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榜样-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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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来到美国的英国移民，包括那些被竭力美化的清教徒们，也将童工制度带到了美国。17世纪初，当贩运奴隶的海船在大西洋上穿梭的时候，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之间，一条条大船也装载着被贩运的贫穷白人儿童，每条船上装着1400名到1500名儿童，比成年黑奴装得多。这些儿童大多是英国各地的流浪儿。在美国还没有建国之前，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就以法律的形式允许使用童工。美国建国的时候，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痛骂英国，但是，毫不影响美国全盘接受英国的童工制度。号称美国棉纺业之父的萨缪尔·斯莱特，其实是从英国偷来了棉纺技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违反了知识产权保护。他在美国建立的棉纺厂，有大量7岁到12岁的童工，而且人尽皆知，没有人提出异议。斯莱特说，童工比成年人工作更快，效率更高。当然，工资也更低。1820年美国的一份报纸的调查指出，在马萨诸塞州的棉纺厂里，童工占43％；在康涅狄格州，童工占47％；在另一些州，童工比例最高达到55％。
　　1842年，康涅狄格州颁布了一项法律，14岁以下的儿童，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12小时。1848年，宾夕法尼亚州一项法律规定，12岁以下的儿童不得在棉纺厂、毛纺厂和丝织厂工作。1866年，马萨诸塞州规定，10岁以下的儿童不得在上述工厂工作。从中可以看到，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律，美国的童工制度无法无天到何种程度。反过来说，有了这些法律，也同时让10岁、12岁以上的儿童做工合法化了。
　　美国的私营企业为何喜欢用童工，道理很简单。童工听话，还可以体罚，不会造反，成本又低。在美国童工盛行的时候，也确实有人反对使用童工，但主要不是*之类的理由，而是成年人工会因为廉价的童工抢走了他们的饭碗。1938年，罗斯福总统签署了〃公平劳动标准法〃，规定部分工作岗位年龄底线为16岁，危险职业的最低年龄为18岁。但是，这个法还是留了一个尾巴。它规定，制造业和采矿业之外，14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在课余做工。大约在1940年以后，美国的童工才逐渐消失。
　　美国建国至今约230年，其使用童工的历史长达150年。这150年正是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童工和奴隶一样成为美国资本家完成原始积累的有效工具。当一些人总是以美国的制度神话和*神话对照中国的时候，我们必须说，那些神话都不是真的。美国并非只靠漂亮的口号就能发展到今天，美国的历史表明，它的口号大多是假的。如果我们不加分辨地接受美国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难道我们的儿童也要变成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的童工？
　　如今有人说，原始积累都是血腥的，这一句话似乎将美国发家史中大量侵犯*的现象一笔带过，那么，后来者怎么办呢？后来者能否以美国的发家为榜样，也大量使用童工、盘剥廉价劳动力，而被现代人和历史原谅呢？当然是不能，因为美国不是一个好榜样。如果我们以美国为榜样，我们又如何能批判在中国出现的黑煤窑、童工等丑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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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民众渴望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热情，在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前提下，也走向了极端。这一极端就是把本国的民众与他国的民众区别对待，这一区别并非只是辨认和归属感的区别，而是利益分享的区别。由于自然民族的混居状态，清晰的国家主权往往不能与复杂的民族现象相一致，因此，当基于*而建立的国家全力塑造一个国家民族或主权民族的时候，它往往会对历史遗留的自然民族造成伤害。反过头来，历史遗留的自然民族也会因为自己的主权要求而对国家主权发出挑战。
