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的非常之路-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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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毅发动同学们捡了许多黑白小卵石作围棋子，李立三也积极响应。
　　自从有了围棋下，大家的情绪好了些。
　　李立三很会说笑逗乐。
　　他嘴大，会表演把拳头塞进嘴里的绝功夫。
　　有人想学，弄得鼻涕眼泪直流也不成功，不时引起阵阵欢笑。
　　但是他的脾气，陈毅也不敢恭维。
　　陈毅怎么也忘不了归国途中轮船上的一次围棋对弈。
　　这天对弈时，陈毅代表四川同学，李立三代表湖南同学，下了好一阵，两人都势均力敌，不分高下。
　　两边都有人呐喊助威，更使气氛变得格外紧张。
　　陈毅拍下一颗棋子后，形势陡然变得对李立三不利。
　　大家屏住了呼吸，只等李立三落子。
　　显然，这盘棋已到了一子定输赢的关键时刻。
　　可是李立三举棋不定，好长时间都落不下这颗子。
　　就在大家屏息等待的时候，谁也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只见李立三恼怒地从座位上站起身，三下两下地把黑白棋子归拢在一起，端起棋盘就往船舷边走，还没等大家脑子转过弯来，他竟连棋盘带棋子一股脑儿地抛进大海。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今天的李立三已不是把拳头塞进嘴里、把棋子棋盘抛进大海的李立三了。
　　陈毅很快发现李立三依然还是一个感情丰富细致、亲切可爱的人，只是党的中央机关遇到不幸，他才变得心情如此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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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上海情结（上）（4）
李立三郑重地告诉陈毅：陈毅抵达上海的前两天，因叛徒出卖，党中央机关受到严重破坏，政治局常委、军事部长杨殷，政治局候补委员、农委书记、著名农###动领袖彭湃，军委委员、陈毅的入党介绍人颜昌颐，还有邢士贞、张际春同时被国民党特务勾结英租界巡捕抓去，吉凶未卜，正在组织营救中。
　　他详细询问了陈毅两位兄长和住地的情况，讲了在上海必须注意的一些事项。
　　陈毅向李立三报告了闽西斗争和红四军党内争论的情况。
　　临别时，李立三要陈毅尽快写出书面材料报告中央。
　　李立三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这次与陈毅见面的情况。
　　8月27日政治局会议记录上有这样一句话：“一定要中央找一政治上强的人去。”
　　这表明陈毅的基本态度：他陈毅不行，毛泽东也不行，红四军前委书记的人选必须中央派一个政治上强的人去。
　　新苏旅馆所在的四马路一带，是上海有名的烟花区，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吹拉弹唱声、搓牌声不绝于耳。
　　在这样的环境里，陈毅发挥他“陈刷把”的特长，连开夜车赶写书面材料。
　　8月29日，陈毅按照事先约定，来到沪西一处花园洋房。
　　到了以后才知道这是一次临时政治局会议，由总书记向忠发主持。
　　到会的有政治局成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等。
　　这次临时政治局会议，主要听取陈毅的报告。
　　陈毅简明扼要地报告了红四军建立和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党内争论等问题，其基本倾向仍然是毛泽东可以离开红四军，朱德不能离开。
　　会议记录中有如下文字：“代表大会决议案主张两人都离开，但事实上朱去指挥上困难”，“朱去军长代替人难”，“毛继续工作不大好”，“政治上中央派人去无问题，内部提一人出来难。”
　　陈毅汇报后，与会者交换了意见，认为红四军的问题极为重要，决定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红四军的问题，周恩来为召集人，以其成果供政治局审定。
　　洋洋数万言的五个书面报告，9月1日陈毅全部完成。
　　这五个报告是：《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
　　这些报告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了研究中国军事史和人民军队历史的最珍贵的史料。
　　这些报告反映了陈毅的许多真知灼见，为中央制订正确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但是直到这时为止，他对毛泽东的看法依然如故。
　　“对朱、毛去留的意见：（1）在中央能各派一人去担任他两个的工作，则两人同时可以离开。
　　（2）如不能同时派两人去，则先派一人去任前委书记，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
　　（3）在四军中均找不出代替朱毛的相当人物来，大部分是群众信仰的关系。
　　中央派去人则不甚发生问题。
　　如以刘安恭之偏见，群众对他还相当信仰，完全是由上级来的关系……”显然，陈毅对毛泽东有些耿耿于怀，还是认为他该“先走”。
　　然而，从9月初起，经过同周恩来、李立三多次讨论以后，陈毅慢慢改变了看法，他开始对毛泽东的大智大勇有了新的认识。
　　他们的讨论地点多半在新苏旅馆，有时也临时改换地方。
　　陈孟熙同李立三、周恩来都是留法同学，早就熟悉。
　　陈孟熙、陈修和同是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同周恩来又多了一层师生关系。
　　所以每当李立三、周恩来来到新苏旅馆时，大家用不着客套，陈毅他们在里间办事，两位兄长就在外间自动地负起望风把门的责任。
　　有时陈修和不在，陈孟熙就独自一人守在外间。
　　周恩来对红四军由衷的赞美，使陈毅第一次以局外人的角度来审视发生在湘赣边界井冈山和赣南、闽西一带的事情，重新来回顾毛泽东、朱德等亲密战友之间的是是非非，使他有了许多过去未曾有过的新感受。
　　周恩来深情地称赞红四军的经验，一再肯定那些经验是非常宝贵的，别开生面的，其作用决不局限于闽粤赣三省，必将对全国产生重大影响。
　　周恩来的这种认识，不是陈毅来上海以后才有的。
　　陈毅从周恩来带来的中央文件中，看到一件8月21日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信发出后他正好在路上。
　　当他读到指示信中“你们应知现在朱毛红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较对于闽西一处大的多多”这样一些句子时，不禁心潮起伏。
　　中央是这么看重和称道红四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过去怎么没有这样看呢？多么好的一支军队！多么坚强而能干的领导人！过去为什么偏偏看不见他们天大的优点，而常常为一些相比起来微不足道的缺点争得面红耳赤而大伤感情！这值得吗？陈毅看出周恩来有这样的含义：要知道，走遍全国还找不到第二支这样的军队，要看到红四军的了不起，朱毛的了不起！李立三的讲话也使陈毅耳目一新。
　　

十、上海情结（上）（5）
中央为什么在“二月来信”中非要红军分成小部队散入农村、朱毛非得离开军队不可呢？李立三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原来这是远方来的理论起了作用。
　　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布哈林断言：在革命低潮时期，中国红军的主力部队没有存在的条件，只能分成小部队散入农村，才能保存红军并深入土地革命。
　　中央某些人便照搬照转，真是害人不浅。
