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的黄昏-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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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应龙只好逃回到老巢的前门——娄山关。他在娄山关前大肆布置了一番，刘追来，攻破。四月初，杨应龙率仅剩下的苗兵出城想与刘决一死战，刘不理他，用计将其歼灭大半。杨应龙又跑回自己的老巢，也是最后一道防线——海龙囤。
五月十八日，二十万明军将海龙囤围得水泄不通。八路大军连番进攻，如果不是恰好雨天，杨应龙恐怕会提前两天死掉。
到了六月初四，天晴了，李化龙下令二十万大军集体攻击。还是刘，身先士卒攻下了海龙囤外城，杨应龙实在弄不明白上辈子欠了刘什么，今世还得如此惨重。他当夜想要组织一批敢死队，但拿出了数千两银子也没有招募到一个人。
他不明白，在这个时候，人对自己的性命看得比天下任何东西都重要。据历史记载，杨应龙这个时候搂着自己的妻子号啕大哭。他的泪痕未干，冤家刘就带兵破城而入，杨应龙只好去死，跑进自己卧室，并点燃了一把火。
距离八路大军来征剿他已经一百一十四天，他的两万兵士因为他的混账所为而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该年年底，李化龙班师回朝，押着被活捉的叛乱头目抵达京师。万历皇帝又来到午门城楼与大臣们遥遥相望，下了处死人犯的命令，并且还欣赏了一会儿。
其时，北京城的温度已达到零下，万历皇帝在凛冽的寒风中观看处死死囚的表演却一点也感觉不到冷。谁也搞不明白，朝廷正规公文已堆积如山在御案前，他却冒着被冻感冒的危险来观看处决叛将的仪式。
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一点，万历皇帝之所以要平鞑靼老人，之所以要出兵朝鲜，之所以要镇压杨应龙，除了对方的不文明所为外，皇上也有炫耀之心。不然，他不会接二连三地欣赏处决犯人的场面。
欣赏处决犯人的场面是万历朝最亮丽的一道风景，当万历皇帝在午门城楼上端坐，下面循序走过被打得死去活来的战犯，万历皇帝一声令下，或是人头落地，或是血肉横飞，在战犯们的惨叫声中或是掉到地上的人头脸上的可怖表情中，万历皇帝心满意足地走回深宫，从已经布满了灰尘的御案前走过。这种从容，恐怕也只有天朝上国的万历皇帝才有。
杨应龙家族在播州绵延了八百余年，如果不是他，杨氏家族还会更久地待在那里。我们不得而知，杨应龙地下的祖宗听到这个消息后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而在阳世，播州从此再也不姓杨了。
镇压杨应龙，朝廷花了两百多万两白银。张居正改革所留下的七百多万两白银就这样被万历皇帝轻松地花掉了。
杨应龙的冤家刘在回到朝廷后，万历皇帝并没有赏赐这位功劳第一的大将军，反而以一点点小事将其免职。这是一个谜，至少到现在来讲，我们还不明白，万历皇帝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刘。当初，这位大将军在朝鲜战场的优秀表现以及从朝鲜昼夜赶往播州的辛苦，人所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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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杨应龙（3）
万历皇帝更不可能不知道这位骁勇善战的刘大将军对朝廷的忠心程度，几年后，云南、四川叛乱再起，万历皇帝想了想满朝武将，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位刘大将军。
就在刘被免职回到老家的时候，几乎是他一个人打下来的播州施行了改土归流政策，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委派明朝官员，建造兵营，兴办学校，编造户口。也就是说，撤销土司，由朝廷派官员直接管辖此地。
据说，把播州改土归流是万历一朝的盛事，实为唐宋以来一大伟绩。但是，如果我们透过这一盛事，就会看到这样一件事实：改土归流后的播州并没有宁静下来，后来四川南部的叛乱或多或少跟播州有一点点关系。如果一定要说它是一壮举，那很可能是给后来入关的清朝的改土归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杨应龙的武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官兵——即使是四川方面的官兵相提并论。他虽然自己得意洋洋地认为，官兵的战斗力微不足道。那是因为当时四川方面不想把战事扩大，另外，进剿他的几个明朝官员失算了一点。他进攻四川攻下篡江也并没有万历皇帝想得那么严重。杨应龙本就是一鲁莽武夫，史实表明，他得到篡江后，并没有好好治理。这样一个人，即使朝廷不去剿灭，他也会自动灭亡。在整个杨应龙集团内部，其实并不团结，他的几个下属联合告他要反就是明证。