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的人大宋的事-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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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祥符七年六月，王钦若又不请示皇帝就给人提升了官职，马知节在朝廷上把这事捅了出来，和王钦若大吵一场。赵恒大怒：这还了得，不经我这个皇帝批准就胆敢授人官职，这大宋不成你家的了吗？那我还能做什么！赵恒气急了，说：“这个王钦若，有的事情不上报，有的事情擅自做主，现在还居然自做主张提拔官职，要是大臣们都这样，我这个皇帝就是个牌位了。”
得意忘形的王钦若竟敢挑战皇帝的权威，这可触犯了皇帝的逆鳞。
赵恒很快就把他枢密使的职务罢免，一气之下把马知节也罢免了，这场交锋王钦若和马知节弄了个两败俱伤。
“五鬼”中的丁谓也和王钦若一样，是个很有才干却心术不正的人。丁谓有过目成诵之才，无论是作诗、绘画、音乐等都很精通，善于交际，什么人都能应酬得体。
丁谓智谋过人，极擅筹划，别人难以解决的问题，到了他的手上很快就会处理得干净利落。
他在任夔州路转运使时，正赶上四川王均叛乱，他以公平贸易为手段，安稳住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因而声名鹊起，被调入京城任朝官。
萧太后率辽军大举进攻宋朝时，丁谓出任郓州知州，兼齐、濮等州安抚使，辽军席卷而来，老百姓都惊恐万状，争相渡河逃命，可就在这要命的时刻，摆渡的人却趁机发起了国难财，不但提高摆渡的价钱，还经常停摆。丁谓急中生智，马上从死囚牢里提出几个死刑犯，把他们装扮成摆渡人的样子，拉到河边当众斩首。
这下想发国难财的摆渡人都吓坏了，赶紧把逃难的老百姓都送过了河，看来恶人自有恶人磨这句话还真有道理。
赵恒东封西祀，丁谓一直都在负责打理经费，投其所好地百般逢迎。在赵恒决定修建玉清昭应宫时，有好多大臣都进谏，丁谓却对他说：“天下财富都是皇帝的，修建一座供奉上天的宫殿算什么浪费呢？何况修建这座宫殿还有祈求上天早日使皇家有子嗣的作用呢（当时赵恒还没有儿子）。假如还有人阻挡陛下修建昭应宫，您可以用这话来回答。”宰相王旦果然又来劝谏，赵恒就把丁谓的话复述一遍，王旦一听居然扯上了皇家子嗣这样的大事，吓得再也不敢多说什么了。
赵恒后期病重，政事多由刘皇后决断，丁谓便交结宦官，逢迎刘后，当上了宰相。在相位期间，他更是排挤复相的寇准和另一位宰相李迪，呼风唤雨一直到仁宗时代。
“五鬼”中的陈彭年本来是个才子，十三岁那年就写了篇《皇纲论》，足足有上万字，就连当时的南唐皇帝李煜都知道这个神奇小子，特召进宫和他聊了半天。太宗雍熙年间他考中进士，多次进献文章。要说陈彭年还真是有才，可惜的是有才无德，先后依附王钦若、丁谓，在制造“天书”工程中出了大力，那些典礼祭拜的文章有好多都是出自他的手，而且他把学问发挥得淋漓尽致，无论怎么荒唐的事，到了他的笔下都能有根有据，当时的人送给他一个绰号叫“九尾野狐”。
陈彭年还和丁谓联手排挤杨亿，当上了赵恒的首席枪手，最后竟升为参知政事。他每天都忙前忙后，以至于累得面容枯槁，神情恍惚，有时就连自己家人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为了利禄，陈彭年付出的可谓不少（这是何苦呢，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丁谓在做三司使的时候，林特就是他的副手，林特也很会逢迎，在修建玉清昭应宫时，丁谓为修昭应宫使，时任权三司使的林特是副使，他每次见到丁谓都恭恭敬敬地行礼拜见，而且是见一次拜一次，就算一天见到N次必拜N次。
这样的人能不使人感到贴心吗？很少有人能在甜美的阿谀之中保持清醒，丁谓也不能免俗，一直把林特视为心腹，为了给他升官，一次几乎和李迪在朝堂上动起手来。
刘承在“五鬼”中是个另类，他是个太监，由于地位特殊，他能和赵恒随时接触。天书的事，别的参与者都是策划人，他却是地地道道的实施者，因为天书的事大多是皇城司报上来的，刘承恰恰就是皇城使。
刘承很喜欢打小报告，当时“人多畏之”，假如他生在明朝，肯定会是东厂的一把好手，“可惜”的是生不逢时，生在了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宋朝，没有一展身手的舞台。
