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74师在陕南-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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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八月，我们在东江口地区集中，先到南汉江边，消灭镇安云盖寺保安团，再回到东江口地区，改编了杨虎城部哗变的何振亚带的一个连。由东江口进到曹家坪，收编了宋登贤大刀会（号称三百人）。再东进河南，打西坪，因西坪敌人有了准备，未打开。回到富水关附近休息时，公秉藩别动队一个大队（相当团）和商州、商县保安团近两千人来犯。我们开始并不知道公秉藩是国民党嫡系特务队，以为是杂牌军。他们的火力强，其部队是由国民党校尉级军官组成的。待敌接近，我们集中力量一个反击，将敌击溃，打死打伤敌人几十人，缴获二十响盒子枪和步枪四十余支、机枪四挺，俘虏敌校官二人。此后我们进至蓝田县，正值“双十二”事变。
“双十二”事变的真实情况，开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只听传说。有的说是张、杨军阀混战， 有的说是张，杨把蒋介石扣起来了。当时我们不管是军阀混战还是张、杨扣蒋，预计先打蓝田县，然后乘机打山阳、镇安、柞水等县，先捞他一把，占些地方再说。第三天我们接到毛主席、周副主席一封信，要我部原地不动，由李涛传达中央的指示和部队今后的任务，并要我们派部队到蓝田接李涛。我们接到这封信是半信半疑的，不信吧，是毛主席、周恩来同志来的信；信吧，又感到很突然。因我们和中央从无联系，同红二十五军也无联系，外面 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当时特委决定，既执行，又要提高警惕，防止上敌人的当。第四天，李涛带一部电台和机要人员来我部。开始我们先问李涛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情况，有点盘问性质。当我们解除疑问后，李涛向我们传达了中央关于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联蒋抗日，一致对外，停止打土豪分田地；部队改为南路军，成立军委会，郑位三为军委主席、李涛为副主席；部队要进至灵宝之间阻止国民党亲日派军队向潼关进攻，配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们听了李涛这些传达，在思想上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感到很突然，也很新颖，开始有些怀疑，后经李涛反复解释才相信了。部队迅速动员和整编，经四天的准备，主力向东开进执行新任务。由方升普、曾焜带一个小团向西，找何振亚、宋登贤、宁佛工委传达党的政策和主张，开辟宁佛地区工作。师主力进至灵宝附近，接周副主席电令，说“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命我部开回商州，同十五军团会合。我们回到商州，受到军团首长和部队热烈欢迎，军团营长给予我们很高的评价，说我们坚持陕南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牵制了敌人，配合了主力红军作战。军团首长还说：我们在陕北打了几个胜仗，也有你们一份。你们这几年不但没有被敌人搞掉，而且消灭了不少敌人，自己越来越壮大了，这是了不起的胜利。我们也特别高兴，象久别的孩子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全体指战员都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
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七年八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十五军团开回三原，我们继续留在陕南，开往镇、柞两县驻防，待命行动。师部带四团驻柞水县石嘴子，五团驻镇安，六团驻镇、柞之间的石坪。这一时期一切供应均由杨虎城陕西地方政府供给，部队主要任务是整训和做统战工作。由战争转为和平环境，开始非常不习惯，原来是冤家对头，现在是朋友，要坐在一个桌上吃饭、喝酒，总觉得别扭。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主要是做好群众工作，宣传我党的统战政策和主张，我党我军为穷人谋利益，红军还是老百姓的军队，这一点是不会变的。经过三个多月驻防，我们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搞得非常好，群众纷纷要求参军。我们在这一地区接收三百多人参加了部队。后来地方国民党政府把我们扩军反映到西安，西安办事处来电要我们停止扩军。此后，我们又偷偷摸摸地扩大一百多人参加部队。