　　用历史的长远眼光看，西方文明500年的民族主义历史，并非第一次出现。2000多年前，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高涨的时期，以至于现代中国寻找爱国主义的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大诗人屈原身上。与西方在这500年的前半段里诞生了大量思想家、理论家一样，中国在春秋战国的前半段也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可以认为，在利益纷争的混乱时代，各种理论都试图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2000多年前，中国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中国人当年的解决方案，在今天看来，有两个局限：一是生产力条件，二是地理阻隔。因此，当西方文明横扫全球，世界进入一体化的时候，当今的中国实质上是被迫退回到春秋战国时期。而这一次，它的范围并不限于中国，而是在全世界。由此，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在中国的状况又显得更加复杂。本章介绍西方文明近500年间民族主义的大致发展过程，从它的作用及危害，考察当今中国民族主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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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的宗教（1）
说宗教，还得从欧洲开始。政教分离之前，基督教主宰一切，直到文艺复兴，提倡个人主义，自由选择信仰，导致了宗教的衰落，从此世俗王权爬上历史舞台。宗教统治曾让欧洲暗无天日，中国人却很幸运，从来没有受过宗教的控制，世俗政权一直普照天下。
　　欧洲早期历史上也有一个民族主义或国家利益纷争的时期，这就是古希腊时期城邦之间的战争，因此，有些人把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起源追溯到斯巴达的军国主义。但是，古希腊城邦的范围相对整个欧洲来说太小了。亚历山大征服的疆域虽然很大，但存在历史短暂，而且主要不是在欧洲内部。罗马帝国的征服也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征服，因此，欧洲早期民族主义的纷争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相比，有较大的不同。就古希腊的利益纷争而言，它不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范围广大；罗马的征服不像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那样，是同一种文明背景下对等的冲突。因此，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纷争的危害，在欧洲早期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中国人则早早从切身体验中意识到这一纷争的危害性，从而形成了对于战争的排斥心理，并成为中国此后2000多年间的文化传统。欧洲由于缺乏这种切肤之痛，因而没有完成摆脱野蛮战争的文明进化。直到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它才真正体会了利益冲突的恶果，和平主题成为社会主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说，欧洲人在21世纪才达到中国人2000多年前就已经达到的认识水平。
　　日耳曼人的野蛮入侵，造成罗马帝国的灭亡。此后，基督教成为统治欧洲的主要力量。在这里要说明一下，不管欧洲宗教有多少派别，为了叙述方便，除了特指，本书将所有欧洲宗教统称为基督教。罗马帝国灭亡后，兴起于罗马帝国内部的基督教却在文化上征服了各个野蛮的日耳曼人部落。基督教尽量消除各个民族的差别，不希望产生与宗教统治相对抗的其他力量。基督教思想统一、文明统一的方式，既带有明显的愚民色彩，也带有强烈的武力特征，同时具有一神教所特有的单向融合性和排外性。所谓单向融合性是指，它认为只有自己正确，只能自己融合他人，而不能被他人融合。排外性是指，对于不同的信仰者，要么是歧视，要么是武力*，如对于犹太教、*教或其他异教徒。与之相比，中国古代产生了更合理的世俗文化，这一占据统治地位的世俗文化，使得基督教、*教、犹太教、佛教、道教、拜火教等各种宗教，在中国都能和平共处，并且，各自都能实现自己相应的利益，而不会被外力剥夺。比较而言，中国古代和欧洲基督教都形成了一种〃世界主义〃，中国的〃世界主义〃主张和平共处，不同文化自愿融合，而欧洲基督教的〃世界主义〃则是强制性标准的〃普世价值〃。虽然欧洲的宗教统治后来被主权国家取代，但是，它所塑造的欧洲文化心理并没有消失。这也成为欧洲文艺复兴后500年来最为矛盾的现象。
　　由于基督教的统治过于主张清贫生活和思想统一，同时又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因此，文艺复兴的动机，一是摆脱宗教的思想禁锢，二是追求物质满足的享乐生活。当东方的富足成为欧洲榜样的时候，基督教的统治摇摇欲坠。排斥宗教性，提倡世俗享乐成为欧洲〃人文主义〃的核心，而这一点，在中国早已经完成了。基督教主张人在现实社会要受苦，死后才能获得永恒的幸福，这一点遭到强烈批判。人文主义代表之一，生于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在1511年完成了《愚人颂》一书，在猛烈抨击和辛辣讽刺教会之外，还通过〃愚人〃之口宣布说：这个世界上，有来源不明的快乐。事实上，这个快乐就是出于人本性的享乐。葡萄牙、西班牙离开欧洲远航，就是从这一物质享乐主义出发，到遥远的东方寻找富足。

说不尽的宗教（2）