其实打击政敌，争夺权势，这样的事不绝于史，这也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假如是从利国利民出发，自然是正常的政见之争，可王钦若、丁谓等却是置国计民生于不顾，逢迎一人，贪图权势，为一己私利，甚至到了不惜捏造谎言、愚弄天下的地步，被称为“真奸邪也”，一点儿都不冤屈。
谁从中捞到了好处（1）
赵恒从大中祥符元年开始，大搞天书神道，装神弄鬼成了主旋律，在这股造神大潮中，有的人随波逐流，有的人缄默不语，有的人顽强抗争。
这场荒唐剧的上演，王钦若实在是“功不可没”，是他向赵恒提出的这个建议，并且他自己就很喜好神仙之事，经常在家搞神坛道场，“理论”功底深厚，这一点在后来他奉诏主持续修道藏时体现出来，他一下子增加了六百余卷道书，自己还写了《天书仪制》、《翊圣真君传》、《五岳广闻记》、《列宿万灵朝真图》、《罗天大醮仪》等。
王钦若从这场神道运动中谋取了巨大的好处，虽然因为王旦的阻止当时没有拜相，但他一直位居宰执高职，还身兼殿学士显贵之衔，已经是大宋王朝最核心的领导人之一了。
所谓宰执，在宋代即指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枢密副使这些官职的合称。
“学士”就比较复杂了，学士分两种，一为馆阁学士，有龙图阁、天章阁等阁学士，直学士，待制，名为典司秘籍，其实就是文学侍从官。还有一种就是殿学士，包括观文殿大学士、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学士，端明殿学士等。殿学士没有具体的事务，只是出入侍从，以备皇帝顾问，但是这个清职却不是谁都能得到的，观文殿大学士根本不授予没有当过宰相的人。宋代殿学士是专门作为高官、宠臣的荣誉头衔，一旦担任，便可获得极高的威望，《容斋随笔》里就写到“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一经此职，遂为名流”。
王钦若本已位高权重，可他的权力欲实在是太强了，非要做大臣中的第一人不可，他终于在王旦去世以后拜相，当上宰相后他还恨恨地说：“就因为王旦多说了一句话，使我晚了十年才当上宰相。”
王钦若因策划天书深得赵恒宠信，作威作福多年，收受了不少的贿赂，家里堆满了金帛、图书、奇玩。多行不义必自毙，赵恒天禧三年（1019），他受贿的事被人揭发，再加上有个自吹能驱使六丁六甲神将的道士谯文易因私藏禁书被捕，招供出和王钦若有联系，这下赵恒不高兴了：朕对你不错啊，你怎么还这么干？恼怒之下把王钦若撵到杭州做地方官去了。
丁谓也借着赵恒好仙之机，保经费、上祥瑞、造宫殿，忙得不亦乐乎，获得了皇帝的赏识。
被贬在地方上委屈了十三年的寇准实在忍不住了，也想从中分一杯羹，便在天禧三年也上报得到了“天书”。这“天书”不是寇准伪造的，而是巡检朱能与内侍都知周怀政为了邀宠，合谋伪造出来放在长安西南的乾佑山上的，乾佑山归永兴军管辖，寇准此时恰恰是永兴军的长官。赵恒此时已经走火入魔了，听见“天书”比什么都亲，就想把这个“天书”也弄到手，可这时有些大臣都质疑天书的真伪，极力反对再迎什么“天书”入朝。
赵恒见有人反对，也不好硬来，就询问宰相王旦怎么办，王旦是个持重的人，就对赵恒说：“当初最不信‘天书’的是寇准，如今天书降世，只要让寇准亲自来进献，那么天下才会信服。”
王旦内心对“天书”是个什么玩意儿清楚得很，但他无法违逆皇帝的意志，只有勉力从中周旋，尽力使朝政运转正常，保持国家的稳定，赵恒造神运动搞得昏天黑地，但朝野基本没有出现太大的动荡，王旦实在是居功不小。这次王旦还是没能从正面去阻止赵恒奉迎“天书”，想借助性情刚烈的寇准阻止住这场荒唐事。
但王旦失算了，寇准这次还真的来了。
本来寇准对“天书”这种荒诞不经的事看不惯，也没有掺和进来的打算，可他的女婿竭力劝他借这次机会东山再起，寇准被他怂恿得活了心，他也起了重回庙堂整顿朝廷的雄心。寇准并不是奸邪小人，这次为了达到自己认为正确的目的，也就不顾及使用什么手段了，这一点王旦却没有考虑周全。
寇准入朝，王钦若罢相，几天后他就接任了宰相，但他整顿朝廷的设想很快破灭。复相不到一年，寇准就被掌管朝廷实权的刘皇后和丁谓贬出京城，而且越贬越远，最终客死他乡。
在“天书”闹剧里最无奈的是宰相王旦，面对“一国君臣如病狂然”的现实，他只能厕身其间，虽然每次都得带头颂扬，其实回家以后经常是忧心忡忡、闷闷不乐，临死的时候对儿子说：“我这辈子没什么别的过失，就是‘天书’这件事没有尽力谏阻，是个没办法弥补的大错误。我死以后，要把我剃光头发、穿上僧服入葬，就算是对天下的谢罪吧。”最后，还是翰林学士杨亿劝阻了他的儿子，王旦才没有像个和尚似的入土。
