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74师在陕南-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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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起历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兰州军区顾问等职。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
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00、紅七十四師陝南孤軍作戰
段掄敬
陳先瑞（1913—1996），安徽金寨人。1931年加入中共。歷任紅二十五軍營政委、紅七十四師師長、八路軍留守兵團副旅長、河南軍區分區司令員兼政委、桐柏軍區副司令員兼旅長、鄂豫陝軍區副司令員兼參珠L、陝西軍區副司令員兼參珠L、北京軍區政委、成都軍區政委。1955年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1934年12月8日，陳先瑞在紅二十五軍第二二三團擔任政治處主任，他遵照軍政委吳煥先的指示，帶領該團三營七連的六七十人，於鄂陝邊界的鄖西、山陽、鎮安、旬陽等地，宣傳發動和組織民眾，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第七連對外改稱「鄂陝撸魩煛梗愊热鹑芜＇擊師師長。從此，陳先瑞就離開紅軍主力部隊，獨立開展地方工作。
1935年1月9日，紅二十五軍攻佔鎮安縣城後，乘勝在鄂陝邊界地區創建「根據地」，成立了一批區、鄉、村「蘇維埃政權」。4月上旬，鄂陝邊區「蘇維埃政府」（轄兩個縣、七八個區級紅色政權）在山陽縣的袁家溝口成立。陳先瑞被選為中共鄂豫陝省委（轄鄂陝、豫陝兩個特委）委員。
紅二十五軍於7月13日北出終南山，追隨紅軍主力長征。這時，國軍以20多個團的兵力，對鄂豫陝「革命根據地」實行「劃區清剿」，鄂陝、豫陝兩地遭敵破壞，第九路撸魩熗稊常渌髀返膿p失都很慘重。
當時，留在根據地的鄂陝、豫陝兩個特委，獲悉紅二十五軍已轉戰到耄稀㈦＇枺祆�9月9日在商南縣梁家墳舉行聯席會議，雙方一致同意將兩個特委組成中共鄂豫陝特委（又稱陝南特委），統一領導和堅持鬥爭。鄭位三擔任特委書記。陳先瑞、李隆貴等人為特委委員。
根據特委決定，鄂陝撸艨偹玖畈繎痿Y營以及第六、七路撸魩熀蜕疥栁鲄^撸舸箨牐c豫陝撸魩煹�4個撸舸箨牐餐M成紅軍第七十四師。10月6日，紅七十四師在商南縣碾子坪成立，陳先瑞任師長，李隆貴任政委。全師共700餘人，編成兩個營和一個手槍團、一個特務連。紅七十四師組成後，獨立堅持了鄂豫陝邊的撸魬馉帲蛄藬凳螒痿Y，補充和壯大了紅七十四師。
1936年春節前，當國民黨的陝軍警備第二旅前來進攻時，紅七十四師於除夕之夜北出秦嶺，直入戶縣境內，發動民眾打土豪分浮財，過了一個豐盛的春節。這一行動，迫使西安、寶雞之敵慌忙派兵堵截。然而，紅七十四師又迅速轉入秦嶺，打開佛坪縣城，殲滅了新組建的一支敵保安部隊。
1936年2月28日，國軍第四十九師跟蹤追擊而來，紅七十四師不敵，翻越風雪茫茫的太白山，經過半個多月的艱苦征戰，突破了敵軍的圍追堵截，返回寧佛地區，於枺谧鞫虝盒菡�
西安事變爆發後，周恩來派李濤、張國華等人找到紅七十四師。李濤傳達了西安事變的情況和中共中央的有關精神。根據中共軍委指示，立即成立了陝南軍委會，軍委會主席鄭位三、副主席李濤。紅七十四師對外改稱南路抗日軍，軍長為陳先瑞。
1937年2月初，紅七十四師遂於春節前後進駐鎮安、柞水等地。後因糧秣供應困難，便轉移到長安縣大峪口駐防整訓。這時，全師三個團共2100餘人。8月，陳先瑞奉命率紅七十四師開赴三原改編，編為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後方留守處，後改為西北留守兵團警備第四團、警備第一旅第二團。紅七十四師完成了歷史使命。
00、余定安忆跟随何振亚在陕南
