个人跟英国医生提到他们认识希特勒，他的照片贴在旅馆的公布栏里。后来，他们一起喝一瓶酒，他们问他的职业；当他说是性病学家，他们就承认年轻时都得过梅毒，还说他们的同胞希特勒也得过。
安维尔·戴维斯告诉怀克思另一个有趣的资料：一位专家朋友有一次和德国眼科专家维克托·克吕克曼（Viktor Kr焎kmann）聊天，他说曾经在帕泽瓦尔克（Pasewalk）治疗过希特勒，因为英国毒气伤害了希特勒的眼睛。当时就发现希特勒染有梅毒，还随便给他一些现成的疗法，在感染八年之后，这些方法已经没有什么用。根据怀克思所说的，1965年，克吕克曼写下他的诊断：“神经出现症状，显示有第三期梅毒的迹象。我建议应该检查这个人，证实后予以治疗。他将可以恢复视力。”＇7＇克吕克曼说，希特勒当时接受性病治疗，纳粹领导人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后来销毁了记录。
虽然保罗·埃利希于1909年推出神奇特效药胂凡钠明，但是在希特勒所处的环境中，不太可能每个人都能用此药治疗。安维尔·戴维斯指出，这表示希特勒可能以水银治疗。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到，“这种药物的发明，性质可疑，而且商业广告夸大其效果”＇8＇，对于梅毒其实没有什么疗效。他指的是胂凡钠明吗？
怀克思提到希特勒在掌权初期，曾经请一位名叫康提（Conti）的医生治疗胃疾、头痛和失眠。1933年，李奥纳多·康提医生（）出任普鲁士政府医疗事务特别委员，后来，出任帝国健康领导人与帝国内政部健康书记官，他与希特勒出席会议讨论安乐死计划的法律和道德问题。
安维尔·戴维斯提出假设说，《我的奋斗》表现出希特勒想要严厉的报复：“只报复犹太人社会那个传染给他的人是不够的，整个种族必须受到迫害以做为惩罚。”＇9＇安维尔·戴维斯发现希特勒晚年有典型的后期梅毒症候——精神错乱胡言乱语，以及左边的手脚麻痹，不断发痒，失眠，头痛胃痛，这和他的仆从海因茨·林格（Heinz Linge）说的一样。（莫雷尔的日记虽然没有出版，但是已为安维尔·戴维斯提供了后期梅毒症候的线索。）如果希特勒没有自杀，他也很快就会死，因为最后的胡言乱语显示脑皮层和脑的基本部分都受病菌侵袭，这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精神性全身瘫痪。躺在疯人院里的元首（fuhrer）（纳粹统治时期对希特勒的称呼），无法成为德国人的救世主。安维尔·戴维斯下结论说：年轻时的希特勒是个“优柔寡断无所事事的狂想家”，要不是受到梅毒的影响，他将会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由此可见梅毒从其早期就改变人的个性。
怀克思想知道，安维尔·戴维斯有没有将他所知道的告诉别人？应该没有，否则英国情报机构Ｍ15一定知道，虽然他后来知道他错了。怀克思不禁想到，性病学家与军事策略学家合伙同谋，这是多么奇怪的合伙关系。
怀克思在第二本书中说得更详细。
史蒂芬和丹尼尔回想与希特勒争执，是因为他想“占用”一位名叫汉娜（Hannah）（不是她本名）的犹太妓女，可是他们已经付钱买下她那天晚上。他们痛击他的头和肋骨，将痛苦呻吟的希特勒扔到街上去，也把他的画和画笔扔到街上。汉娜在火车站附近的出入口工作，有时候一小时接四个客人。他们以香烟贿赂“男子之家”的看门员，可以无视“女性禁入”的禁令，让汉娜到他们的房间。他们指出，以前在汉娜身上看到淡红色疹子，以为是热疹或跳蚤咬的，后来疹子就消失了。
希特勒（4）
希特勒一两个星期之后回来，他们已不再生气，也就让他回来。他们注意到，当希特勒脱去衣服在炉边抓虱子，身上有粉红色的痕迹。他们也有，并且有其他不舒服的症状和生病的感觉，所以他们去看医生，医生警告他们说这是梅毒，要用水银药膏治疗。他们“很兴奋又恶意地”说，希特勒可能就在他们吵架的那天晚上感染。
这两人深夜时喝了酒，回忆他们年轻时与独裁者有过的不愉快事件，如果以他们的话当作证据，这调查就有问题。基于安维尔·戴维斯性病专家的声望，这两个人可能是跟他开玩笑的。我们最好避免引用这种道听途说的证据。
安维尔·戴维斯这段话可能是针对希特勒后期的疾病：“脑性梅毒会导致夸大狂，面对任何挫折困境总是可以增强信心去克服，面对潜伏着毁灭性的大灾难，仍是以救世主胜利的心态从中看见光明的前途。”＇10＇