1517年，由德国教士马丁·路德引发一场遍及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得欧洲各地对于教会的继续统治已经不抱希望，罗马教会的势力范围大大缩小。那么，有什么权力可以填补教会统治消退后的权力真空？
　　还是那个伊拉斯谟，1515年来到西班牙，为西班牙未来的国王……年轻的查理五世写了一本书，名叫《基督教君主制度》。按照这位文艺复兴巨人的设想，教会让出世俗统治权后，其权力真空由君主制来填补。伊拉斯谟的君主制还是在宗教指导之下的，与后来的绝对君主制相比，可以算是绝对神权与绝对王权之间的过渡。西班牙后来也确实按照伊拉斯谟的设想，将王权部分置于宗教之下。不过，西班牙后来的衰落也与此有关。
　　在欧洲其他地方，填补权力真空的是更加世俗化的王权。早在1512年，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就写了一本书《君主论》。该书讨论的是意大利城邦之间小君主的权力斗争术，与宗教关系不大。这本书也成为现代政治学的起源。马基雅维利在法国宫廷逗留多年，《君主论》是在他死后出版的。1527年；马基雅维利去世，1532年，《君主论》在意大利出版。1548年，《君主论》第一个译本在法国出版。这本书于1559年被罗马教会列入禁书，其蕴含的力量可见一斑。
　　《君主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跨过了伊拉斯谟〃基督教君主制〃的界限，直接探讨完全世俗的绝对君主的统治术：这一不受宗教控制的君主，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虽然马基雅维利长期被人批评，但很多启蒙思想家都为他辩护。例如，斯宾诺莎认为，马基雅维利是〃一个热爱自由，为保卫自由出谋划策的人〃。狄德罗、卢梭等人认为马基雅维利〃假装为国王献策，实际上是为人民献策。《君主论》是一本共和派的书〃。到了20世纪，有人甚至把马基雅维利当成被统治阶级的解放理论。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国家主权属于谁。为了从基督教手中获得社会统治权力而出现的国家主权概念，因为对抗基督教神圣性的需要，也被赋予了神圣性。不管是世俗君主专制，还是后来的*共和，国家主权的神圣性从未改变。
　　1577年，在批判马基雅维利的名义下，法国人让·博丹首次提出了现代意义的独立〃主权〃概念。博丹认为，主权是君主〃不受法律限制的，对臣民的最高权力〃，〃是在一个国家中进行最后指挥的绝对权力和永久的权力〃，因此，主权是永久的、非授权的、不可抛弃的。从法理上说，这种主权概念的合理性是非常可疑的。这一主权概念，首先是为王权服务的，绝对的主权简单等于王权。法国国王所说的〃朕即国家〃，就是这个意思；其次，这一主权是没有约束的，不可挑战的。这种绝对性，其实是对以往绝对神权的反弹，是拒绝神权干涉王权的坚定态度。但是，在以后的岁月里，当神权再也难以抬头的时候，这种绝对主权把世界带入了疯狂的战国时期。虽然欧洲后来的历史让这一主权受到了内部制约，但在对外关系上，不受约束的绝对主权延续了约400年。
　　主权国家概念的出现，是为了对抗基督教会的整体统治。与此同时，追求世俗生活幸福的潮流，使得主权国家在欧洲纷纷出现。因此，在文艺复兴后，欧洲历史上最强大的潮流就是专制君主取代宗教统治。然而，彻底抛弃基督教并不容易。虽然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时期，抛弃基督教成为强大的声音，法国甚至建立了一个新的〃理性教〃，但基督教还是变换方式生存了下来。其典型就是英国宣布成立国教，英国教会与梵蒂冈脱离关系，受制于英国国王。这一行为的实质，是一种妥协，既保留了宗教习惯，又避免让宗教统治超越国家主权。英国的这一方式与宗教改革之后形成各种各样的新教教派是一致的。事实上，新教教派在统治上并不比梵蒂冈教会更温和、更人性，包括后来成为美国神话之一的清教徒，他们只是想把教会原先的绝对统治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

说不尽的宗教（3）
英国由于最早并最成功地将宗教置于世俗化的国家主权之下，因而获得了良好的发展。而在欧洲其他地区，新教教派或传统基督教会与世俗政权之间，没有像英国一样确立稳定的依附关系，即：独立的宗教完全受制于国家主权，因而，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超越英国。
　　从基督教统治到君主专制，是欧洲完成主权国家的第一步。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主义有时候与国家主权相一致，有时候并不一致。在那个年代，代表国家主权的是专制王权，随着欧洲几个王室的婚姻联亲，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变成专制王权的陪嫁、聘礼，转瞬之间倒手，换了新主人，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老百姓对此往往没有什么反应。因为，在任何王权底下，他们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对于各国王权来说，统治权力从来不会因为民族而成为界限。因此，当法国强大的王权成为欧洲奢华、附庸风雅的楷模后，很多王室都以模仿法国为荣。欧洲其他王室宫廷里，都以说法语为荣，都以模仿法国宫廷生活为时尚。这种现象在后来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国家主权与民族主义的充分结合，是在*观念形成后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