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史读袁-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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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会长给王同学论的这个罪名着实不小，私改上谕，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就算是在编书的时候，那也是不得了的，这王在晋的胆子也忒大了吧？
我等草根看了也很惊异，随后立马便去查证了一番，结果发现，阎会长这个质疑太脆弱了，因为王在晋的重城方案被天启批准，是有铁证的。在《明熹宗实录》里，就有一则王在晋的上疏，专门提到，天启在批准以后还拨了款，所以只要列出此奏章，立刻就可以秒杀阎会长的这个质疑，原文如下：
“在晋又再申筑城，前议于关外，由八里铺绕角山而东，傍三道关起脚，逶迤至海，计长三十七里，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厅，共估九十三万，请发帑金。上许发帑金二十万，仍谕令酌节省，毋致虚糜。”＇2＇
在这封奏疏后明确有“上许发帑金二十万”字样，“上许”就是说天启同意，“发帑金二十万”就是拨了款，这跟“余着该部议行”是一致的，所以阎会长对《三朝辽事实录》所提出的质疑就自然不成立了。
另外，阎会长所发现的两道上谕细微的差异，也并不是王同学照抄的时候别出心裁给加的，而是因为《明熹宗实录》上没有照抄上谕原文，这才引发了差异。
《明熹宗实录》作为“实录”，其行文惯例是以极其精炼的语句简述奏章、谕旨的内容，几百上千字的奏章，在《明熹宗实录》里，有时候就只有几十个字，甚至十几个字，因此史官缩略掉“余着该部议行”这样的套话，是完全正常的。
在确认阎会长出错的以后，我等草根很好奇的观摩了一下他老人提出这个质疑的依据，本以为多半又是《明史》在作祟，但不曾想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而且阎会长质疑的依据，实在令人目瞪口呆，因为阎会长遍读史料之后，却搞了个自相矛盾出来。
刚才讨论的这两条略有不同的上谕，批复的是同一条奏章：
《三朝辽事实录》——奉圣旨：封疆事重，卿还悉心筹划防御，余着该部议行。
《明熹宗实录》——上谓：封疆事重，还悉心筹划，以计万全。
这条奏章，在《明熹宗实录》里，就是王在晋的“题关门形势疏”，阎王会则质疑说，这个奏章“既未谕准，也未实施”，但仅仅隔了一段，阎会长自己又提出，天启批准了“题关门形势疏”：
“他在《题关门形势疏》中道：‘画地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馆，分兵列燧，守望相助。’这项巨大工程，估算用银子93万两。他并提出兴筑八里铺重城，可以‘钟篪不惊，宸居永奠’，就是庙社安宁，江山永固，因此辽事‘最急莫尚于此’！天启帝谕准，先发帑金20万两。”
我等草根看罢，彻底晕死了，如果说先前阎老先生敢于挑战史料，并提出的质疑，就算是八卦也是教授级的，但后来阎会长如此自相矛盾的言论，就算是学术也只能是草根级了。
估计阎教授这上下两段文字，不是一天写的，可能是因为间隔了一段时间，所以才会出现前言不搭后语的情况。
不过，我等草根坚信，阎老师总有一天会把这些问题都解释清楚，毕竟他老人家是搞历史研究的，如果连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说不清楚，又如何能弄明白几百年前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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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阎崇年著《袁崇焕传》】
＇2＇【《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三】。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六章 开辟第二战场搞反击
明末，
天启二年，
山海关，孙大学士的巡阅接近尾声，此后一纸长长的奏章摆在了天启的案头，辽东未来数年的命运也随之而改变。
虽说孙承宗在《明史》里因与王在晋掐架而一战成名是假的，但他帝师、阁部的身份却不假，也不是吃干饭的，一身功夫也堪称了得，初来乍道之所以吃亏，那是因为对手太强，情报有误，轻敌冒进，鞍马劳顿，失眠多梦……一句话，不在状态。
