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史读袁-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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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熹宗实录》里张大人“自请视师”的那份申请书归档日期是“一月癸亥”。在他递交申请以后，朝廷给了批复，批文里有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批准铸造吃饭的家伙——“关防”（大印），批文的归档日期是“二月甲戌”。
以上信息显示，从申请到批复相隔了一段时间，张大人一月交申请，朝廷是二月才批复，所以这段时间的耽误，并不能算是人家张大人的责任，和张大人害不害怕，就更扯不上关系了。
另外，单是“癸亥”和“甲戌”这两个日期就相距12天，这就是说张大人在递交申请以后光是等批复都要等上12天，可是等批文下来以后，却依然不能马上出发，因为这个批文只是批准铸造吃饭的家伙——关防大印，而批文本身还不能直接当吃饭的家伙用＇3＇。所以，要等到吃饭的家伙——“关防大印”铸造好了，张大人一行才能出发。
说到铸造关防大印，那就又涉及造办的时间，而张大人一行三人都有关防＇4＇，又因为他们三人的此类派遣都是临时公干，所以“关防大印”字样事先不可能有模版，因此必须临时出样、临时铸造，这又得费一番周章了。
如果运气不好，负责造办的那位仁兄磨洋工，一天只铸一个关防（刻错字返工重来暂不考虑），那张大人一行三人得要到第15天才能出发。
至于，为什么又要耽误了2天，直到第17天才出发，那也不见得就非是张大人的错。比方说，万一在关防大印出样的时候，有人或许嫌设计风格不够飘逸，扯皮又扯了两天也说不准；又比方说，天启批复了交造办处晚交了一天，造办处交兵部晚交了一天，兵部交张大人晚交了一天，也说不定其中还要去吏部、工部这些地方流转一下，那可能性就太多了。总之，说张尚书因为害怕而故意逗留十七天完全是胡扯。
当然，当年明月创意的彩头还是很独到的，他并没有去讨论张大人为什么要在京城逗留十七天，他是把“逗留十七天”直接改成了“走了十七天”：
“走是走了，只是走得有点慢，从京城到山海关，他走了十七天。”
这一改真的很绝，逗留还尚有理由可言，而走居然走了十七天，那不害怕也变成害怕了（创意指数——★★★★☆）。不过，张大人若真是走了十七天，那他应该是交了申请，立马就走了，连朝廷的批文都没有等才行，可这算是去赴任吗？干脆说他因为害怕，所以连关防大印都不等了，直接离家出走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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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为“尚方宝剑”】
＇2＇【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
＇3＇【《明熹宗实录》卷十九 “甲戌命铸兵部行边关防、协守山海总兵关防，兵部行边赞画关防给张鹤鸣、王国梁、何栋如。”】
＇4＇【《明熹宗实录》卷十九“甲戌命铸兵部行边关防、协守山海总兵关防，兵部行边赞画关防给张鹤鸣、王国梁、何栋如。”】
第三章 复合型废柴不好当
在《明史》的记载中，王在晋跟孙承宗、袁崇焕师徒二人分别有过对手戏，尤其是孙、袁二人初到辽东的时候王同学的戏份可谓很足，所以在《明史》里，他即使是孙、袁二位“光辉象形”的配角，那也是个主要的配角。不过，由于孙、袁师徒在《明史》中乃“光辉形象”，所以作为配角的王同学也就自然的成了片绿叶，因此后世对王同学的评断也多是负面的。
其实，所谓“评断也多是负面的”是个比较学究的说法，很不通透，直白一点的说，后世评断王同学就是个废柴，以三位大能为例，他们对王同学的评价中就非常典型的体现了废柴这一特色。
金庸：“王在晋是万历二十年进士、江苏太仓人的文弱书生（苏州的白面书生），根本不懂军事，目光短浅，胆子又小……”＇1＇
阎崇年：“王在晋既无远略、又无胆识，既无兵略，又无智慧。”＇2＇
当年明月：“王在晋，字明初，江苏太仓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这位仁兄从来没有打过仗，之所以派他去，是因为他不能不去。”
当年明月：“史书上对于这位仁兄的评价大都比较一致：什么废物、愚蠢、不一而足。”＇3＇
