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赤壁-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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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变化规律，呈现着深化、拓展、向前推移的进程，实现了前进性与曲折性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简要言之，根据他自身才能挖掘和自我功能实现的阶段性不同，诸葛亮的人生轨迹大致可分为外交使、内务官、大元帅三个阶段。
在经过名士及好友徐庶的推荐，一代枭雄刘备得以躬身造访，求教于诸葛亮。史书上一句“凡三往、乃见”五个字就造就了《三国演义》长达两个章回的“三顾茅庐”佳话。诸葛亮为刘备谋划了“先取荆州后取川”的远景规划，听起来固然是畅快淋漓，但明显与刘备所面对的现实不相匹配。刘备当时寄居刘表檐下，兵微将寡，吃人嘴短，要看人眼色行事，又居于荆州对北的要冲，时刻面临着曹操势力南下的危机。如何摆脱现实的窘境恐怕才是刘备更为关切的。而诸葛亮话语中明显带着理想主义色彩和超前思维，一番论述侃侃而谈，一会要东和孙权、北拒曹操，一会要并分两路，直取中原。一篇“隆中对”实际上替刘备完成了他所有的政治意淫，也使他后半生的人生道路开始有了方向感。但甫一听完，刘备确实有点懵了，他的回答只有干脆利落的一个字：善。
然而诸葛亮并非一出山就成为刘备的首席智囊，也未见他对刘备集团目前的发展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罗贯中似乎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非要把刘备在博望坡打的一场埋伏战计在诸葛亮的头上，成为“初出茅庐第一功”。实际上，诸葛亮的第一功却不是为刘备擘画的，而是为刘表的大公子刘琦出谋划策。刘琦因不得宠于刘表而深感苦恼，还不惜用“登楼抽梯”之计来逼迫诸葛亮献计。诸葛亮无奈之下，只得劝刘琦外出驻军，效法公子重耳故事。正巧黄祖被孙权攻破，江夏无人驻防，刘琦遂为江夏太守。可是谁又能料到，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若非刘琦的这一举动，刘备在逃亡之时还真连安身立命的巢穴都没有了。这恐怕是连诸葛亮都没有料到的一箭双雕之策吧。
一叶扁舟将鲁肃从江夏带回柴桑，同时也给江东政权带来了刘备的使者诸葛先生。外交使是诸葛亮第一阶段的身份特征，外交上的成功也是他在初入刘备集团时建立的最大功绩。在这一时期，苏秦、张仪在诸葛亮身上灵魂附体，诸葛亮以纵横家巧舌如簧的说服策略触动了孙权决意一战的那根神经。经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曹操南下的目标是荆州，并未将矛头直接对准江东政权。在江东政权对待曹操南征的问题上，也不单存在着降与战两个选择，还可以有许多虚与委蛇、周旋应对的外交策略。但在众多的可行性之中，孙权偏偏选择了一战，诸葛亮的外因不可忽略。当然，鲁肃的劝谏也是重要因素，这将在介绍鲁肃的章节讨论，暂且不表。
好了，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的所有事迹就报告完毕了。不错，其它你所能在《三国演义》中读到，或是在电影《赤壁》中看到的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的其他神奇行为，不是移花接木（如草船借箭），就是艺术性的加工（如借东风）。
赤壁之战只是诸葛亮的登台亮相，当刘备收服了荆州，诸葛亮才拥有了在刘备阵营的第一个名分——军师中郎将，走向了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内务官是诸葛亮第二阶段的身份特征。在这一时期，萧何、曹参在诸葛亮身上灵魂附体，诸葛亮对于荆州财政的长期经营使得刘备政权得以在荆州巩固根基，并在最短的时间内积累了向外扩张的战争资本。虽然此时诸葛亮仍然没有进入刘备的首席决策团队，但通过相当长的基层工作的历练，诸葛亮逐渐走向成熟，也逐渐走向务实。
诸葛亮人生最具意义的阶段是第三阶段，以刘备托孤，总摄国政为标志。步入中年的诸葛亮在此时拥有了一切属于一个王佐之才应该具备的展示空间。他可以尽情挥洒他的热情，尽情奉献他的忠心，尽情厉行他的理想，尽情犯那些不可饶恕的错误。在这一时期，我们很难看到他是什么人物的化身，诸葛亮做回了他自己。然而当他一方面向小皇帝表忠心一方面在私底下排除异己时，当他一方面打着天子的旗号征讨四方一方面又从来不给天子权力的尊严时，诸葛亮和曹操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了。
下一章：荆州！荆州！
荆州！荆州！
曹操南下是为荆州，周瑜破曹是为荆州，刘备联吴也是为了荆州。那么荆州是什么地方？又何以如此重要？