万历皇帝不过是显示一下天朝国威，就花去了二百多万两白银，值得与不值得，无须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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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场战争——抗倭援朝，无论从当时来讲，还是现在的角度来看，都是必须要打的。哪怕打到大明亡国，也坚决要打。万历皇帝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了大国君主的风范，不夜郎自大，又谨小慎微。和后来清朝的几位割地求和的皇帝相比，万历皇帝几乎与神同等。
无论怎样，被后人称为“三大征”的这三场战役（战争）都取得了胜利，也让明帝国被周边少数民族或国家刮目相看。但是，国库的银子没有了。作为皇帝，万历皇帝自然要想办法把银子补回来，从哪里补？自然从老百姓身上。
明朝的老百姓和明朝的国库一样并不富裕，如果你总是向一个穷人要各种各样的钱，他要么去自杀，要么造反。但万历皇帝不知道这一点，他以为我为你们打了三个大胜仗，你们身为我的子民应该感到自豪，要你一点钱又算什么呢？
自豪不能当饭吃，老百姓深深地懂得这一点。万历皇帝可能也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就派出了一群太监去找钱，这群太监就是矿监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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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的本意（1）
所谓矿监，是指皇帝派到各地督领金银等矿的开采的宦官，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自己找人开矿或者是允许别人开矿，但必须要交钱给自己。
事实上，早在嘉靖年间，民间就已经有人开矿。但因为这是暴利行业，又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在里面，有些人并不知道怎么开采。而明白怎么开采的人则成了许多强盗打击的对象，所以，社会###，嘉靖宣布废止。
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万历皇帝彻底掌握了大权。北京郊区的几个知道怎样开矿的农民就希望皇帝能下令开矿。但万历皇帝想到了自己祖宗当年的教训，就没有允许。可“三大征”以后，国库空虚，万历皇帝明显地觉得不开采不成了。
他下令全国只要有矿的地方就立即开采，从中收税。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六月，派出第一批矿监。这一批分为两股，一去河南，一去保定。有大臣立即反对。
——万历皇帝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大臣反对，这个皇帝当得真是苦不堪言。
首先是户部尚书杨俊民反对，他说，在保定开矿，会妨碍位于昌平的天寿山先皇陵墓的“龙脉”。万历皇帝觉得好笑，回道：两地似乎离得好远吧。你知道龙脉有多长吗？
杨俊民讨了个没趣，兵部尚书石星接着反对，他从朱元璋谈起，一直谈到本朝。最后总结说，开矿会引起叛乱。刚刚取得“三大征”胜利的万历皇帝哈哈大笑，叛乱？我平他。
大臣们还是反对，在反对声中，一批批太监被派往各地，开始采矿。万历皇帝用他皇帝的绝对权威压制了大臣们的反对声浪。到了该年的年末，几乎全国各个地方都有了矿监。而在这些矿监中，有一人的脑筋一转又让万历皇帝派出了税使。此人叫陈增，是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被派到山东去开矿的。但他在山东开了两年后发现，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值钱的矿。于是，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他脑筋一转，把矿税改成了店税，向皇帝报称，山东的店铺很多，逐店取税，为数定在不少。万历皇帝觉得这个主意实在不错，就认可了他的所奏。
万历皇帝的脑袋也不是装大酱的，既然山东有店铺，其他地方肯定也有。不但有店铺，还有别的可以收税的名目。事实上，当时的万历皇帝应该是这样想的：不必在乎一个地方有什么，而是我要收什么，你必须就得有什么。到后来，百姓手中拎着一只鸡也要收拎鸡税，该年十月，万历皇帝分别向通州、天津派出税使。在后来的两三年间，和矿监一样，他向自己所能统治的区域都派出了税使。
始作俑者自然是陈增，我们现在无法断言他聪明还是愚蠢。按照当时朝廷的规定，地方上的店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只能由地方政府收取，然后再将其一部分上缴中央。可这位太监却将它直接收归中央，这种做法引起了地方政府的强烈不满。
