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74师在陕南-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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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红二十五军斗争史稿的看法。我是昨天晚上才见到你们这个稿子，大概翻了一下，根据你们的经历和水平，能够写到这个程度，也是很不错的。“结束语”总结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但缺乏一条总的挂帅的内容。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鄂豫皖苏区的创建经过，完全是按照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执行的，这就是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实行武装割据，以乡村包围城市。这是总的路线、方针、原则。毛主席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讲得十分透彻，应当总挂一下。鄂豫皖苏区，坚决执行贯彻了这个总的原则，方问是正确的，如果加上这一条内容，加以总结，就有了挂帅的了。


三次“左”倾路线的影响是：（一）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因为敌人的残酷屠杀，主张实行报复行动，叫攻打车站、破坏建筑，这对我们影响不大。（二）李立三路线主要是攻打中心城市，如提出“打到武汉过中秋”。这个对我们有影响，曾在黄安南部，动员群众攻打武汉，群众不肯接受，说“哪打得下武汉？”虽说时间短，但有影响。（三）王明的“左”倾路线，中央曾有指示，不让敌人占领苏区一寸土地。这对我们影响大些，首先在敌我力量的对比上，发生了错误。七里坪战役的失败，就很说明问题。


红二十五军的历史，要抓住几个重点阶段写，即四方面军走后，坚持了两年斗争；程子华来后，决定战略转移，开辟了陕南根据地；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坚决反对入川；以及后来的西征北上，到达陕北等。名称问题，还是叫战史、军史为好。文字上不好写的地方，可以从略。



二、红二十五军的成立经过四方面军临走时，在黄柴畈召集的领导人会议，王平章参加了。其他省委成员均未参加。之后，省委在长冲召开会议，由王平章口头传达了黄柴畈会议内容。当时参加的有：沈泽民、徐宝珊、吴焕先、成仿吾、高敬亭、郑位三、戴季英等。郭述申因在皖西，还没有过来，未参加。王平章传达的主要内容：一是主力要突出鄂豫皖苏区，决定留人。说张国焘向中央报告了，将省委成员留在原地，王平章也留下，我也留下。说我们大多是苏区的创始人，留下继续保卫苏区。一是要建立主力红军，坚持斗争。沈泽民当时写信给张国焘，要调十师回来。张不允许，说在黄柴畈会上定了，叫自己搞。这都是王平章传达的。


四方面军走后，省委在长冲开过好几次会议。我是从四姑墩赶到长冲的。大约半个月之后，省委就决定成立红二十五军。为什么叫红二十五军，主要是为了纪念蔡申熙，当时已得知他在河口战斗中牺牲了。红二十五军的建立，主要以我的二十七师为主力。当时有三个团（徐海东将其中的七十九团带往皖西去了），改为七十四师。当时还没有军部。军部就是原二十七师师部。吴焕先为军长，我是政治委员。郭述申带二十七军来到了鄂东北，这才成立七十五师。这时也才正式成立军部。徐海东为七十四师师长，我兼政委。七十五师师长是姚家芳。后来又成立了七十三师。红二十七师是由光山独立二师改编而成。当时决定成立九军，才给了二十七师这个番号。


在鄂东北地区，当时有七八千人。曾在黄安附近打过一仗，打垮敌人两个团，是肖之楚的部队。敌人好几个军挤在黄安城内，想占领大小拗口，但被我军击溃，歼敌一部。



三、红二十八军的成立。成立红二十八军，是从皖西这个战略地位考虑的。四方面军走后，鄂豫皖成了一个方面。沈泽民当时想成立江北方面军，建立两个军，所以才组成二十八军，活动于皖西战略区。红二十五军则实行机动作战。二十八军属省委领导，但在军事指挥方面，仍归红二十五军。



四、鄂东北道委、游击司令部的成立时间。鄂豫皖省委成立后，即将苏区划为几大块，这是中央分局划分的。即鄂东北道委（徐宝珊）、豫东南道委（高敬亭）、皖西北道委（郭述申），我是鄂中区（孝感）道委书记兼游击司令。当时叫军区指挥部，后改为游击司令部，是苏家埠战役后改的。鄂东北道委、游击司令部，也是这时候成立的。吴焕先担任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之后，即为鄂东北游击司令。



五、有关七里坪战役的情况。围七里坪之前，就提出过“巩固、扩大根据地”的口号。所以围攻七里坪，还有个保卫春耕的因素，敌人当时对根据地破坏很大。省委决定围七里坪时，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在郭家河等地打了两三个胜仗，情绪都很高涨。当时，省委成员都是同意打的，没有持不同意见的，反对的。围了四十二天，不成，才决定撤围，可以说是失败。但围七里坪不是路线错误，因总的路线是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这个没有错，只能说战役上错了。对保卫春耕，还是起了作用。之后，部队撤到九里十八寨，决定到皖西去。从七里坪下来时，还有七八千人，七十四师是完整的。（但其他人回忆，部队损失一半，减少到五千。）