《三国演义》是一部时空跨度极大，头绪颇为复杂的小说，但熟读的人却不难看出，《演义》的叙述有着严谨的结构框架。依据其叙述空间的转换，全书大体可分为三个结构板块：第一板块从黄巾起义始，至曹操平定袁氏为止，这一部分的事情（如*董卓、徐州之战、官渡之战）几乎都发生在中原、河北等地区，核心人物是曹操。第二板块从三顾茅庐到刘备托孤为止，斗争中心南移到了荆州。这一部分除却伐蜀之战、濡须之战、汉中之战外，大部分的矛盾都是围绕荆州展开的，特别是构成这一部分主体内容的两次大战役——赤壁之战、夷陵之战都与荆州归属权的问题联系甚密。核心人物是刘备。第三板块从诸葛亮安居平五路开始到三国归晋为终，斗争中心西移到益州，主要内容是诸葛亮及其后继者的南征北讨，核心人物自然是诸葛亮。
由此看来，以荆州为斗争中心的第二结构板块成为了全书最为核心的内容集群，起着承上启下的贯穿作用，也最集中、最具代表性地体现了曹、刘、孙三家复杂纠葛的矛盾冲突。赤壁之战是这种矛盾冲突的总爆发。更进一步来说：赤壁之战——表面上看是曹、刘、孙三家的一场战役；实质上是曹、刘、孙三家在围绕荆州统治权的斗争。一句话，无论是对于强大的曹操、还是对于较为弱小的刘备、孙权，荆州属于谁，谁就拥有了一统天下的最大筹码。荆州的归属权直接决定了未来半个世纪内中国政治格局的走向。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荆州最终被曹刘孙三家平分，从而整个中国也进入了三分而立的局面。
既然荆州干系甚重，就不妨将叙述扯得长一些。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荆州之名何来？我们都知道，荆州是春秋战国时的楚国故地，荆和楚常被联用，称为“荆楚”。而荆州之名用“荆”不用“楚”则是源于秦时的一个避讳。秦始皇嬴政的父亲嬴异人曾长期于赵国为质，后在吕不韦的帮助下回国，并觊觎秦国太孙之位。于是在吕不韦的设计下，嬴异人贿赂了其父的宠姬华阳夫人。因为华阳夫人是楚国人，为了讨好她，嬴异人甚至改名为“子楚”，情愿认华阳夫人作干娘，这使得华阳夫人大为感动。几番努力终于使子楚成为了秦太孙，在其祖、父相继死后顺利成为秦王，从而为将来的秦始皇嬴政即位铺平了道路。但由于秦始皇父亲的名字已改为“子楚”，“楚”字就成了之后秦国的避讳之字。凡是涉及到楚国的奏章、文案、书籍尽皆用“楚”的同义字“荆”来替代（“楚”和“荆”都有“荆棘”的意思，用同义字避讳在中国历史上很常见，比如为避汉昭帝之“昭”讳，王昭君被称为王明君，“昭”与“明”同义），因此“楚”和“荆”就此有了同指性。及至被汉朝沿用，汉武帝设十三州时就将原来楚国的领地划归为“荆州”。
说完了“荆”再说“州”，“州”是一个在历史上有所变化的行政区划。在汉武帝最初设“州”的时候，“州”还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当时的行政区划还是秉承秦制，实行郡县两级的设置（虽然设立了诸侯国，所谓郡国并置，但经过削藩，国和郡基本无异）。但由于郡县分布过于细密，皇帝和地方之间不容易上传下达，有些地方甚至有可能不听号令、失去控制。因此，强调中央集权的汉武帝迫切需要加强对地方的监管。于是他将全国三十六郡划归为十三个州，每州设刺史一名，对本州郡县官员进行监察，随时向皇帝汇报，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纪检委。州刺史的地位不高，并非郡、县长官的直属上司，但权力却不小，有着直接向皇帝汇报地方动态的权力。汉武帝就是这样实现了地方权力的互相制约，初步实现了中央集权。然而汉武帝没想到的是，到了东汉末年，中央政府瘫痪，地方武装兴起，州刺史的地位也慢慢发生了改变。特别是黄巾起义掀起之后，朝廷为了尽快*起义，允许地方行政长官自行招募兵勇，囤积实力，为后来的诸侯割据埋下了隐患。此时的州刺史（也叫州牧）已经不再是当初小小的“纪检委书记”，而是渐渐拥有了一州的兵马、粮饷、财税、政务的调配统领之权，“州”由此成为一个正真意义上的行政区划，一个州往往下辖好几个郡，相当于现在的一个省。州刺史（州牧）相当于现在省长兼省委书记兼省军区司令。成为一州州刺史或州牧，即拥有一个州的统领之权，就意味着成为了当时天下的一大割据力量，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如徐州牧陶谦、冀州牧韩馥、幽州牧刘虞、并州刺史丁原等。拥有多少个州的势力则成为一镇诸侯实力的衡量标准，如官渡之战时的袁绍就自领青、幽、冀、并四州牧，俨然天下第一霸主的姿态。
在诸侯纷争的东汉末年，全国十三州也因其地缘政治的不同而起着不同的作用：或是像兖州、徐州、冀州一样，处于各派实力争夺的焦点，也是各色英雄施展才华的舞台；或是像交州、益州、凉州一样，处于偏远地区，远离中原斗争，也不易为人们所关注。荆州则兼有这两者的特征，具备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赤壁之战之前的十余年的斗争基本都在北方展开，荆州成为一个较好的避难场所，暂时躲避了战火的袭扰；另一方面，荆州又是南方与北方关联最密切的地域，免不了要和北方的复杂政治经济斗争扯上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主客观因素造就了东汉末年荆州独特的政治地理特性。