我是石泉县后池河香炉沟人。1936年农历正月的一天下午，何振亚率领的陕南游击纵队在迎丰街上宣传。我听他门讲反对剥削压迫，看到买东西给钱，不象国民党军队，更不象土匪。于是，就和大哥余佑江约了当地两名穷孩子参加了。我那时才14岁，当晚参加了打马池的战斗。开始编在先锋队，班长赵国祯，队长是何振亚的已故妻子邓氏的哥哥邓泽生。他把我介绍给何振亚当勤务员，一直到甘肃省庆阳地区的王菜园，我才到了宣传队。
（一）军长何振亚
我参军后，大家都把何振亚叫何指挥。后来成立陕南抗日第一军后，大家才叫他何军长。
何振亚是陕西省汉阴县龙王沟（解放后属宁陕县）人，家有父亲（双目失明）、母亲、爱人邓氏已病故，抛下一个小男孩由奶奶抚养。汉阴县城里有个未婚妻（通过内线有书信来往）。部队有一次路过何振亚的家，我看了一下，他的家是在一个半坡上，有5间瓦房，年久失修，有的瓦都掉了，门口杂草丛生，门锁着，周围都是荒地。何振亚的母亲被汉阴县当局抓走。他的未婚妻通过内线来信说，老人家已由汉阴押解安康，在狱中受尽了折磨和痛苦，问怎么办？何振亚回信说：敌人拿我母亲作人质，逼我投降，这是不可能的事。我母亲被他们折磨死，倒是可能的。
不久，部队由南往北开，路过一家打谷场，突然跑来一个4岁多的男孩子，抱住了何振亚的腿，原来是何的侄子。何振亚把他抱起来亲了又亲，又与双目失明的父亲说了几句话，放下小孩随部队走了。好不容易与亲人见上一面，一点什么也没给，小孩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们也忍不住掉下眼泪。何振亚很穷，穿的还是保安队那套衣服，身上从来不装一个钱。部队到两河时，何振亚的妻兄邓泽生，撬了老百姓的箱子（因为他打战士，撤了队长职务，在便衣队当队员），何振亚马上命令一支队去逮捕，邓泽生跑了，结果又被泰山庙民团莫团总逮住杀了。何振亚的警卫员火娃子有病，安置到老百姓家休养，病好后他迟迟不归队，拦路抢劫。老百姓报告给我们侦察员。没过多久，火娃子回来了，第二天何振亚就叫七支队把他处决了。
部队到彭家山，何振亚观察地形，路过三支队，到屋里看到墙上挂着羊腿、猪腿，还有几块腊肉没有动，屋内屋外扫得干干净净。他十分满意，第二天出发前，在集合场上表扬了这个队。
何振亚的生活是很艰苦的，部队驻下以后，他带着警卫员到各队看战士们吃饭没有，晚上又叫大家烧水洗脚，然后再查岗哨。因为部队驻的分散，他得好长时间才能和我们一块儿睡觉。有一次在手扒崖，房东老太太给何振亚安置铺。他看到对面床上姑娘、媳妇、老太太挤在一起，便又和我们睡在草铺上。老太大对他说：“振亚呀，给你铺好床去睡吧，要是冻病了，咋带兵呀！”过了几天，部队到宁陕贾家营，一个老大爷看见何振亚穿的很单薄，又感冒了，就把身上穿的破棉袍脱下来叫他穿。直到沈继虞（沈敏）在西安给他买了件黑大衣，才派侦察员把这长棉袍给老大爷送回去，又给了两块银元。
何振亚对我的思想教育总不放过机会。1937年过春节，部队来到汉阴酒店垭，老百姓门口都贴着门神、对联。我对何振亚说：“何军长，现在过年啦，我的意见是休息一天，买条猪吧。”他说：“年是有钱人过的，地主过年杀猪、宰羊、熬糖、蒸酒；穷人过年是上刀山，连包谷汤都吃不上。地主逼租逼债，没有钱给，就要拖下河喝水。”他谈到这里，我伤心地哭了。他问我：“你哭什么？”我说：“我也被人家拖过。父亲在世时借了董家财主八斗包谷，后来不知怎么算成100块银元。1935年9月，狗腿子到我家要钱。没有钱给，他们把我妈痛打了一顿，把绳子套在我的脚胫上往河里拖。我全身泡在水里，背上拖掉一块皮。逼得没有办法，只好把我家河边四石稞的田和三间草房的文约交给人家。我家破产了，我和大哥参军，我妈带着弟弟妹妹要饭，在我父亲坟前搭个草棚落脚。”何振亚听了我的话，鼓励我“你好好干，总有出头的日子。”这次谈话对我鼓舞很大，使我革命的决心更坚定了。
每到—个地方，只要休息条件好一点，没有敌情，何振亚总是要给我们讲社会上的情况，我们听，房东百姓也听。一次他谈到东北人民过着亡国奴的生活，10家共用1把菜刀，3个人不能在一块说话，中青年男人都弄到煤矿去挖煤，挖出来的煤都是人背，井下遇到塌方，人就埋在里面。年轻妇女没有人身保证，随时都会遭到奸污。日本人杀中国人就象杀一条狗一样。房东说，日本鬼子会不会打到这里来，何振亚说；如果不抵抗是会打来的。有时他也谈苏联如何好，不仅是老百姓听了感到新鲜，我们也从未听到过，世界上竟有这样好的国家，对我们起了鼓舞作用。
（二）在曲折中发展
在陕南游击纵队时期，这支部队相当复杂，要领导好是很不容易的。何振亚如何领导这支部队？我知道有下述一些情况：
