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罗马-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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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中国的史地研究产生了不少积极的影响。例如清末的一些西北史地考据家，对古代地名的考释习用音差、音转、音讹、急读等方法，但由于他们常以自己熟悉的方音做参照系，故考据的结果不易准确。以后逐渐有人运用西方学者的语言比较学，将汉语古音、西部民族语言与中亚地区国家和民族的语言进行比较分析，往往更见成效。王国维、罗振玉则吸收了当时考古和史地学的成果，编撰《流沙坠简》三册，又著《流沙坠简考释》、《流沙坠简考释补证》等，对古代中西交通各主要线路上的地名详加考证，并对其他有关的史料加以汇辑、研究和分析，这些，至今仍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的主要参考书籍。　　　

　　20世纪初，著名学者陈垣在宗教研究上开拓了新的领域，他的“古教四考”［7］对古代基督教、犹太教、火祆教、摩尼教的传入我国及其盛衰变化做了全面论述，又特别重视对历史上各民族关系的探讨，这对于汉代中西关系及佛教的传入等问题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外关系史（主要是古代中西关系部分）这一学科由以前的草创阶段开始进入有体系的发展时期。向达的《中西交通史》和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问世于1930年，虽然当时使用的是“中西交通”这一名称，但实际上其涉及范围已突破了狭义的“交通”，开始兼顾中国与西部国家交往的其他方面，从而扩大了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此外，1927年中国与瑞典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学家黄文弼对塔里木盆地几处汉晋古迹进行了详细考察，著有《罗布淖尔考古记》（木简考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高昌陶集》等重要著作，填补了我国在古代中西交通线上实地考察方面的许多空白，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力的考古实证。在同一时期，外国汉学家对中西交通历史方面的著述也得到大量的翻译和介绍［8］，其中最突出者，当推冯承钧之译著，其数量之丰，质量之高，至今仍为学术界所推崇［9］。在三四十年代，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有不少专书、译著和论文出版，澄清了许多混沌不实的历史概念，使古代中国与四邻国家的交通概貌得以较清晰地展现，丰富了中外关系史的理论宝库，同时也直接推动了汉代中西关系的研究，为这一研究的继续深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早期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尽管已经成绩斐然，但毕竟有时代条件和思想方法的局限，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主要是：（一）没有科学的指导思想，难以将历史与古代中外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结合起来。（二）研究的范围仍然不够广泛，方法也较单调，地理考释几乎成了中外关系史的主要内容，而对中外经济、文化、思想和政治社会方面的交往，很少进行深刻的、全面的分析。“中西交通史”这一名称的长期使用，也许正是这种不科学性的一种反映。（三）以前的研究较脱离现实，不太重视在中外交往的长河中寻求有益于现实社会进步的经验，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给“中国文明西来说”、“种族优劣论”，甚至在中国实行“全盘西化”等观点和主张留下了地盘。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进入承先启后的阶段，并向新的方向发展。新兴的、科学的理论指导，拓宽了人们的眼界；学术环境的极大改观，对这门学科也是很大的推动，学者不再被迫到海外寻求科研条件，考古家也不必匹马孤行于惊沙大漠之间去进行所谓的“探险”。本来精于古代交通和史地研究的专家，一方面继续整理出版在校释方面的成果［10］，同时也开始有意识地将交通史研究与社会历史的总体进程有机地结合起来，注重对中外交往历史背景的揭示，从而提高了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水平，研究的规模也比前一时期壮阔多了［11］。　　　