希特勒严密掩饰他的性生活，可以说相当成功，以至于找不出任何他有性活动的证据，而传记作家对他有各种猜测，包括禁欲守贞、性无能、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虐待狂、被虐待狂及恋童症等。学者将他的许多随员列入有性关系的名单，包括外甥女葛莉·劳巴尔（Geli Raubal）、他的同伴爱娃·布劳恩（Eva Braun）（仆役注意到他们没有性活动），许多男性（洛塔尔·马赫坦在《希特勒的秘密》一书中提出的观点），甚至于理查德·瓦格纳的孙子——这是瓦格纳的曾孙在《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中说的。＇11＇大多数人都认为，希特勒性欲很低，这很不正常，不过也只是猜测而已。
根据希特勒当时的友人古斯特尔·库比思克（Gustl Kubizek）所述，希特勒在维也纳时非常迷恋嫖妓，他们讨论性可以谈几个小时，他曾经两次带希特勒到“藏污纳垢的场所”，那里街上的妓女坐在窗户前勾引顾客。库比思克回想，有一次逛街之后，希特勒训诫他妓女的祸害和危险。大多数学者认为，希特勒在维也纳只是在理论上对性有兴趣。例如，埃恩·科萧（Ian Kershaw）认为“几乎可以确定，希特勒24岁离开维也纳时还没有性经验”。＇12＇但是他如何肯定，希特勒没有偷偷溜去玩一次？
为什么希特勒直到最后时刻才和爱娃完婚宣誓“至死不分”，然后双双自杀庆祝蜜月？希特勒以前曾经郑重宣告，他只与德国人结婚，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梅毒，会遗传给子孙，害怕生出退化和精神错乱的后代？
维森塔尔咨询的第二个梅毒学家博多·斯皮托夫教授，和安维尔·戴维斯一样，在梅毒学领域非常有名。他研发新药“司脱瓦索”（stovarsol），治疗出疹阶段的梅毒，也研究使用肝脏抽取液以防止肝脏受损。在网上搜索，可以在耶拿大学的首页上发现斯皮托夫，他于1919年担任耶拿大学皮肤科和梅毒科的第一位主任（尼采的医生奥托·宾斯万格在耶拿大学的最后一年）。斯皮托夫教授离开耶拿大学之后，成为纳粹狂热分子。希特勒传记作家罗伯特·魏特（Robert Waite）写道，德国医学界盛传斯皮托夫为希特勒治疗因为梅毒引起的心理失调。＇13＇他说耶拿的医学权威找不到希特勒的治疗记录，但是正如怀克思所说的，斯皮托夫的诊疗记录被弗里克没收销毁。如果弗里克没收斯皮托夫的记录，他就知道希特勒治疗梅毒的详情，这一点关系重大。
《我的奋斗》：梅毒在希特勒政治议题中的地位
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写道，“有种奇怪龌龊淫秽的气味”从《我的奋斗》中散发出来，“在难以置信的、透露实情讨论梅毒那一章”最是强烈。＇14＇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以大篇幅热情洋溢地要对抗梅毒，谴责以前的领导人没有对抗这种疾病，而如果不加以控制，只要几个世代就可能摧毁人种。希特勒在这几页的构想，包含不正确的医学假设、流传的民间知识以及反闪族主张，再加上一个冷酷的事实：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感染梅毒的人数急遽增加，没有趋缓的迹象。
希特勒的政治议题很清楚，但是他可能知道自己感染梅毒，明白这对他已经太迟，因此增添他的挑衅行为。他写这些段落时，知道体内有梅毒的毒素，认为血液与血管已经永远被污染了？当他写这些的时候，他是否这样考虑自己：“然而：谁知道他是生病还是健康？不是有许多患者表面上治愈，自己却不知道已留下可怕的祸根。”＇15＇他认为自己也是这样吗？历史学家大都不重视《我的奋斗》，认为是文笔不佳、不成熟、不合理的著作。大卫·欧文（David Irving）就是其中之一，他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他说他只对战争年代的希特勒有兴趣。）如果仔细琢磨上下文，《我的奋斗》包含大屠杀的理由和令人心寒的计划。
希特勒（5）
