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罗马-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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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发生着频繁的摩擦。两相比较，便不难发现，中国对于西方社会带来的是友好和利益，而罗马国家的扩张给东方造成的只是灾难。同时，这次外交活动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国在帕西亚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并且牢固地奠定了历史上中国与伊朗人民友好关系的基础。自此之后，约在公元前105年，帕西亚王米特拉达悌二世［142］又派出使团，随汉使来汉观光访问，并为中国疆域之广大、政府库藏之丰富而倾骇。帕西亚本来就在商业贸易上十分依赖中国（特别是丝绸和兵器的进口），加上这几次使臣访问后得到如此深刻的印象，更加强了它与中国保持友好往来、互通有无的决心。直至东汉时，帕西亚仍主动通好奉献［143］，在历史上传为美谈。
东汉时，班超平抚西域以后，遣甘英使大秦。汉政府的本意在于延长中西交通的路线，进一步了解“海西日落”之国的情况。但甘英在条支临海（地中海）处，受到帕西亚海上商人的极力阻劝和恐吓，终未能达到目标。对于此事，后人微辞颇多［144］。但，从当时的形势上综合分析之，甘英不进而返，并不足怪。帕西亚商人以东方奇货（多是中国的丝绸、漆器及铁器等）与罗马商人交易，利益丰厚。他们岂能轻易地放弃这个中介者的优越地位！况且，即使甘英不畏险途，执意前进，恐怕结果也是凶多吉少。这也是客观形势决定了甘英只能走到帕西亚的西界，而不可能逾越社会经济规律所筑成的屏障。此外，罗马国家的产品，除了玻璃和麻纺织品外，基本上是简单、粗糙的（相对中原而言）。在其早期，手工业生产水平很低，最突出的不过是建筑艺术和制陶术。冶熔技术停滞在铸铜业上。即使在帝国初期（公元1世纪）由于内战的中止、交通道路的安全、国内外贸易的发展等，手工业有了提高，但较以前也没有大的突破，无非是器皿、珠宝、毛织等业［145］。总之，罗马并未出现任何比东方更高档的物产和先进的工艺技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中国商界的特殊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不会有商人万里迢迢地跑到那里去冒险，更没有人愿意去打通一条无利可图但花费极大，又要漂洋过海（由西域过去的中国商人对海上旅行极不适应）的畏途。这与浪迹天涯、广搜四方财货的罗马商人，倒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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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9）
［1］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59~63页。
［2］莫任南：《关于匈奴奴隶制的若干问题》（《中国史研究》1983。3）。
［3］《汉书·匈奴传》。
［4］《后汉书·南匈奴传》。
［5］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73页。
［6］据《汉书·匈奴传》，乌桓归汉后，中断了向匈奴的贡税，“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责乌桓税，匈奴人民妇女欲贾贩者，皆随往”。
［7］盖山林：《从阴山岩画看内蒙古草原古代游牧人的文明》（《中亚学刊》第一辑，1983年）。
［8］王治来：《中亚史》第一卷，15页。
［9］《汉书》：《昭帝纪》，《匈奴传》。
［10］参看林干：《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等。
［11］呼韩邪驻守光禄塞，汉命董忠、韩昌驻军助之，又前后调拨谷粮三万四千斛。见于《汉书·匈奴传》及考古所《居延汉简释编》释文（科学出版社，1959年），74页。
［12］［13］《盐铁论·和亲》。
［14］严格说来，汉族地区与西域各国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自远古就已发生（见63~64页），并且从来未停止过。但毕竟由于各种客观条件所限，如地理环境之险阻，交通之不便，民间个体经营能力有限，甚至政府方面的种种抑制等，这种交往是在社会的底层默默地进行的。一次性交流（即不经中介的交流）的起讫距离很短，交流的物资量和信息量都很小，更谈不上政府之间的正式接触和通聘。这与张骞之后的中西交往及其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可相比拟的。史称张骞之行为“凿空”，意义亦在于此。
［15］《汉书·食货志》。
［16］《后汉书·袁安传》。
［17］参见《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及林干上引书。
［18］《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68页。
［19］王国维：《观堂别集》卷一，《月氏未西迁大夏时故地考》。
［20］另一较重要的观点认为，月氏西迁发生于楚汉战争时，见于白鸟库吉《乌孙考》第二节（参藤田丰八之《西域研究》杨炼译本）95页及王炳华、王明哲《乌孙研究》。
［21］较早提出此说者见桑原骘藏著，杨炼译：《张骞西征考》，16~81页；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明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21页等。
［22］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年），46页。
［23］《新疆简史》第一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12页。
［24］王治来：《中亚史》第一卷，67页。
［25］Majumdan，M。C。TheAgeofImperialUnity（Bombay，1952），p。30。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62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0页。
［28］乌孙迫月氏南迁的具体时间，学术界一直有争论，时限自公元前177年~前130年。其中有五六种不同意见。本文不拟介入，因为将这四十余年时间作为一个模糊的点，并不影响交通问题的宏观讨论。
［29］《汉书·张骞传》：“大月氏攻杀（乌孙）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可见乌孙王是单于抚养成人，其民众也为匈奴收容，长达十余年。
［30］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年），267页。
［31］SirP。Sykes。AHistoryofPersia，Vo1。1（London。1921），pp。334~335。
［32］这里只讨论从月氏西迁到进入巴克特里亚地区这一时期的情况。公元1世纪后，贵霜翖侯统一各部，贵霜帝国与中西交往关系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拟在后面单独论述。
［33］黄靖：《大月氏的西迁及其影响》（《新疆社会科学》19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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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20）