　　然而，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外关系史研究被冷落于万马齐喑的角落之中。学科的主导思想，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所包含的范围及学科发展的进程、方向、任务等基本问题，均未上升到相应的理论高度，这当然影响到它作为一种专门史在历史学的宏大体系中所应有的稳固的地位。相对而言，在这一时期，海外华侨、华人历史学家及外国汉学家对中西交通史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反而显得更活跃，成果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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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3）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带来了科学繁荣的春天。中外关系史研究好似一个积蓄了上述三个主要层次的丰富油田，开始在不同的领域里得到开发和利用，首先是这门学科开始受到社会的极大重视，各类有关的学会和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并且各自推出有相当学术水平的专业刊物（如《中亚学刊》、《海交史研究》、《中外关系史论丛》等十余种），编撰论文、译文集；专门的研究著作和译著，也在不断问世［12］。由于研究范围的扩大，对西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与中西交通的密切关系也有了深入的研究［13］。还有其他一些专著，从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探讨了古代中西关系，皆有独到的见解［14］。在这一时期，考古发现为研究中西交往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有相应的专门著作出版［15］。　　　

　　在中国与俄国、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以及与非洲、美洲等地区的古代关系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也十分显著，但因与本文无直接关系，兹从略。　　　

　　总括而言，近年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已处于勃兴的阶段。即使在地名、年代等微观问题的考证上，也涌现出一批学术新秀［16］。当然，所有这些也许远未超过前辈学者在中外史地考据上的成就，但由于时代背景的变迁、研究方法的不同、学科研究的要求、目的的转化，后一阶段一般来说只能是前一阶段的继承和发展，这是很难简单地用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的超过与否来加以评价的。　　　

　　不过，即使有了上述深刻的变化和进步，在新的形势之下，中外关系史研究仍然面临着许多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比如，应开展系统的断代研究和更多的专题研究，以期形成一个线索清晰、体系完整的学科；在各项研究中，应更多地体现出中外交往范围博大、影响深远的特点，既不放弃地、里、人、物的考证校释，也要加强对宏观规律的揭示，还需顾及历史与未来的联系，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发挥出切合实际的作用，等等。　　　

　　从中外关系史的角度看来，汉代是中国广泛地开展对外交往最早的一个历史时期。对于这一时期中外交往（主要是中西交往），由于时代久远，材料匮乏，困难较多，故以前的研究大多比较简略，或者是依附于其他主题（如通史、贸易史、交通史、航海史、文化交流史等）之下的陪衬或补充，或者是偏重于对某些侧面甚至具体事物的探微。陈竺同、安作璋等专家虽有专门著作出版，在这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有些地方仍觉有重新检讨和继续扩展的必要。笔者选取汉代中西关系这个旧题加以新作，正是出于上述的种种考虑。本书的写作，利用了古今中外在这方面研究已取得的丰富成果这个有利条件，同时也结合了笔者在学习过程中的体会和思考，试图对汉代中西关系的概貌及其历史经验有新的认识。　　　

　　二、关于本书研究的动机与目的　　　

　　在旷远的亚欧大陆上（包括与西亚毗邻的非洲东北角），集中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几个古代文明。但多年来，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这些古代文明，被认为是互不相干地发生、发展着，尤其是分处于大陆东西两端的古代希腊、罗马和秦汉时期的中国，似乎一直是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之中，它们各自的光和热未能传播到对方的境域。　　　

　　公元前的最后两个世纪中，无论是在欧洲的意大利、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在中亚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和北印度，还是在中国的西北部地区，都发生了较大的社会动荡。回顾当时，可以看到罗马军团对北方蛮族的洗劫和镇压，帕西亚（Parthia）骑兵的东征和西进，中亚希腊人王国的崩溃及月氏部落的南迁称雄，匈奴与汉朝的连年交战。正是在战争的缝隙之中，在中亚、西亚到东欧之间，出现了颇具规模的陆路交通和国际贸易，从中国南海到印度的海上交通也进入初创阶段。　　　

　　此处值得思考的是，这些战争、动荡，究竟与中西国际交流贸易以及沿途各民族、国家的社会进程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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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4）　　　　　　　　　

　　正当中西交通进入连续性发展阶段时，亚欧大陆上的几个主要的古典文明体系，开始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发生交流和互相影响，而这种文明交流最活跃、最深刻的地区，却基本上集中于中国西北部，即西汉时所称之的“西域”。这一情况表明，研究古代中国与西方交通的发生与发展，阐发这一时期各种文明传播与交流的特点和规律，对于进一步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了解多种文化的汇合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社会文化进步的影响，是有重要实际意义的。　　　