　　后来形势有了好转，中央也看到这样的指示不合时宜了，中央就不再坚持要红军分散和朱毛离开军队了。
　　但中央真正改变态度是在这年6月上旬收到毛泽东从瑞金发出的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以后。
　　据李立三说，在6月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结合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的不能贸然分兵的四条理由作了长篇发言，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说明愈是困难的时候愈不能轻言分兵。
　　李立三也支持周恩来的见解。
　　这样，中央很快有了共识，对毛泽东的意见表示肯定。
　　陈毅这时有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庐山中的感觉。
　　现在细细地回首一件件往事，细细地回顾同毛泽东、朱德等人的交往，远在上海的陈毅有了新的感受。
　　现在，他对过去一些有争议的事情有了新的认识。
　　他对毛泽东等人的看法在不知不觉中改变。
　　经过三人委员会的多次讨论，陈毅自己感觉到他的思想正在一天天改变。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央的种种批评也不觉得言过其实，不觉得刺耳了，反而认为是一种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爱护。
　　几天前，中央指示信中有这样的话：“在大敌当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你们应指出红军中党的生活之正确路线，号召全体同志消灭一切纠纷，一致拥护此正确路线向着敌人奋斗。”
　　“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
　　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
　　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
　　这是对红四军“七大”的批评，指出代表大会没有为红军指出正确路线而偏于内部争论，严肃地指出应该怎么办，毫无回旋余地，不允许讨价还价。
　　陈毅把这当成对自己的批评，他不认为自己只代理了短短几天前委书记，而且又是“七大”选出不过两月出头的“过渡内阁”的前委书记，因而看轻自己的责任，更没为此而抱屈。
　　相反，他把这些鞭辟入里的批评，当成警钟，当成鞭策，使他时时重视路线问题，把遵循正确路线看得重于一切。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不时告诫红军官兵警惕流寇思想，当时不少人感到这种说法过于严厉，有些危言耸听。
　　现在陈毅听来备感亲切，由衷地佩服毛泽东切中要害的眼光和他的远见卓识，对他更有了一种亲近感。
　　更为可贵的，这比中央提出的警惕把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的说法整整早了一年多，可见他的先见之明。
　　周恩来和李立三高兴地发现陈毅认识上出现的变化。
　　周恩来提议，委员会提交政治局审议的意见书由陈毅来写，李立三随即附议。
　　陈毅见他们两人非常诚恳，也不再推辞，便一口应承下来。
　　陈毅这次应召来到中央，有一种进了训练班的感觉。
　　后来他多次向人谈起这一切身感受。
　　现在，他代表三人委员会给中央政治局写意见书，无疑就是完成训练班的答卷，他写道：“目前红军的任务主要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
　　红军如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
　　这里，“普通军队”这个词用得好，用以区别红军，避开了“流寇”或其他不好的字眼，既利于多数人接受，又区分了两种军队的不同本质。
　　陈毅又写道：“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这一崭新的提法，是毛泽东、朱德和陈毅他们长期从事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
　　从中已经看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雏形，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对于革命战争特定条件下的集权制，陈毅也有说法：“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
　　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谈到朱毛问题，陈毅有了全新的认识：“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
　　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
　　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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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上海情结（上）（6）
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
　　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
　　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多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去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
　　至此，一切关节都已打通，陈毅对毛泽东的看法有了根本转变，坦诚地欢迎他回前委主持工作了。
　　有了这样的态度，便再无障碍，行文也就格外顺畅明白了：“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
　　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9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陈毅执笔的意见书，并正式作为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这就是对红军发展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有名的“九月来信”。
　　10月初，陈毅回到了红四军。
　　他永远忘不了这次上海之行的经历，忘不了此行对他一生思想发展的影响。
　　从此以后，他长期身负重任，工作、战斗在革命斗争的最前线，没有犯过右的或“左”的重大错误。
　　这在全党全军也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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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上海情结（下）（1）
陈毅预言的1939年进上海没有实现。
　　但是，这一次他的大名进了上海，见之于上海的大小报纸上。
　　日本鬼子怕他，上海的老百姓喜欢他，影响比前几次都大。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陈毅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