1924年，希特勒在兰兹贝格监狱中，从啤酒馆政变失败的领导人变成全国英雄。支持者送给他许多腊肠和水果馅饼，狱方必须用一个房间来存放他的食物。他开始掌控法院，并且向同牢房的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口述他的回忆录，打在由忠诚追随者理查德·瓦格纳的媳妇温妮费德（Winifred）所捐赠的纸张上。这本书叫《与谎言、愚蠢和懦弱奋战四年半》（Four and a Half Years of Struggle Against Lies； Stupidity and Cowardice），最后改名为《我的奋斗》。总共印了一千万本，国家赠送每对新婚夫妇一本。在销售量上仅次于《圣经》，《我的奋斗》使希特勒成为富翁。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于梅毒有三个不正确的观念，这也是当时的民间看法。第一个是梅毒可能遗传好几个世代。“梅毒脏东西”会传染给微生物、精子或卵子，梅毒患者一次性接触，就会造成家族的退化、精神错乱和智力迟钝，父祖之罪，可能祸延十代子孙。第二个错误观念是梅毒污染血液。甚至当时的医学教科书都警告说，治疗下疳以及服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药物，也无法治疗血液中的梅毒毒素。第三个也是最危险的错误观念，就是梅毒是犹太人的疾病，犹太人要对梅毒的传播负责。
将疾病的传播归罪于犹太人，可说由来已久。1348年，当黑死病杀死数百万的欧洲人，腐烂的尸体堆积在街道上时，犹太人被控在井中下毒，是国际性阴谋杀死基督徒的一部分。犹太人社区遭受攻击，数千名犹太人被活活烧死。那不勒斯梅毒流行时，人们怪罪犹太人将这疾病从西班牙带过来。在希特勒花言巧语的著作中，犹太人从疾病的带原者变成梅毒的同义词。他在《我的奋斗》中的梅毒部分，一开始就谴责犹太人的报纸散布恶毒的思想，使用的比喻是：“这个毒素能够渗透到人民的血液，未受阻挠地做它的工作，国家没有力量去控制这个疾病。”＇16＇在下一部分，他将梅毒与犹太人联结在一起，将犹太人比喻成传染流行的象征。
在“血罪：梅毒与犹太人身份的建立”（Faultline； 1992）中，洁·格勒（Jay Geller）调查认为犹太人是梅毒血液中毒的根源这种看法，这种普遍的观念在《我的奋斗》中被大加宣扬。再加上犹太医生被禁止从事较受尊敬的专门科目，大多是在皮肤科和梅毒科，更加深这种观念。梅毒在科学上的新发现，通常与犹太研究者有关，如埃利希、奈瑟和瓦色尔曼。
希特勒写道，年轻的雅利安男子受到妓女的毒素传染，年轻女子和这样的丈夫结婚就暴露在风险中。当时年轻人的性启蒙，无论风险有多大，大都是找妓女，所以这么说也是事实。但是在妓女这一行业的背后，希特勒认为犹太人：“在都市的浮沫中，从事这令人恶心的卖淫行业，冷血、无耻，又爱算计……犹太人和娼妓关系密切，甚至与白奴买卖交易也有关，在西欧可能没有其他城市比维也纳更可以看出两者间的关系，法国南方的港口可能更加普遍。如果你晚上走过里奥波斯坦（Leopoldstadt）的街道巷弄，每走一步你都可以看到大部分德国人所不知道的隐蔽现象。”＇17＇里奥波斯坦是犹太人聚居的地区，当地梅毒甚为流行。
“对抗梅毒与妓女是人性最艰巨的工作，”希特勒写道。＇18＇如果这场对梅毒的战役没有奋战到底，500年内将只剩下少数上帝的形象──“除非你要亵渎万能的上帝。”＇19＇他谴责战前的领导人“完全遵守投降协议”，造成“人民感染梅毒”，他宣称全国必须了解，“与梅毒奋战显然是‘国家的工作’。不只是又一件工作。……每件事情──未来或毁灭──就看这个问题是否能解决。”＇20＇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梅毒的传播急遽加速，引起欧洲各国的关注。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到梅毒患者因为遗传造成民族退化，这种错误观念不只是德国如此，在其他欧洲国家也一样。例如，在1905年8月19日出版的《英国医学期刊》中，伦敦军医院主管性病的医官蓝金（Lambkin）中校写道：“主要目标是为英国人民找出治疗梅毒的方法，这是最急迫的问题，事关民族身体健康的退化。”甚至卓越的梅毒学家阿尔弗雷德·富尼耶都认为梅毒具有遗传性，他在1904年也说梅毒与种族退化有关：“从目前的调查发现，梅毒可能造成遗传性的后果，生育出低等、颓废、营养失调、有缺陷的下一代，造成种族的品质低落和腐化。是的，有缺陷的人，智力降低、残障、心智简单、心理不平衡、精神错乱、弱智或是白痴。”＇21＇
希特勒计划消除“心智有缺陷的人”，并且防止他们继续繁殖“一样心智有缺陷的下一代”，其背后的理由之一就是相信梅毒有遗传性。他说，这项计划将是最人道的行动，避免数百万生灵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只要“有计划地执行……要有决心往这个方向努力，防止性病继续传播。一个世纪的痛苦可以换来一千年不再遭受此苦难”。＇22＇他提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