［34］王炳华、王明哲：《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问题的探讨》（《新疆社会科学》1982。2）。需要指出，仍有学者持“乌孙在东，月氏在西”之观点，限于篇幅，此不赘引。
［35］《汉书·乌孙传》。
［36］［118］《后汉书·班超传》。
［37］参见王明哲：《论汉代乌孙族对伊犁河流域的开发》（《新疆社会科学》1983。1）。
［38］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18~22页。
［39］苜蓿，古大宛语为buksuk。据《辞海》：古代所言之苜蓿，即为紫苜蓿（medicagosatina），属豆科，多年生。茎叶富含蛋白质、灰分和多种维生素，为重要牧草和绿肥两兼的农产品，主要用做干草、青饲料或绿肥。由中亚细亚引入，我国北方栽培甚广。
［40］《史记·大宛列传》。
［41］《盐铁论·西域》中：“……议者皆微一时之权，不虑其后”；又参见刘修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02~103页。
［42］参见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蔡泽华译注：《张骞·李广利》（中华书局，1983年），5页；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齐鲁书社，1979年），33页，等。
［43］《盐铁论·西域》。
［44］《史记·乐书》。
［45］王治来：《中亚史》，36~39页。
［46］桃、杏原是中原培植的水果品种，秦汉时传入西陲，在和田绿洲一带找到理想的土壤，以后很快向西传播。斯坦因1900年在丹丹威里克、尼雅等遗址有许多这类发现。详见其《西域考古记》60页、72页；《古代和阗》282页。
［47］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年），17页。
［48］《史记·大宛列传》又载：汉取大宛善马之后，“而立宛贵人之故待遇汉使善者名昧蔡以为宛王，与盟而罢兵”。
［49］《汉书·西域传》序曰：“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50］《史记·大宛列传》：“姑师……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由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
［51］［59］［76］《汉书·西域传》。
［52］《汉书·郑吉传》。
［53］《新疆图志·土壤志》。
［54］［60］［63］［81］［82］［104］《后汉书·西域传》。
［55］孟凡人：《车师后部史中若干问题的探讨》（《文史》第十六辑）。
［56］《汉书·陈汤传》。
［57］《汉书·段会宗传》。
［58］《汉书·元帝纪》。
［61］马雍：《东汉〈曹全碑〉中有关西域的重要史料》（《文史》第十二辑）。
［62］都护治乌垒，考其原因有二：（一）它恰在车师与疏勒之中心，便于控制东西道路；（二）它靠近轮台、渠犁的屯田经济区。
［64］考证见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译》（中华书局，1981年），347页。
［65］《水经注·河水篇》（引自王国维校：《水经注校》卷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66］伽舍罗逝，斯坦因考为今巴基斯坦之Chitral（见《西域地名》该条）。但Chitral在岭西，《水经注》之伽舍罗逝在葱岭东，故应为伽师，或即疏勒。
［67］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北平，民国三十七年版），70页；又，钱伯泉《SERES为疏勒说》（《新疆社会科学研究动态》第十二期）一文对此颇有发挥。
［68］冯承钧：《鄯善事辑》注一：“近年在故楼兰城发现之简版，有Kroraina名称，应是国名，海名之所本。”（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
［69］侯灿：《楼兰遗址考察简报》（《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
［70］俱见羽田亨著，郑元芳译：《西域文明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
［71］《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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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21）
［72］《汉书·西域传》载：汉王恢破姑师，虏楼兰王，使之降服贡献，并多次遣子质汉。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更名其国为鄯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后送质子尉屠耆归国为王，尉屠耆自请昭帝曰：“身在汉久，今归……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汉遂遣将卒屯田于此。
［73］汉初，西域交通大开，贩丝之商，亦经此西去。斯坦因发现汉代西传丝帛的“最初形式”即出于此。黄文弼亦在此一汉代衣冠塚中见到“文绮绢綵，甚为都丽，虽黄发小儿，亦皆披服锦绣”。《大唐西域记》载中国蚕丝入于阗之故事，认为“东国”即中原。但据考，实际上此东国应是鄯善，因为当时（东汉末）中原并无与于阗通婚之事，而鄯善与中原近邻，又为中国外甥，先有蚕桑，极为自然。
［74］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敦煌所出汉简跋十四》。
［75］周连宽：《汉诺羌国考》（《中亚学刊》第一辑）。
［77］贺昌群在《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一书中指出：汉唐间从新疆西北路越葱岭至中亚、印度，只有三条主道，其中两条出自于阗。但他说于阗至罽宾的“捷径”，还不是《汉书》中暗示的真正捷径。
［78］杨建新、卢苇：《丝绸之路》，51~52页。
［79］夏鼎：《“和阗马钱”考》（《文物》1962年7、8期）。
［80］莎车与汉政府关系，中间亦有小波折。《汉书·西域传》：“万年初立，暴恶，国人不说。莎车王弟呼屠征杀万年，并杀汉使者，自立为王，约诸国背汉。会卫侯冯奉世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发诸国兵击杀之，更立它昆弟子为莎车王。还，拜奉世为光禄大夫。”这段史料说明：（一）呼屠征背汉，企图煽动诸侯一起造反，不得人心。而奉世一呼百诺，诸国出兵杀灭呼屠征，反映出当时西域各地民族对汉王朝的向心力。（二）冯奉世本是护送客人的小使臣，途中立此一功，虽是顺手而得，但因意义重大，迁为大夫，足见汉政府对巩固汉道政局稳定之重视。
［83］《逸周书·王会篇》：“大夏兹白牛”，“正北空同、大夏、莎车、禺氏”；《山海经·海内东经》：“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氏之国。”《吕氏春秋·古乐篇》：“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之阴取竹于嶰谿之谷；《淮南子·地形训》：“九州之外，乃有八，亦方千里，……西北方曰大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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