四月，西安办事处来电说，供应运输困难，命我部开往长安县以南大峪口地区驻防。部队进驻这一地区，主要是整训。政委李隆贵已调延安抗大学习，张明先调来当政委，吴东升当政治部主任。四团团长王挥友，政委吴林焕：五团团长孙光，政委丁国钰；六团团长汪世才，政委李书全。李涛同志调回延安，位老六月也调延安。部队正规训练，我未搞过。一切都是从头学。经过三个月基本训练，部队生活作风逐步走向正规化，克服了游击习气，军事素质有些提高。八月份，奉中央军委命令，要我们开往三原整编。
我们从大峪口出发，路过咸阳大铁桥时，成千上万的人在铁桥两边看我们。敌四十×师师长李文曾化装便衣，也在人群中看我们到底是支什么样的部队，他不理解为什么派那么多部队围、迫、堵都没有把我们消灭，反而越战越强，越打越多。他们称我们是一支奇怪的部队。部队开到三原时，受到彭总的热情接待。他说：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后，你们单独坚持陕南斗争，很辛苦。由于你们在陕南牵制了不少敌人，直接配合了主力行动，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现在由于国民党卡我们，部队对外暂改一一五师留守处，部队连的建制不动，改为炮、辎两营，驻东潼关、三原、耀县、北同官、洛川一线，担任十八集团军由延安到前线的输送任务。一九三七年十月，部队改为西北留守兵团警备四团，团部驻洛川，主要任务是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四团又担任机动任务，哪里出事往哪里去。瓦窑保紧张调瓦窑堡，绥德紧张调绥德，延长紧张调到山西大宁县，富县紧张又调回富县。在西北这几年，四团曾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贺龙、滕代远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和教诲，得到很大的鼓励。
讲一点红七十四师能够坚持陕南斗争的基本原因。红七十四师能够坚持陕南斗争，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上来说，主要是：
1、采取了较灵活的战略战术。在主力北上，各路游击帅在敌重兵“围剿”，遭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及时收拢兵力，集零为整，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同敌人兜大圈子，在运动中寻找战机，集中力量突击敌人的薄弱环节，吃掉好打之敌，开辟新区，建立新的立足之地。当敌人察觉我们在宁陕、佛坪开辟 新区，用重兵采取迫、堵、驻剿的方法对付我们集团行动时，我们则及时化 整为零，分散行动，遍地开花，到处袭击、扰乱敌人，打击敌人。平时敌人用一两个团追击。“清剿”时，我们采取大踏步前进，在广大区域内与敌周旋，东到河南伏牛山，西到汉中，北到山外，南至汉江。我们走的快，来的 也快，声东击西，出没无常，使敌人忙于拼命追我们，老挨打，还摸不到我们。
2、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自己，削弱敌人。我们对何振亚、宋登贤部采取联合抗捐，互相配合，逐步改造的方针，最后改编为红军。我们对开明绅上，如商南县的石老八、宁陕两河口区区长宋承义，采取争取利用的方法，不动他们的财产，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利用他们给我们买表、布匹和报纸，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对有些地富家不没收财产，利用他们掩护 我们的伤病员。对山寨、石洞一时打不开的就不打，订互不侵犯条约，你不 打我，我也不打你。保护城镇工商业，我军所到城镇，不没收小资本家的财产，不干涉商人经商，店铺照常营业，稳定中场，安定民心。不杀俘虏，对 所俘敌士兵和罪怂不大的下级军官进行教育后发路费放回家。不搞硬性的打 土豪分田地，只是分地主富农的俘财，救济贫苦老百姓。实行了这些政策， 团结了可以团结的人，使我们顺利地克服了许多困难，减少了许多对之面， 分化瓦解了敌人。当然，这些政策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开始也是“左”的 要命。不仅杀了地主老财、反动团总，而已有时连他们的家属也杀了。红二十五军走后，我们根据实际斗争需要，改变了过去“左”的做法，收效甚大。