一个白面书生，从来没有打过仗，根本不懂军事，既无兵略，又无谋略，目光短浅不说，胆子还小，外加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的种种，可以说王同学名声实在是够呛。
面对斑斑劣迹、款款斥责，在三人成虎、众口铄金之下，王同学真是想不废柴都不行了，可这就是真实的王在晋吗？
为了探求真相，带着这些后世大能们对王同学的负面评断，我等草根拜读了《明史》的相关部分，试图找到史文中更为具体的说法，但却意外的发现，其实《明史》中对王在晋的专述并没有说他如何废柴，其中的记载只是把王同学的履历非常工整的罗列了一遍了事。
明史载：“在晋，字明初，太仓人。万历二十年进士。授中书舍人。自部曹历监司，由江西布政使擢巡抚山东右副都御史，进督河道。泰昌时，迁添设兵部左侍郎。天启二年署部事。三月，迁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代熊廷弼。八月，改南京兵部尚书，寻请告归。五年，起南京吏部尚书，寻就改兵部。崇祯元年，召为刑部尚书，未几，迁兵部。坐张庆臻改敕书事，削籍归，卒。”＇4＇
就这个履历而言，罗列的都是王同学能拿得出手的职务，其中涉及军务的占去了一大半，其他的还有吏部、刑部，均为尚书，虽说南京吏部尚书有内退之嫌，但崇祯初年的那个刑部尚书却十分的不同凡响。
王同学是崇祯元年三月上任的＇5＇，在他任上有个很棘手的问题，那便是收拾魏忠贤的党羽，当时老魏虽已自裁，但其党羽还多居高位，所以这明显不是个闲差，也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让废柴来担当的位置。
再有就是王同学的那个“署部事”的履历也值得一提，这是个很特殊的职位，它的全称是“总理户、兵、工三部侍郎”，相当于一人同时兼任了财政部、国防部、总装备部三个部的第一副部长，估计跟现在的国防科工委管的事儿都差不多了。
说到这里，若稍微仔细掐算一下王同学多个正、副部长的履历——“总理过户、兵、工三部，兵部侍郎、尚书，吏部尚书；刑部尚书”，不难发现在明朝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中，王同学算是担当过正、副部长的，就有五个之多了，因此以王同学这样的履历来看，他若是真个废柴，那起码也得算是个复合型废柴（可能性不大）。
另外，他的履历跨度也非常大，纵横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级别也挺高的，多是副部级以上的高干，光是尚书的“头衔”就能数出五个之多，另加两个侍郎（“署部事”时也是侍郎），可谓“三朝重臣、四朝*”，要真是个废柴，能连续四朝身居高位、要职，那也太玄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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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庸著《袁崇焕评传》】
＇2＇【阎崇年著《袁崇焕传》】
＇3＇【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
＇4＇【《明史》卷二五七王在晋传】
＇5＇【《崇祯长编》卷七崇祯元年三月“南吏部尚书王在晋仍以太子太傅为刑部尚书”】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章 文韬武略大比拼
具体到军事方面，有关兵部的官职，王同学从外派的巡抚、经略到中央的兵部侍郎、尚书这些要职是全都干过，不过王同学的军旅生涯，还不光只有这些。
明朝的文臣领兵的体制，是“督抚兵备”体系，其中“督、抚”（总督、巡抚）属于高级军职，“兵备”乃属基层军职。在高级军职里王同学干过的有“山东巡抚”和“辽东经略”（“经略”与“总督”属同级＇1＇），而基层的“兵备”（可由“副使”或“佥事”担任的）更是王同学的老本行，王同学在一份奏章中自己曾有过这样的总结：
王在晋题：“……书生未闻军旅，然职始为佥事兼摄沿海四道，与倭寇战于海，获功升级受钦贲，历游楚、浙无非兵事。”＇2＇
从这段奏章内容来看，王同学刚出道的时候是打倭寇的，资格比老，加之后来又分别对付过后金和流寇，期间也顺便跟蒙古部落有交情，资历可谓不浅。
综上所述，王同学在历任了兵备、巡抚、经略、侍郎、尚书这么多军职以后，可以说在明朝“文臣领军”的体系中是实现了全垒打，从基层到中央的要职全都干过，而时间跨度也够长，历时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
