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罗马-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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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高原直至伊塞克湖以西以北的广大地区）具体情况的正确了解和直接的接触，严格说来开始于西汉初年以后，而史书上的明确记录则更晚，乃起于张骞通使西域之时。在此以前，虽然也有一些记载，见于《山海经》、《竹书纪年》、《尚书》等古书中，但多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不够准确可靠。不可否认，《穆天子传》的传说有一定的真实性背景，《逸周书》记有大夏、莎车等地以其骆驼等物产输往内地的情况；古时新疆地区盛产的玉石，深受中原欢迎；战国时期中原出产的青铜器和丝织品也在阿尔泰地区被发掘出来。秦汉以前，故居河西一带的大夏、月氏、乌孙等，都很可能与中原地区有过某种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但所有这些交往和联系，都是比较稀疏的，或者是间接的，是经过了长时间、多层次的过滤才达成的。即使是民间的往来，也远远不及其他几个方向上那样活跃、稳定和持久。此外，这些联系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之前，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任何形式的商业或交通都“没有得到繁荣和畅通”［69］，甚至连重要的信息也未曾得到传播，匈奴与月氏人多年的残酷战争，迫使月氏举族西迁，这样重大的政局变化，也是迟至汉武帝时，才从匈奴降人的口中得知的。因此，从系统的观点来看，这一时期中原与古代新疆地区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中西交通也只是处于萌发或者畅通前的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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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9）
公元前139年，张骞奉使西域，凡十三年。在此期间，他深入匈奴王庭，了解了大量有关匈奴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状况，含辛茹苦地亲身探明了中原通往西域的南北二道。更重要的是，他以耳闻目睹的生动报告，向汉朝宫廷及中原社会传达了葱岭东西诸游牧部族、城郭诸国的详细情况：那里有大月氏、乌孙、康居之属，虽有强兵，然可赂遗设利，使之入贡中国。若以义属之，则中国可以地广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也就是说，若利用西域诸国与中原生产、生活水平的差距，将内地的商业活动向西北方向扩展，必可给中国带来政治、经济方面的巨大利益。刘彻对此颇有领会，在取得对河西的军事控制、基本解除匈奴边患之后，即派张骞复访西域。这个队伍有三百余众，马六七百匹，牛羊万数，所装载金币丝帛，价值近亿。名为使团，实为商队。张骞一行，正是利用了“蛮夷俗贪汉财物”这一特点，以商业贸易为手段，打开了后来与西方世界广泛开展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通衢。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时西汉政府奉行严厉的抑商政策，但在这条西北方向上的交往通道上，却一反常态，基本上采取的是鼓励商业的积极态度。虽然汉朝政府鼓励民间与西域各地发展贸易关系是为了光大汉威及开疆拓土，但商业活动的兴起毕竟成为中西交通顺利畅通并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据《史记·大宛列传》载：“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可见武帝对发展这条商路的信心和耐心。由于政府的鼓励，并采取了有远见的积极措施，保护道路畅通，以致国内商贾趋之若鹜，且多循规蹈矩，而不违法乱纪，故西域道路得以日渐繁荣，使者往返其间。使团商队，大者数百人，小者也有百余人。所操办货物品种数量，与张骞再使西域相仿，即有价值上亿钱的各种商品。这样大规模的国际商业活动，是当时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它对于汉代的国家经济发展，对于西域社会的进步，对于中西文明的交流影响，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汉代对这条国际道路的经营，实际是与政府对整个西域的政治统治融为一体的，二者很难截然分开。每当中央王朝对西域统治得到加强，政局安定，商业交往就兴旺；相反，中央政局不稳，或西域某些民族发生纠纷和战争，商道就不畅通，而且往往因此影响到更远的西方国家。西汉开辟西域交通，起因固然是为了在战略上制服匈奴，但这条道路一旦开通之后，它实际显示出的意义就远远超出了中央王朝与匈奴关系的范围。不承认这一点是不正确的［70］。如果将汉代对外贸易的发展从政治开拓和社会进步中割裂开来，那就很难解释刘彻仅听张骞言西方“多奇物”“贵汉财物”，若通之则可“威德遍于四海”之后，便发大兵，四道并出，急不可待地希望打开西南夷道以通西域；也难于解释刘彻遣五万之兵、破亿万之费、经四年之时而获取大宛良马；更难理解两汉每每在制服匈奴、解除边患之后，反而更加重视对于西域的经营：设立都护，屯田积谷，建设道路，保护商旅和鼓励交往。事实是，西域商路的开辟，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对外开放。
总之，中原地区商品生产的活跃和市场的扩大，不仅对中国农村和城市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大激励，加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并且有力地促使中原政府和人民与边区少数民族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进而形成一种与西方国家开展国际贸易的局面。尤其是在西北方向上，这种国际贸易突破了长期笼罩在西域上空的迷障，使那里的社会状况豁然开朗。此后中国政治统治的疆域甚至到达葱岭，汉代封建王朝的威力也迅速发展到了光辉的顶点。
综上所述，两汉时期几项重要的经济事业——农业、纺织业、铸造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形式，促进了中原与四邻边远地区，特别是西域的民族和国家的交往关系。由于这种交往关系的扩大，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的接触，与以前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接触的形式更多，内容更广泛、更深刻。而且这种进步多半不是中央政府有意识地谋求和发展的，而是在传统的民间交往的基础上，在农业及各项手工业发达的有力推动下，通过商业交往的形式达成的（例如北夷道、西南夷道、夜郎道等）；或者是政府为征服边区部族而发动战争，并且打破了地理上的阻隔，进而由追随在军队后面的商人开拓和发展形成的（如征南越而开通南海远洋航线；西汉早期与匈奴和亲而促进双方互市交易，西汉后期及东汉为平定匈奴而开通并扩大西域交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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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10）
西汉初年，中国还处在一个自成体系、相对孤立、比较闭塞的社会环境之中，但由于国内经济力量的积蓄、商业活动的积极开展，以丝绸、铁器为主要代表的商品输出成为中国与周邻国家保持和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为西汉王朝突破四周的地理屏障，不断地扩大统治疆域做好了物质上的准备，也为几千年发展起来的中原文明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并发生影响提供了最有效的经济载体。因此，中国这个长期独立的社会系统，在其基础经济部门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和进步之后，不仅这个系统内部的交流程度大大提高了，而且也促进了中原地区与西方民族和国家开展直接和广泛的交往。