3、军民关系搞得很好。我军纪律严明，不侵犯和损害群众利益。每到一 地都打富济贫，分给群众的粮、财。他们白天不敢要，晚上送上门去。积极为群众做好事，解决困难。给群众担水，扫院子，看病，有时帮助群众收割。 群众给我们送信、带路，都给很高的报酬。这样，群众把红军看成是自己的 军队，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们。在当时无固定后方的情况下，伤病员多是放在群众家里休养。我们到处建立秘密农协小组（两三人不等），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收集情报。我军每到一地，在一两个小时内就可把周围几十里甚 至上百里的敌情大体搞清楚。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如鱼在水，自由东西。
4、军内上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共同对敌。那时干部、战士吃、穿、住、行都是一样。干部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宿营带班、查铺、查哨，规定发生紧急情况的集合地点和前进道路。干部要保证部队吃饱饭，睡好觉，照顾好伤病员。特别是当时的主要领导人郑 位三，对红七十四师能够坚持陕南斗争起了重要作用。他每到一地，都找各 方面人士开座谈会，了解敌情、社情。他善于利用国民党报纸分析敌人动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斗争方针和政策，确定我们的行动，克敌制胜，大 家称他是“诸葛亮”。他善于团结干部。李隆贵反对他，但他并不计较，主 动同李搞好团结。他平易近人，常找同志们谈心，大家有话也愿意和他讲。 他在病中不能走，每天由几个人轮流抬着，但抬他的人毫无怨言。这充分说明大家敬佩他，爱戴他，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威望。战士尊重干部，干部爱护战士，情同手足，亲如一家，不管战斗多么残酷，条件多么艰苦，全军上下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具有敌人难以置信的战斗力。
总之，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后，红七十四师独立坚持陕南斗争近两年，在艰苦战争环境的考验下，红旗未倒，坚持到最后胜利。先后消灭敌人三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千余支。牵制敌人除地方保安团外，有敌四十四师，四十九师，杨虎城警一、二、三旅，胡宗南一个师，国民党别动纵队等。我们还开创游击根据地，打富济贫，实行“五抗”，为劳苦大众谋利益求解放的主张和政策深入人心。我军同广人群众心连心，在人民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注释
＇1＇ 原题为《红七十四师陕南斗争大事记》。
＇2＇ 即夏云飞同志。
＇3＇即毛仪彬同志。
＇4＇即白明峻同志。有的同志回忆，白明峻是“五路主任，＇五路＇好象没政委”，“＇白＇打了一段游击，就掉队了”。
＇5＇陈先瑞同志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七日至八日的一个座谈会上说：“会合是二次。第一次是梁家坟，解决统一指挥问题”。“为什么分开呢？各自要回去安排一下，收容失散人员，地方工作要交待、因为比较仓促，我们只有六路西区游击队，三、五、七、九路部没找到，全部会合再集中”。“后又在碾子坪集中，时间是十月十九日”。
＇6＇陈先瑞同志在上述座谈会上说：“特委刚组成时委员有：郑位三、陈先瑞、方升普、李隆贵、李学先＇后增加的＇、李书全、袁崇安、曾焜；常委有郑位三、陈先瑞、方升普、李隆贵、曾焜（以后是李学先）；书记郑位三。”
＇7＇李书全同志在上述座谈会上说：“七十四师成立时方升普不是参谋长，是副师长，好象兼参谋长（范铁民插话：没有参谋长）。”待查。
＇8＇四亩地系村名，属于陕县辖。
＇9＇李书全同志在上述座谈会上说：“宁佛工委书记先是罗明义，以后是方升普、刘建挺。”
＇10＇据当地老年群众回忆，红七十四师是一九三六年春节前打开宁陕县城的。
＇11＇据郑位三同志回忆，奔袭凤县双石铺是紧接夜袭户县的事。
00、戴季英关于红二十五军斗争史的谈话纪要
陈先瑞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两次走访了戴季英同志，就红二十五军战史有关问题作了交谈。现将戴季英同志谈话内容综合整理如下：
一、对红二十五军斗争史稿的看法。我是昨天晚上才见到你们这个稿子，大概翻了一下，根据你们的经历和水平，能够写到这个程度，也是很不错的。“结束语”总结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但缺乏一条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