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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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不屈的岁月 第十七章（2）
彭、黄二人可说是“心心相印”。在五棵松，黄克诚也是不服管教的一个“罪犯”，当他知道彭德怀也被关在这个院子里时，就经常对着哨兵大喊大叫，时常与专案组的人员顶牛，故意将声音弄得很大，让另一间囚室里的彭德怀能够听见。
每当这个时候，彭德怀总是将耳朵紧贴着门窗，听外面的动静，听战友的声音，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最大的安慰。
后来，专案组干脆就让黄克诚陪着彭德怀挨批斗。北京军区、第二炮兵、防化兵、装甲兵、铁道兵、工程兵司令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勤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第六研究所以及中央直属机关等首都的各大军、兵总，各大机关团体，前后召开了十二次的万人以上的批斗大会，对彭德怀实行“公审”。有很多次，都押着黄克诚一同去接受“教育”。
在批斗会上，两位老战友用目光相互鼓励。
1967年9月28日至12月6日，专案组对彭德怀进行了共八次审讯，目的是要他承认自己是“假党员”。彭德怀怒对专案人员，大声地说：“你们对我以同志式的谈问题可以，但如果用审讯的方式，我就拒绝回答。我在1928年入党，那时你们这些人还在什么地方？”
一句话顶得审讯的人哑口无言。
他们只得又去审黄克诚，要他说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黄克诚是位儒将，进来后就站在那里，专案组的人让他先念挂在墙上的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黄克诚看也不看，拖着很长的声音大声对着窗外说：“我——知——道——”
有人大声喝道：“知道为什么不念？”
黄克诚大声回答：“看——不——见——”
这样的声音，不知道彭德怀能不能听见？但无论如何黄克诚都是在想法用声音给战友传递信息。
这次，黄克诚的“顽固态度”没有被打下去，却被打掉了眼镜，逼问他彭德怀的“假党员”问题。
黄克诚听后气愤地说：“能有这样的‘假党员’吗？面对敌人真刀真枪的拼杀，用自己的生命在炮火中接受考验，几十年如一日，你们这些‘真党员’能做到吗？”
问得专案组的人无话可说。
后来他同彭德怀一起被转移到罗道庄。
由于这个“俱乐部”里的这两名主要头子不老实，转移后对他们就加强了监视，并开始对他们进行了虐待。
更为残忍的是不让他们睡觉，彭德怀每天晚上刚一睡着，哨兵就在外面不停地拍打门或柱子，想方设法地将他弄醒。
1987年9月13日零点30分，彭德怀为此与哨兵争吵起来，他气得拍着桌子，向哨兵喊着，那声音如同一只猛虎在山岗上恕吼。哨兵在当日的《看守日记》上写道：彭德怀这时“……大发雷霆，发出虎叫狼嚎般的声音”。
彭德怀吼道：“你们敲什么，我又不会死！”
哨兵见彭德怀醒了，就不再敲柱子，而是命令他：“必须脸朝外面睡。”
彭德怀被这么一折腾，根本就无法再睡，他索性坐起来，抬头看着头上的电灯，放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
第二部 不屈的岁月 第十七章（3）
夜半歌声，低沉嘶哑，越过高墙，传给心心相印的战友。
彭德怀没有忘记一同被关押的战友，他除了大声抗议，让隔壁的战友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之外，还利用上厕所的时间，从黄克诚的囚室经过的时候，在外面装着咳嗽，让里面的战友能听到自己的声音。
有一天，彭德怀对看守的战士说：“我的战友情况怎么样？请你帮我给问他好。”
接着，彭德怀又说：“他的一举一动，说话咳嗽的声音我都听得出来。”
彭德怀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就是天塌地陷，他也愿意自己一个人承担。在他的内心深处，对于黄克诚这样一批因为自己而受到无辜牵连的人感到十分不安，感到对不起他们，可是又没有办法解救他们，每次审讯他都据理力争，决不放过一切机会，他要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办法，来减轻这些无辜者的痛苦。只要能够为他们洗清身上的不白之冤，哪怕粉身碎骨他也在所不惜。
1970年7月2日，江青不断地催促专案组要尽快结案。
7月21日，专案组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这个报告中提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除了杀头，共和国开创者之一的一代名帅彭德怀，被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最高徒刑。
没有上军事法庭，没有进行法庭调查和必要的律师辩护，也没有让彭德怀本人了解案情和实行申辩，一切法律程序都被强权强奸了，玷污了。