荆州的意义还在于在南北方力量对比的转变中发挥的作用。在前文“江东政权的前世今生”一节中，我曾提到过南北方力量对比，在此再度提及，就是因为荆楚在南北方力量对比中的特殊位置。从地理位置来看，荆楚之地是南方无疑，但从力量对比来说，荆楚又不像江东那么贫弱，不仅有过长期与北方抗争的历史，甚至还有过许多胜绩，可谓“南方中的北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位于长江中游的楚国就较早地跻身强国之列，它不仅多次和中原大国交战，而且深刻影响着春秋战国国家关系和实力均衡。可以说，二分之一的春秋史是楚国和晋国争霸天下的历史；三分之一的战国史是楚国与秦国两极对峙的历史。以至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最难打的是楚国，即便统一了天下，仍然有“楚虽三户能亡秦”的风言四起，并最终一语成谶。这一切都缘于荆楚之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九省通衢”的便利直到今日依然为国人所享用，自北向南穿亘的汉江又是大运河建成之前全国为数不多的南北流向的水运通途。更为重要的是，荆州与司隶、兖州、豫州等中原腹地呈一片通途之状，既没有江东那样大江险阻，也没有西蜀那样蜀道艰难，为人口、财货的流动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因此在南方诸省中，荆楚之地总是最先接受到中原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经验，也就不稀奇了。然而关键的是，每到中原烽烟四起，中原人口大量南徙，荆州就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而这南徙的人口中就包括了许多的人才。
东汉末年，中原乱象，人才南渡呈现出了又一番高潮。大批来自中原的才俊之士避难荆州，形成荆州的一片繁荣局面。其中就包括诸葛亮，以及名列“建安七子”之一的著名文人王粲。王粲在他的成名作《七哀诗》中颂道：“西京多乱象，豺狼方勾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蛮邦”或可以看做是所有南渡名士的心灵写照。实际上，身为荆州刺史的刘表也属南渡名士的一员。刘表是皇家宗室，青年时就有才名，跻身“八俊”之列，这是一个由当时八位清流名士组成的组合，有较高的知名度。灵帝驾崩以后，刘表接替了前任成为荆州刺史，这一当就是二十年。
刘表经营荆州的前期还是可圈可点的。荆州曾两次遭到外镇诸侯的侵袭，都被刘表果断击退，两次领兵的军阀——孙坚、张济都是威震一时的显赫人物。但他们不仅在荆州吃了败仗，还都丧了性命。此外，刘表还平定了域内长沙的叛乱，向南收复了以往不尊教化的荆州南部，终于使他所管辖的荆州地区“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
但坐定荆州后的刘表就暴露出性格中令人遗憾的一面。他对争霸中原毫无兴趣，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曹操与袁绍双雄对决的时候，刘表拥兵观望，保持中立，错失了大好机会。同时，南渡荆州人才济济，刘表也未能加以善用，连一代枭雄刘备前来投奔，刘表也只是将他当作一个挡箭牌杵到北部防线，而没有将其当作进取天下的有力武器。
这就是弱肉强食、强者生存的乱世，自保就意味着自杀。毫无野心的刘表坐拥荆州二十年，只是为别人养肥了膘。待到曹操平定北方之后，荆州就成为曹操扫平天下的下一个目标。而早在此之前，诸葛亮为刘备的战略规划、鲁肃为孙权的战略规划都将进取荆州、控扼江汉当作成王图霸的首要步骤。因此当建安十三年九月曹操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得荆州全境的时候，江东政权就慌张了。《三国演义》简单地将这种惊慌推论于曹操接下来就要对江东进行军事打击。实质上，更为令孙权与鲁肃担忧的是政治空间的缩小与鲁肃“三分天下”策略的泡汤。因此，这一战略格局必须加以转变，哪怕曹操不来攻击，孙权都应主动采取行动。这其中的道理，除了对江东政权的命运有过远景规划孙权和鲁肃以外，其他人是无法体会到的。不，也许还有周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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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帅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