朝廷大员们也自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三月，户部都给事中包见捷上疏万历皇帝，认为矿监税使很有可能使江山不稳。万历皇帝深不以为然，他给这位给事中回道：我们老祖宗也曾经这样做过，只不过到了嘉靖年间才告停，我现在只不过是秉承祖制罢了。
这是比较客气的，对于地方官员的上疏，万历皇帝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就立即将上疏之人罢官。比如山东巡抚尹应元也不满陈增的恶劣行为，上疏列举了陈增在山东“虐民二十大罪”。但是对于万历皇帝来说，陈增有供奉之功，尹应元如何告得倒他，反而激起了神宗的愤怒，最后尹应元落得了妄奏的罪名，受到罚俸的处分。这无疑像给太监税使们吃了“壮阳药”，就如陈增，他一入山东便参劾了福山县知县韦国贤，最后使韦国贤落得“逮问，削职”的下场，巡抚万象春也被牵连而遭夺俸。陈增的这一下马威的确奏效，使得当时的许多地方官都老老实实地听太监们的话。
万历皇帝为什么一定要派出这些太监去挖矿去收税，一个直接的理由就是，万历皇帝需要钱。从大历史角度来看，到了万历年间，由于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刺激了官僚地主阶级的追求货币狂热，以达“倚银而富”之目的，万历皇帝虽然不是这种狂热分子，但或多或少的，他的神经线上会跳动几下对金钱的热爱。
神宗的本意（2）
从各种史料来看，万历皇帝对太监们在当地的为非作歹并非不知道，但他实在没有想到后果会如此的严重。所以，对大臣们的屡屡上疏弹劾太监们的话，万历皇帝总觉得这是在小题大做。
这或多或少地跟他不理朝政有一点关系，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你派出了一条狗，天天有人告诉你那只狗天天在咬恐龙。从你个人角度来讲，这根本是不可能的。由于他认为对太监很了解，所以他不信大臣们的建议，到最后，万历皇帝就不理了。况且，万历皇帝之所以派出太监们是去赚钱的，至于“咬恐龙”的细枝末节并不是他要考虑的问题。
历史记载，不到五年时间，万历皇帝派出的矿监税使向内库供奉银两就达三百万之巨。这样一个数目，完全可以再镇压一个杨应龙。万历皇帝有了钱，还怕什么呢？
另外，万历皇帝与这些人在政治上也是相互依靠的。朱元璋废黜丞相集大权于一身后就预示了这样一件事：做明朝的皇帝一定要比狗睡得晚，比鸡起得早。一些大大小小的纷繁杂务，往往压得任何一个皇帝都喘不过气来。因为无论这个皇帝是怎样的敏捷果断，精力过人，要想任何事都完全照顾到，那是绝不可能的。于是作为皇帝，就不得不找一些心腹来帮忙，可朝廷大臣早已不被信任，他要找的亲信心腹自然只有自己的宫奴——宦官了。
特别是万历皇帝，以不理朝政著称天下，自然，他和朝臣的关系一定好不到哪去。所以，他自然就偏向于宦官，他借用这些宦官的力量来打击或压制阁臣和朝廷其他官员。另外，万历皇帝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派出这些矿监税使去侦察天下臣民。
特务是明朝的一道风景，只不过这道风景是用天下好人的血染红的。这些人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监视大臣和劳动人民的活动。虽然，这些人往往监视的都是好人，造反的坏人他们一律监视不到。但这似乎就是遗传又似乎是惯性，明朝从第一个皇帝开始到最后一个皇帝结束，每个皇帝对特务都情有独钟。
所以，万历皇帝的断头政治只在该断的时候断，不该断的时候比如有关战争和矿监税使的事情，他立即就像被蝎子蜇了似的跳起来。大臣们的奏折哪怕是放一万年，他都不想看上一眼，甚至是想上一想，但对矿监税使的奏折却是立即行动，从不拖延。
万历皇帝派出满天晃荡的太监之本意，似乎就是如上所言。他躺在深宫里，看着各地太监们送来的奏折，或是有地方官养了几只鸡，或是又收取了多少税，或是又开了多少矿。他肯定是一边看一边笑着的。
他的本意并没有错，因为他不想从老百姓身上收钱，那么只好从大自然和商人身上拿钱。况且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发展矿业，征收矿税及其他行业税是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求。这样看来，万历皇帝还是一个有远见的英明君主。
万历皇帝讨厌那些天天反对他这样反对他那样的朝臣，于是，他就派出太监，远在千里之外执行自己的命令。这样，大臣们就拿他没有办法了。他想监视天下人，不让他们再搞出什么把戏来。于是，这些太监在成为“银行”的同时又有了“公安机关”的职能。这实在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但让万历皇帝似乎永远也想不到的是，太监们在当地太狠，激起了莫大的公愤；而他又太急，在白银上，总抱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念头。
他之所以这样着急，是因为他弄不明白为什么政府的财政收入永远也维持不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开支，所以，他只能另谋出路，只能希望尽快地把钱搞到手，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