我在为写作《共和国大审判》一书采访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官时，他不无忧虑地告诉我说，如果不是当时的形势有所变化，“四人帮”一伙对“顽固不化”的彭德怀大开杀戒也很有可能。
我问为什么呢？
王文正告诉我说，就在1970年江青一伙向中央上报彭德怀一案综合报告的时候，当时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向中央建议要对王光美“判处死刑”。毛泽东阅后批示：“暂时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犯人都宜调查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到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不妨请中央一议。”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于7月28日传达到当时的各个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对于这个传达仍不甘心，又向上请示。这个请示一共谈了两个问题：上报材料时对案犯提不提处理意见，二是如果不提，去年10月政治局会议研究时提的意见，还提不提？如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长期关押。
8月14日，黄永胜对专案组意见答复说：“原来讲送材料不提处理意见，现在看还是可以提处理意见，判刑意见亦可以提。提了以后再写一段：以上意见仅供参考。根据对王光美的批示，究竟如何判刑，请中央讨论审定。”
1972年1月5日，彭德怀、黄克诚等与“俱乐部”有关的24名（又增加了七名）“案犯”，从什坊院被秘密转运到位于复兴门外木樨地运河边上的政法干校。
这是彭德怀被押回北京后第四次转移关押地点。
第二部 不屈的岁月 第十七章（4）
彭德怀被关押在一间较大的屋子里，编号为第五号，彭德怀从此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姓名，被叫做“五号”。黄克诚则在他旁边的一间，编号为四号。
这时彭德怀的腿上、臀部、背上都长满了红疮，使得他浑身上下疼痛难忍。双腿上许多糜烂的斑块，正向着身上四处扩散。他的身上仍然穿着从成都来时的一套内衣裤，上面已沾满脓血。袜子已破得不能再穿，棉裤破得四处都露着棉花。
在此之前，彭德怀应红卫兵要求，曾写过四份材料，即《挖思想根源》、《建军问题的错误》、《评军衔过程》和《为什么在庐山写信给毛主席》。材料被送到中央文革，康生批示：“彭德怀写的材料是又一次的向党进攻，材料应送毛主席、林总、总理阅。”
毛泽东阅了这份材料，只批了这么几个字：“林周阅后，退康生同志存案。”
没有表态，没有具体意见，更没有任何的结论。
然而，没有表态即是表态，没有意见即是意见。江青、康生便指示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加紧了对彭德怀的审讯。
这一天，一群红卫兵将彭德怀叫去，劈头就说：“彭德怀，你就是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黑干将！”
彭德怀大怒，对他们吼道：“你们有什么证据，就这样不负责任地随便给人扣帽子！”
一群人无法回答，便要他交待“军事俱乐部”的事情。
彭德怀生气地说：“又是什么俱乐部，这纯粹是造谣！”
一群人拿来了纸和笔，对彭德怀叫道：“把你那个俱乐部的活动写出来！”
彭德怀将笔扔在地上，大声地说：“你们别问了，没有什么俱乐部！”
一群人见彭德怀如此态度，就对他吼道：“写，今天你非写不可，把你的组织名单写下来！”
令这群人没有想到的是，彭德怀一听说写什么“名单”，又要借此加害别人，顿时一股血气直往头顶上冲，只见他怒目圆睁，“啪”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大声地吼道：“没有，杀头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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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不屈的岁月 第十八章（1）
彭德怀——中华五千年的史册上，一个即将流传千古的伟大囚徒！
他的这份交待材料（自传）整整写了十万言之巨，作为一个戎马一生而又并非擅长文字的职业军人，这需要多大的毅力与勇气！
令人惊叹的是，到了此时此刻，这位彭大将军仍然像战场上一样横刀立马，铁骨铮铮，在这份交待材料（自传）的最后，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吼声：“我仍然挺起胸脯，大喊百声问心无愧！”
深夜，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回到位于中南海西花厅的家里，刚想躺下休息，突然家里的红色电话响了。
他拿起电话，听了后生气地说：“你们卫戍区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严加监护？”
对方解释说：“总理……”
周恩来不等对方说话，接着便命令道：“你们明天把胸片送来我看一看。一定要执行我的命令，注意保护彭德怀的安全，不准任意批斗，更不准他们（红卫兵）打人！”