1936年，红七十四师的五、六团和独立团都在陕南打游击。何振亚和这3个团都有联系，特别是和独立团联系最密切。为什么没有接受红军的直接领导和改编呢？这是因为遭到大队长苗鸿鑫的坚决反对。苗鸿鑫穿一身灰色军官服，戴着礼帽，十分威严，主张部队壮大到一定规模，等待招安投敌。何振亚同他争论了许多次，一直说服不了他，便在一个晚上叫特务队把他活埋了，地点在离穆王坪一两里处。第二天早晨部队集合，何振亚给大家讲话：“我和苗鸿鑫大队长关于我们部队要走的道路问题，争论始终统一不起来。这是关系我们部队的命运问题。他要走，我就送他走了。”在清除苗以前，苗穿了一件很好的狐皮袍子，有人要拿下来，何振亚不同意，说：“还是让他穿着吧！”。
不久，李伯亭来了。李伯亭来的时候正下大雪。当时，我们们正往安康的王家坪走，走了一夜，翻了一座大山。李伯亭带的20多人一直悄悄跟在我们后边。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在王家坪刚驻下，李伯亭的联络员来说：“李伯亭带着部队随后就到。”何振亚带了几个人去迎接。李伯亭穿绿色军官服，披一件青绒大衣，戴着礼帽，是个美男子。跟随他同来的一个人，比李伯亭要高要胖一点，长瓜子脸，也是相当漂亮的。后来不见这个人，可能是走了。
这时，游击纵队发展到5个队：即一、二、三队和先锋队、特务队。队长有刘炎德、张孝德（二队队长）、苟树林、晏盛明、张英才（特务队队长）、陈麻子（陈汉杰）。先锋队是押土豪的，没有多少枪。
部队先后被收编两次：第一次在镇安县境内，未谈判成而告吹。第二次地点在汉阴县龙王沟以东地区。安康专员魏席儒派了汉阴两个老绅士来谈判。何振亚同意收编，条件是部队驻的地方由我们选择。具体谈判过程我不清楚。这是何振亚用的计策，为了保存自己实力，弄到敌人的枪械子弹。谈判成功后编为特务大队，委任何振亚为特务大队大队长，李伯亭为大队附。部队没有被收编以前，大约有500来人。安康当局限额为300人。多余的人出去活动。我们给安康当局上报只说部队有300人。
在派人出去活动问题上，何振亚和李伯亭发生了争执。在汉阴南山脚下距涧池不远的地方，李伯亭问何振亚：“安康当局限额和我们现在人员差额很大，多余的人怎么办？”何振亚说：“我们部队不是人多，而是人少，还要扩大。现在国家形势很危险，蒋介石不抗日，专打内战。我们不能给国民党当看家狗，更不能替他们当炮灰。”李伯亭说：“你准备再起一次义？”何振亚说：“是的，我们要抗日，要革命，这特务大队嘛，是过渡时期。至于人数就按限额办，多余的派出去。”李伯亭很沉着，没有表露声色。当研究派出部队的时候，李伯亭坚持要沈继林带一个队（沈原在沈玺亭团当过连长）；另由苟树林带一个队，李春茂带一个队。沈连长是李伯亭的亲信，拉过杆子，他带的那个队，都是由他提出要的，老战士也有，其中就有我的胞兄余佑江。事后，何振亚与徐海山交谈。何说：“李大队附把沈连长塞进去，这里面有问题。”徐说：“我估计有两点：一、他可能要到安康告密，沈连长是最好的证人；那样，这个大队长就是他的了。二、他要是看到势头不对，就要跑，沈连长那里就是他的基地。”何振亚说：“对，是这样。”徐海山比李伯亭来的迟一些。他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警卫员和一个军需（过去在旧军队干过，后来当了叛徒）。
不久，我们奉命开到离安康城有20里的地方。魏席儒的副官还来讲过话。我们在这里驻了将近1个月。当时何振亚还派人到石泉、镇巴、紫阳等地活动。李伯亭就是自告奋勇从这里到安康七中去的，说是找朋友进行活动，去后就被安康专署以反政府的罪名枪毙了。安康专署枪毙了李伯亭，这个奥秘，我不理解。李伯亭死后第二天，晏盛明队长说：“前进的道路完全扫清。”李伯亭死在1936年4月下旬。我们5月初向东镇出发。行军途中，苟树林、李春茂两个队都回来了，只有沈连长不回来，在镇巴投敌缴枪。老战士们大都跑回来了，也有我哥余佑江。
（三）再次起义
我们到了东镇，部队进行军事训练，主要是练爬山，队长以上干部开会多，尤其是沈敏、杜瑜华、杨江来了后，主要解决了以下四个大问题：
一、统一了起义的思想认识。先干部后士兵，干部是开会讨论，当兵的由何振亚亲自一个一个审查。临到审查我，何振亚说，“现在蒋介石不抗日，专打内战，他把东北军调进关内打共产党，日本鬼子一枪没打就侵占了我国东三省，现在又大举向华北进攻，要进一步灭亡全中国，我们的人民就要当亡国奴了。”我问：“啥是亡国奴呀？”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