六、肃反问题。肃反问题，中央是有指示的。肃反最早开始于兴国，有个报告，中央将　这个报告转发到鄂豫皖苏区。不是说肃反错了，而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也是这样写的。当时，对富农政策上也有错误。说许继慎是改组派，中央也是有电报的。省委斗争许继慎时，说“吃喝委员会”是许带来的，瓦解腐化红军队伍。这是当时的情况。



七、与东北军建立关系。一九三三年，红二十五军返回鄂东北时，被敌截成两半。就在这时，省委决定我为鄂豫边游击司令。我在担任鄂像边游击司令时，常在光山一带活动，距东北军驻地很近、曾写信给王以哲，还送去一些传单，试图与东北军建立关系。王以哲还把这些传单送给了张学良。信的内容是讲民族危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东北军是东北人，成了亡国奴了，还到鄂豫皖来打红军，应当打回东北去。长岭岗战斗后，把东北军俘虏放了回去。我二次又在凌云寺给东北军写了信，也是这个内容。与东北军的关系，最早还是在鄂豫皖苏区开始建立的，对王以哲六十七军也是起了作用的。



八、长征入陕情况。程子华来了以后，先到卡房郑位三处，后跟我在沙窝集附近见过面。当时，徐宝珊、吴焕先、高敬亭等都去了皖西。省委从皖西过来后，开过两次会议。一次是由程子华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除了讲周恩来的指示以外，还讲了朱总司令的意见，说红二十五军可去陕西，与川陕苏区连接起来，等等。二次会议是研究人事安排问题，没叫程子华参加，怕会上意见不一致，不便参加。省委当时向中央写过报告，是要一名军长，程在中央红军当过师长，最后还是决定他当军长。这是省委的一致意见。程说他当参谋长，不当军长。因为省委决定了，也就没有改变，还是他当军长。


长征出发时，曾在孝感给高敬亭写过信，是徐宝珊写的，内容是环境严重，主力要转移，留下的人，还有坚持斗争、争取胜利的前途。叫高敬亭当书记，保持红二十八军，将来，红二十五军也可能再转回来。并讲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事。信，是叫郑位孝便衣队送去的。郑位孝是鄂东北游击司令部总务科长，是郑位三的一个族中兄弟。这也是个安排。


红二十五军出发时，加上罗山独立团（也叫西路军），总共约四千人。（现在一般说2900人，以显示25军长征没减员，长征结束人员还增加了。）进入陕南后，因为沿途打了几仗，减员将近一千人。我当时是军政治部主任，　郑位三是省委秘书长，随政治部一起行动。蔡川整编时，因为军长、副军长在庾家河战斗中负伤，我才到军部担任参谋长，协助吴焕先指挥部队。这时，由郑位三担任政治部主任，是徐宝珊提出的。


独树镇战斗，是个遭遇战，情况很严重。那个参谋主任，叫薛云阶，河南人，由上海派来的。他来时就听说表现不大好，对革命产生过动摇。庾家河战斗，有个腿被打断的团长，是个矮子，可能叫叶光宏，商城人。省委在蔡川开过一次会议，主要是整编问题，干部配备等。



九、关于“反对入川”问题。红二十五军西去汉中地区，并不是为了进入四川，会合红四方面军，而是为了打通关系，与四方面军建立联系。这一点，程子华来时就作过传达，朱总司令说了，可以与四方面军、川陕苏区取得联系。当时，听说四方面军到了勉县，就想西去建立联系。到了华阳地区以后，手枪团曾去汉江边作过侦察，了解情况。这时，有的同志提出入川问题，以为陕南没有出路，要靠四方面军去。省委在华阳开过一次会议，徐宝珊、吴焕先和我，都反对入川的主张。认为四方面军早已撤回四川，我们再要过汉江，翻巴山，前途渺茫，不易实现。到时候四川不能去，陕南也呆不住。认为入川是动摇军心，是错误的。我们说过不去，他们说冒险也要过去。意见还是很尖锐的。因为徐宝珊反对入川，就没有去成。所以在华阳地区建立游击队，开辟根据地，也是想找个立足点，将来好攻打汉中，目的还是与红四方面军、川陕苏区打通联系。当时认为，留在陕南还可以求得生存，发展，地理位置也很重要，可以联接川陕和陕北，还可以联接鄂豫皖苏区。以后，主力便又东返商洛地区。