接着周恩来强调说：“你们卫戍区没有尽到责任，为什么让人随便打人？你们马上将彭德怀送到医院去检查，治伤，今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批斗彭德怀，你们卫戍区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说完，周恩来挂上电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电话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打来的，他在电话中向周恩来报告了彭德怀在接受批斗中被打伤的消息。听到周恩来的批评，傅崇碧觉得有些委屈，因为作为军人他对于彭德怀一向是敬重的，更何况有总理指示，他更应该保护他。
在彭德怀被押往北航批斗时，傅崇碧就根据周恩来的要求，派专人向韩爱晶等人传达周恩来的五条指示，即五不准：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武斗，不准游街，不准开万人以上的批斗会。
就在当天下午，当傅崇碧得知彭德怀被批斗打伤的情况后，感到十分气愤，他责备自己没有完成好周恩来的命令，没有保护好自己一向崇敬的彭德怀元帅，立刻打电话给韩爱晶，指责他为什么不执行周总理的指示。
韩爱晶仗着有中央文革撑腰，根本就不听他的，并将情况报告了戚本禹。
戚本禹接到报告，便告诉韩爱晶说：“不要武斗，但对彭德怀不要限制过多。”
可是，由于中央文革在这场“大革命”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周恩来对于许多场合已失去了控制，尽管他想尽办法，但仍然没能保住彭德怀无辜的命运。
几天之后——1967年7月20日，武汉的广大群众和部队官兵，出于对中央文革执行的极左路线不满，将中央文革派往武汉的“特使”王力住地包围，数十万军民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这次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中央文革小组称为“反革命七·二○事件”。
林彪为了讨好江青集团，更为了打倒在军内的反对派，第二天就针对此次事件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彭德怀一下子又成了这“一小撮”的总代表。
“四人帮”控制的全国大小报纸，除了批判这次事件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之外，重点目标就锁定在彭德怀身上，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批彭高潮”。
第二部 不屈的岁月 第十八章（2）
在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支持下，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空军直属机关及空军在京院校等数十个单位的造反派，冲破卫戍区的保卫，强行将重伤中的彭德怀拉去批斗。其中有七次被游街，有六次是万人以上的大会。
令彭德怀感到不安的是，被送去跟自己“陪斗”的竟然还有一些战争年代与自己共过事的著名将领和同志，他们是：谭政、张爱萍、王尚荣、廖汉生、李志民等。
紧接着，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也受到了批斗。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押着，在校园里召开万人“批判斗争反党篡军的大野心家彭德怀的臭妖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浦安修”批斗大会。
彭德怀被送来陪斗，他衣衫褴褛，面色发黄，夫妻二人在会场上相互望了一眼——谁能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最后一别。
8月31日凌晨7时，受尽凌辱的浦安修在北京西郊的颐和园服下大量安眠药自杀。
当发现后，好心的人们才将她送到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抢救。
面对这些情况，周恩来再次追问有关部队，可是卫戍区感到有困难，他们汇报说：“中央文革叫抓人去批斗，不执行就来人抢，又不准开枪，保护实在困难。”
听到这里，周恩来感到已无能为力，痛苦地直摇头。
中国，已被推进一场莫名的灾难之中。
这位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革命英雄和民族英雄，只能是孤身奋战了。
这是一个何等刚直，何等坚强，何等无畏的人啊！他站在台上，凛然挺立，没有一次低过头，他怒吼着：“我没有错，我不能低头！”
1967年8月15日晚上，黑夜笼罩着大地，可是囚室里的电灯却明晃晃地亮着，彭德怀是个很节俭的人，睡觉关灯早已成了习惯，可是现在他却必须得在灯光下入睡，他为此很生气，不断地向监管的人员提意见：“我不会死的，你们总开着灯这不是浪费吗！那是人民的血汗，你们不心痛我心痛？”
今天晚上，彭德怀突然听见院子里有集合的声音。
多年的部队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