公元前2世纪末叶，汉朝击败了匈奴并征服和统一西域之后，中原与周邻四方地区之间，业已建设了形式不同的交通线。这些辐射状的道路和航线，不断地向西方和海外延伸，使中西交往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这时的中国，在万里亚欧大陆上，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好似一个闭塞的王国和孤立的半岛，而是与西方（包括西南、西北方向）其他国家和民族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使原先由于起源和发展不同、又因地理原因而相互阻隔的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开始有了开展广泛接触和交流的基本条件。在这种交往中，中国影响了世界，改变了世界；同时，中国也吸收了西方的优秀文化，使之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积极因素。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45页。
［2］以上引文分别见于《汉书》之《文帝纪》、《景帝纪》、《食货志》。
［3］以上分别见于《盐铁论》中《通有》、《本议》篇。
［4］《汉书·食货志》。
［5］《汉书·高后纪赞》。
［6］《汉书·刑法志》。
［7］《汉书·高帝纪》。
［8］《汉书·景帝纪》。
［9］《汉书·高帝纪下》。
［10］《汉书·哀帝纪》。
［11］［12］［13］［14］《汉书·食货志下》。
［15］［16］《盐铁论·水旱》。
［17］［18］［20］《盐铁论·本议》。
［19］《盐铁论·力耕》。
［21］《盐铁论·杂议》。
［22］《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23］《汉书·叙传上》。
［24］据《汉书·酷吏传》载，武帝幸甘泉，至以道不治而杀义纵。
［25］详见谷苞：《河西四郡新农业区的开辟是丝绸之路畅通的关键》（《西北史地》1986。1）。
［26］《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464页。
［27］［35］《史记·货殖列传》。
［28］《郑州古荥镇汉代冶炼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2）。
［29］《河南汉代冶铁技术初探》（《考古学报》1978。1）；华觉明：《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特色及其形成》（《科技史文集》第三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
［30］参见杨式挺等：《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71页。
［31］《史记·南越列传》。
［32］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62页。
［33］《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1978。3）。
［34］［36］《汉书·食货志》。
［37］Archin，F。R。（ed）ArchaeologyofAfghanistan（London，1978）p。241；p。247。
Mac。Dowell，TheWeightStandardsoftheGo1dandCopperCoinagesNumismaticSocietyofIndia（Bombay，Vol。22，1960）pp。63～74。
［38］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7页。
［39］《汉书·西域传》。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57页。
［41］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2）。
［42］《汉书·贡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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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11）
［43］《汉书·张汤传》。
［44］扬雄：《蜀部赋》。
［45］《华阳国志·蜀志》。
［46］《嘉峪关画像砖墓》（《文物》1972。12）。
［47］吴荣曾：《和林格尔汉墓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文物》1974。1）。
［48］《后汉书·朱晖传》。
［49］《后汉书·南蛮传》。
［50］赵翼：《二十二史割记》卷三《汉多黄金》。
［51］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411页。
［52］《后汉书·袁安传》：“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有人疑“十”为“千”误。
［53］两汉与外族以丝绸通聘交往、馈赠来使，史书记载极多。仅以汉朝给匈奴赏赐为例，略举如下，以备参考。
①《汉书·匈奴传》：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绶……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缯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
②《汉书·匈奴传》：“明年（公元前50年），两单于俱遣使朝献，汉待呼韩邪使有加”。
③《汉书·匈奴传》：“明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
④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单于入朝，“加赐锦绣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它如竟宁时”。
⑤“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单于来朝，……加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它如河平时”。
⑥《后汉书·南匈奴传》：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秋，南单于遣子入侍，……诏赐单于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绢绶，……黄金、锦绣、缯布万匹，絮万斤”。又送“缯千匹，锦四端”等物，“缯綵合万匹，岁以为常”。“岁以为常”之外，公元52年、55年、143年等，东汉政府均以巨量丝织品赐赠匈奴。
［54］《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167页。
［55］《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364页。
［56］《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102页。
［57］《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2页。
［58］《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486页。
［59］《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506页。
［60］高敏：《试论汉代抑商政策的实质》（《郑州大学学报》1963。3）。
［61］《汉书·贡禹传》。
［62］《潜夫论·浮侈篇》。
［63］《盐铁论·力耕》。
［64］朱杰勤：《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南亚海上交通路线试探》。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