赵恒知道王旦忠谨，一直对他信任不疑，允许他“小事专行”，这使得王旦在这一期间发挥出了很大的作用。他始终向赵恒举荐寇准，病重时赵恒问谁可以在他的身后继任宰相，连说了当时的名臣张咏、马亮，王旦都摇头，说：“以我的愚见，当属寇准。”赵恒心里那个“孤注一掷”的疙瘩还没有解开，听说是寇准，脸上就露出不高兴的神色，好一会儿才说：“寇准太过偏激，你再想想有没有更合适的人选。”王旦说：“除了寇准，我实在不知道谁更胜任宰相了。”
王旦还尽力阻止了王钦若拜相，拒不任命“五鬼”中的刘承为节度使。当时刘承病重，赵恒亲自替他改名，把“”改成“规”，希望他能通过改名来转变运气（现在这个方法还有人在用，看来还真是源远流长），由此可以看出赵恒对这个太监是多么地宠信。刘承和赵恒说想当节度使，赵恒对王旦说了，可王旦没有答应，第二天赵恒又说这事，王旦还是不答应。赵恒有些急了：“刘承就这一个请求，不答应他死了都闭不上眼睛。”王旦一步不让，说：“给他节度使，以后就会有要求当枢密使的，这个口子就是不能开。”把赵恒顶了回去。
假若没有王旦在朝廷上的周旋，“五鬼”和其他奸佞之辈会攫取更多的好处，大宋的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也会遭受更大的损害。
赵恒虽说大行荒唐之事，可他不是残暴之君，在处理反对意见时还保持着理智和宽容，像孙姡贾丈鲜榉炊蕴焓榉忪踔林毖圆换涞厮担骸肮湃怂怠旌窝栽铡炝岸济挥校趺椿嵊惺椋俊碧裘髁颂焓槭羌俚模拱颜院惚茸鱿让骱蠡璧奶菩冢院愣运幕耙簿褪侵弥焕矶眩挥凶肪克按蟛痪础钡淖锕�
在丁谓督造玉清昭应宫时，张咏说：“这是在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命。”请求把丁谓杀掉，悬头国门以谢天下，甘愿把自己的头也斩下来，算是向丁谓谢罪。赵恒也没有大发雷霆，只是把张咏撵出京城，放到陈州去当了地方官了事。
有两个细节很能说明当时的情形。一个是参知政事王曾，他对天书神道十分反感，拒不接受赵恒委任的“会灵观使”一职，赵恒指责他和朝廷唱反调，不“傅会国事”，王曾说：“皇帝虚心纳谏是明，臣子尽忠为国是义，我只知道尽忠为国这个大义。”结果惹恼了赵恒，寻个借口就把他的参知政事（副宰相）给撸了。
另一件事是赵恒想立刘氏为皇后，让丁谓去找大才子杨亿写立后的诏书，杨亿看不上出身寒微的刘氏，就磨磨蹭蹭不愿意写。丁谓劝他：“你还是写的好。你写好了，将来一定会有好处，富贵荣华是跑不了的。”丁谓这话可是发自心底，谁知不说还好，这么一说杨亿觉得大受侮辱：“这样得到的荣华富贵，不要也罢！”把笔一丢，坚决不写了。
从这两件事就可以得出结论，赵恒统治的后期，只有逢迎之徒才会被宠信，敢说真话的人不是被贬，就是被压制。
朝廷风气如此，其国事如何不难想象。
到了赵恒死前，大宋的国库出现了“支诸宿藏”的局面，弄得快没有隔夜粮了。
专权的刘皇后（1）
赵恒统治后期，朝廷的实权实际是掌握在皇后刘氏的手中。
刘皇后是个传奇女子，她出身贫寒，原籍在益州（四川成都），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十多岁就嫁给了银匠龚美。据说她心灵手巧，很有些音乐天赋，史载她“善播鼗”。鼗就是拨浪鼓，原本是小商贩用来招徕顾客的东西，可在她的手上，居然能打出动听的节奏。也就是因为她“播鼗”，使她和后来当上了皇帝的襄王千里姻缘一线牵。
龚美只是一个普通的银匠，在四川日子混得不如意，就想到京城找找机会，结果在京城的日子也不好过，到了快没饭吃的地步。都说否极泰来，穷困的龚银匠却因为自己的妻子貌美艳丽，还有一手好听的拨浪鼓而声名大噪，最后就连襄王元侃（后来改名为赵恒，即真宗）都听说了。襄王见到这个天仙一般的四川美女，魂都飘飘荡荡了，就把她带回了王府，做了自己的贴身使女，昼夜不离。
这事被赵光义知道了，认定刘氏是个红颜祸水，严令元侃把她逐出王府。元侃实在舍不得这个美人，又不敢违抗父亲兼皇帝的命令，就玩了个暗渡陈仓之计，明着把刘氏撵走了，暗地里把她藏到了自己王府官吏张耆的家中。这下可苦了张耆，他为了避嫌，一面命家人尽心尽力地侍奉这位刘姑奶奶，一面自己干脆搬到了襄王府去住，弄得有家不能回。
襄王登基以后，连忙把刘氏接进皇宫，失而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