所以，如果以王同学军事履历的“丰富度”和“时间跨度”来看，就算他当初是一介文弱书生，在历任了这么多军职以后，即便成不了伟大的军事家，那也不至于废柴到——兵略、胆识、智慧、远略全无的境地（阎会长语＇3＇）。
此外，就时段而言，王同学在上任“辽东经略”之时，他的军旅资历也远高于孙阁老和袁县令。在经略辽东之前，王同学任过兵备是打倭寇的，当过巡抚是提防后金的，到了京城入兵部为侍郎是备经略之选，后来又一度总理三部，同时兼任财政部、国防部、总装备部的第一副部长，负责的是辽东军需供给，可以说当时的王在晋业已是个常在军旅、久历战阵，兵马钱粮、军械造办一切熟络的老江湖了，临危被选去辽东这种险地也不算意外。
可孙阁老和袁县令就差远了，就在王经略被任命之时（天启二年三月＇4＇），孙阁老暂掌兵部不过一个多月＇5＇，而袁县令被派往辽东充其量也就一个多月＇6＇，他们二个人在军职上的时间加到一起不过三个月，这跟历任军职已经三朝的王经略一比，那根本不是一个级别，所以也难怪孙阁老在那场载入史册的掐架中会钻了地缝。
在搞清楚王同学的军旅背景以后，先前几位大能们所说的，什么王同学在掐架之时，根本不懂军事（金大侠语）或者从来没有打过仗（当年明月语）这些话，就显得太不靠谱了，史学研究可不能想当然，万事都要有依据才行。
当时的真实情况是，王同学完全有资格指着孙、袁师徒二人的鼻子说：“书生未闻军旅……”，而这样的评断也是恰如其分的，孙老师奏章里长篇大论、头头是道，而实际操作却一塌糊涂；袁同学放狂言、出风头、小报告样样在行，可是兵略、远见、谋略、智慧等要素就够呛了（这些稍后便可见分晓）。
其实，书生就书生吧，不会打仗，不懂军事，只能在纸上作作门面功夫，有些书卷气倒也正常，不过孙阁老、袁县令二位在《明史》中可是充的“光辉形象”，俗称大能，所以这文、武两样，虽说不能双全，但较之王同学总也不能全废吧？若真的全废了，那王同学客串那片绿叶也真的太难混了，但可惜的是就有那么不幸，他们二位跟王同学一比，攒的墨水也都不够多，尤其是袁县令，差得还很远。
阎会长研究袁崇焕很花功夫，他曾和俞三乐老先生一起出了一本《袁崇焕资料集录》，其中收集了几乎所有有关袁崇焕的资料，从明清的一直到近现代的都有收录，莫乃群的序中评价说：“广求博采，兼收备载，取材丰富，是为前所未有”。其内容虽说丰富是够丰富的，可就是袁崇焕本人的东西少得可怜，只有一些诗几首、奏议几疏、议和信几封等等零散的碎片，没有一本成书的著作，而对于后世史学研究来讲，那些碎片除了有助于研究他本人以外，就基本没有什么价值了。
先前，我等草根曾经以为袁崇焕果真打死了努尔哈赤，因而爱新觉罗一家对他是恨之入骨，以至于文字狱期间就把他的书稿全给毁禁了，所以现在才是一片空白。但是后来才知道，原来乾隆还八方打听老袁有没有后人来着，连儿孙都想抱养，根本看不出是祖上有仇，反而像是再生父母、救命恩人一般。
再往后由于老袁名头太大，都想沾光，以至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上显示祖籍在“沈阳地方”的汉军正白旗的袁氏包衣中也有人号称是他的后人（可老袁祖籍广东），还居然写进了《清史稿》＇7＇，说是老袁的遗孤流落到了关外，说得是绘声绘色、有模有样的，不过老袁的妻妾都被崇祯发配到二千里外＇8＇，而且是向南方走的，再怎么发配也不会发配到后金的地盘上去，所以照此来推测，即便有所谓流落关外的，估计也是没有名份的（俗称二奶）。这事情是否属实我们暂且不论，不过依照这样的行情，估计老袁若真有什么书稿也应该不会在禁毁之列，而现在之所以一本都没有，那确实是因为老袁不是那块材料。
孙老师呢当然就不同了，虽然他老人家“武不能定国（招致惨败），文不能安邦（挖空财政）”，但作为“书生”还尚能著书立说，比袁同学一片空白要强出许多。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毕竟人家孙老师是教书先生，书生韵味还是很足的，也好编个书稿。
比如，自己的奏疏凑一本，守辽的事迹也算一本，自己的随笔、诗稿也合一本，其他的活儿也揽，如高阳县的县志也算一本（孙大人祖籍高阳），而这个套路在当时也几乎是个惯例，但凡感觉自己有些书卷气的人通常都是如此，也没太多新意，该系列分别对应的是孙大人《督师奏议》、《督师全书》、《高阳集》、《高阳县志》等相传而有之的著作。另外，孙大人似乎官瘾也不小，对为官之道还颇有兴致，相传还有《古今中官志》这样的著作。
而孙老师最为有名的书稿要算《车营百八扣答说合集》了，这是一本记录车营战法、阵法以及练兵方略的书籍，所以对后世具有些研究价值，只不过对于当时，貌似少了些实用价值，因为孙老师在辽东混迹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