葛牌镇会议上，对入川的错误主张，又一次提了出来。斗争是比较激烈的。郑位三还有个“申明书”，是承认错误的。有的态度不好，把省委委员给撤了。省委当时有个决议，是徐宝珊写的。这就是“反对入川”问题的前后经过。（四方面军和25军在长征中都出现过上层斗争，一方面军同样如此。）



十、关于张汉民问题。张汉民部先后派人来过两次，与红二十五军接头。第一次派人来时，省委不相信，说是来了解刺探情况。当时提出要五万分之一的陕南军事地图，还要个发报机。第二次派人来送地图。总共两张，但不是陕南的，而是河南卢氏、灵宝的两张。所以，就认为张汉民这个人不怎么好。张汉民有个副官，名叫阎赫，陕北人。他曾对我们讲过，说张汉民是个叛徒、表示要赶走红二十五军，赶不走就打掉。加之张部跟我很紧，就决心消灭该部。九间房战斗中，张汉民带的一个营，抵抗也是很顽强的，我们好多人负伤。战斗是很激烈的。


张汉民被俘以后，在关押期间，曾给汉中地下党写过几封信，找党的关系和证明人，但都没有回音。后因情况紧张，徐宝珊决定将其处死，杀于龙驹寨。之后，查国祯（参谋主任）还就张汉民被杀之事，写信通知过杨虎城。



十一、关于红二十五军去陕北的决定经过。


（1）袁家沟口战斗，缴获了一些文件，并从唐嗣桐的口供中得知，敌人对“围剿”红二十五军的兵力，有增无减。东北军几个军相继进入陕西，情况比较严重。敌四个军如果都压入陕南，那是吃不消的，不好立足的，所以得想个战略出路。当时，就知道陕北有个根据地，有去陕北的想法。研究去陕北还有这样几个理由：一是陕北距离张家口不远，过了榆林就可以到张家口，吉鸿昌在那一带进行抗日，我们可以找到吉鸿昌这个关系（吉曾到过黄安长冲，与我们有关系），奔向抗日前线。二是这个地区距离外蒙也近，还可以打通国际路线，了解一下苏联的情况，建立关系。三是陕北根据地必定有电台与中央联系，我们没有发报机，到了陕北，便可以接通与中央的关系。去陕北的问题，是在袁家沟口战斗后所考虑的一个战略出路。


（2）到了引驾回、子午镇以后，石健民来了。他带来两份中央文件和电报密码，还有一封很简单的指示信，内容是：坚持游击战争，与四方面军打通关系、取得联系，并与中央经常来往等。除此以外，还有几张报纸。（中央还是希望25军不离开陕南，所以离开陕南再次长征，是25军自己的独立决策。）


（3）沣峪口会议。参加人有：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和我。当时讨论了石健民带来的信和文件。听说中央红军正在北上，提出过“拥护、迎接、援助一方面军北上”的口号。至于红二十五军的行动问题，当时还是决定去陕北的，这是在袁家沟口考虑过的战略出路。要离开陕南的原因之一就是敌情发生了变化，形势严重，六十七军到了商洛，五十一军也到了关中，还有从襄阳、汉中方面来的敌人，全部压到陕南，我们呆不住，也吃不消，不得不去陕北。


（4）到了周至县以后，停留了两三天时间，想从这一带过渭河，直去陕北，还曾派人到渭河边看过地形，寻找渡口。但因敌人防守很严，又下了两天雨，河水涨了，过不去，这才决定进入秦岭，翻太白山，继续西进北上。


（5）沣峪口会议后，给陕南写过信，是吴焕先在沣峪口写的，派游击队送的。


（6）佛坪会议情况。进入秦岭以后，省委在佛坪开过会。佛坪（厚畛子）县城土匪多，县府搬到了袁家庄。我记得是在袁家庄开的会。会议内容，还是去陕北，决定绕到渭河的上游，即宝鸡、天水一带，渡河北上。（7）打下双石铺以后，捉了个敌少将（名字忘了）。在双石铺，研究过渭河的问题，听说天水一带河水较浅，不要渡船，可以涉过，于是就攻占两当，打到天水，过了渭河。


（8）在兴降镇回民区住了三天，开过一次会，主要是研究部队行动，决定翻越六盘山。


（9）吴焕先牺牲后，省委第二天就在埋葬吴的地方开过会，决定由程子华代理省委书记。他是中央派来的，是我提名的。



　　　　十二、陕北肃反情况　我当保卫局长，是西北代表团决定的。我当时留在后方，这时保卫局长是崔田民。因他当时不在，我是兼着搞的。我们到达陕北之前，朱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