　　研究汉代中西交往的问题，不可不提到“丝绸之路”。法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保罗·佩迪什说：“在对中亚的认识方面，商队似乎起了重要的作用。从公元前2世纪起，就存在一条丝绸之路，它取道塔里木盆地，即中国的土耳奇斯坦和阿富汗的通道。”的确，欧洲对于东方的了解，最先来自印度和中亚，而这种信息的传播，主要依附于形形色色的商队。这位学者接着指出，罗马“顽强无畏的商队穿越辽阔的亚洲大陆，从叙利亚一直到达中国，以便从中国带回丝织品”［17］。在这里，保罗·佩迪什以自己独特的观点勾勒了“丝路”早期的概貌。对于“丝路”的形态特征，在中外众多的研究论著中已有大量的揭示，但这毕竟是一个涉及广泛的复杂问题，还有许多更加重要的内容有待开展深入的探讨，因为在自然形态的表象后面，这条古代洲际通道是与社会变化的内在因素联系起来的，如小农经济与手工业生产为贸易活动的扩大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且促成了国际交通的开展；商路的开拓和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的反馈，又促进了政治和文化的交流与进步；不同的国家或部族对国际贸易权的控制与争夺，则又可能成为战争的导火线，反过来破坏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和谐，等等。　　　

　　古代的情形往往与现代有惊人的相似，汉代中西交往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经济与政治制度、物质生产与精神建设纵横交错的复杂网络。与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对汉代中西交往的研究缺乏大量的历史记载和足够的实物印证。正因如此，对此问题的研究必须广泛搜寻哪怕是很细小的线索，对于已知的历史事实也需加以重新归类、比较和分析，还可以采用一些新的观点和方法，去比较并且探究交往的内容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　　　

　　按照当前流行的社会发展浪潮冲击说，人类社会在历史上经历了农业社会兴起和工业革命两次巨大浪潮的冲击，而现在东西世界正受到所谓“第三次浪潮”的猛烈冲击。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古代的农本经济是一种狭隘、相对闭塞、基本上属地方性自足的经济，交换是处于附庸地位的，直至16世纪，商业、航海业高涨，即受到来自游牧部族的第三次浪潮冲击之后，才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在此基础上，又有人以“未来学”为研究对象，企图用各种理论来预测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未来。　　　

　　其实，不论是农业社会淹没了游牧部落，还是大工业生产取代了小农经济，这中间都经历了长期的复杂过程，而且恰恰是对这种历史过程的大量研究和探讨，才为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追溯浪潮的源头，常常比研究这些浪潮本身以及预测以后的浪潮更为重要。　　　

　　本书并不主张将早期中西交往问题的整体研究归入浪潮学说，也不认为由于汉帝国与西方国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而将它们看成是受到同一个历史形态框架的制约。本书通过对以上问题开展探讨和研究，只是希望借此了解，为什么当时东西方在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会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开始广泛的接触和交往，并因此使双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发生一系列重大改变，同时也希望从宏观上把握这一时期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些主要特征和规律，并且为现在的社会改革与开放提供一点历史的经验。　　　

　　具体来说，本书期望达到以下几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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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5）　　　　　　　　　

　　1。从对中西双方社会经济基础的分析出发，较完整地揭示汉代中西交通的形态，以及汉代中外文明交流的内容、特点和影响。　　　

　　2。从汉代中西交往的发展过程来看，它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到正反两个方面的深刻作用。交往的主要导因之一是汉匈之间的战争，这长年的战争给中国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外贸易中的某些不平衡也给汉代经济增加了额外的负担和困难。但交往的结果，使汉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放的社会，它的对外开放不仅仅是单纯经济和贸易上的，而且广泛涉及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就文明的交往和国家的开放而言，汉代在这方面呈现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