在舔干伤口、擦干眼泪以后，孙阁部重新披挂上阵，在这次绝地反击大获全胜，总算是挣回了颜面，而在此次交锋中，王经略不仅输了，而且还不知道怎么输的，糊里糊涂的就被温水煮了青蛙。
孙大学士获胜的法宝就是那篇绵长的调查报告，这篇传世之作有多处被载入了史册（明史），除了叙述他和王经略掐架的那段以外，至少还有两处。
一处是孙承宗阐述修筑宁远的方略，一处是孙阁部进言主战的激情文字，而这两处妙笔正是孙承宗绝地反击的主力，其内容很有针对性，进攻方向也特别明确，目标就是王在晋。
孙大学士所出的招华彩、刁钻，可谓“避实就虚”的经典，具体来说，由于王在晋是个老江湖，常在军旅、久历战阵，带兵方略、用兵策略都是轻车熟路，而且兵马钱粮、工程造办也很是精通，因此跟他扯具体的（俗称战术层面）没处下嘴，就好比八里铺重城的修筑问题，根本就找不到破绽，所以必须避免和他在那些“实”的方面碰撞，简单来说就是不能谈触手可及的工作。
而所谓“虚”的方面则是一些比较宏观、抽象的概念，比如预计收益、未来走势、宏伟蓝图等画饼充饥的东西，这些（俗称战略层面）王经略就不见得在行了。
王在晋是个典型、纯粹的实用主义者，他来山海关一看，士气低落、难民遍地、城墙朽坏不说还有重大隐患，这时言战显然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他的策略是先固守，且不轻易言战，全力确保山海关万无一失，至于什么时候收复全辽，那得等条件成熟了再说。
孙承宗跟王在晋一比就明显是个理想主义者，激情、冲动、极富煽动性，他极力主战，提出不可战连守都别想，龟缩山海关是不行的，要修筑边墙也不能修在八里铺，8里太近了，200里外的宁远还差不多（注意，孙大人所要修的是边墙，不是要塞＇1＇），一切都要为作战考虑，要人人言战、事事为战，大有没有敌人创造敌人也要战的气势＇2＇。
孙大学士这一手非常高明，虽说“虚”的东西放在眼前的山海关是没什么用处，但在北京殿前就不一样了，内阁决策全是靠奏章里的文字作为判断依据，那些缺乏军事经验的文臣、言官多是冲动型的选手，只要看着提气就来劲，办事儿多是凭感觉。所以，孙承宗向来就注重这方面，一回到纸面上他的状态马上就恢复了，而王在晋却并不重视这方面，先前在北京兵部任职期间，他们二人的办事风格和重点就完全不同。
孙承宗是天启二年二月由礼部侍郎身份入阁的，当时正值广宁大败，全辽尽失，溃兵难民云集山海关，兵部尚书张鹤鸣自请上前线视师，于是兵部中枢之地就空缺了，所以左光斗进言让孙承宗暂掌兵部，一日在内阁，一日在兵部，这样孙大学士便有了和王在晋隔天打照面的机会。
王在晋当时任侍郎，这个侍郎非常特殊，头衔是“总理户、工、兵三部侍郎”，任务就是以户、工、兵三部极为有限的资源去满足辽东前线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其实近乎于无限），说白了是个累死人不偿命的苦差事。
以前，王在晋同志每天忙得不亦乐乎，随着辽东师溃、难民遍地，王大人也身心疲惫、心力交瘁，就在此时孙大人来了，之后一切就大为改观，王大人每天都能翻翻报纸，沏沏清茶，磕磕瓜子儿什么的，还一直能混到下班，倒也清闲自在。
时间长了王在晋就纳闷，事情都堆成山了，这孙大人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于是他仔细观察了良久，最后发现孙承宗其他工作都不抓，一门心思的好像是在搞什么文学创作，一篇奏章来来回回、反反复复要修改许多次，成天就忙活这个所以也没功夫顾其他的＇3＇。
综上所述，论“务实”王在晋有经验、有见识，而论“就虚”孙承宗既重视、又精通，所以换个战场再捉对厮杀时，王经略在军事上多年以来积累的精纯内力就全都被化解掉了，而以文字功底起家的孙老师则如鱼得水。
－－－－－－－－－－－－－－－－－－－－－－－－－－－－－－－－ ＇1＇【《崇祯长编》卷十三“壬午兵部尚书王在晋言，天启二年，广宁攻陷，廷推经畧，举臣以往。众议关前欢喜岭高于城楼，贼至必凭高俯击，乃卜地于八里铺筑外城，收欢喜岭于内，锁三道关于前，而枢辅孙承宗至，则谓八里铺太近，当筑宁远、窟窿山，其规画在关门二百里外，而迄今无一砖一石之堆积也，两议俱罢。而督师王之臣，去年议筑芝麻湾，去城十九里，折衷地面亦祖臣之初说耳。”】
＇2＇【《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四“大学士孙承宗题：“奴未抵镇武，而我自烧宁前……更望经臣于虚活之著，提缀道将之精神，使其人人在战，事事在战，勿令跼足于十六里之内，乃为善守关也。盖不能战决不能守，而以战失守不可，以守忘战不可也。”】
＇3＇【《三朝辽事实录》卷八王在晋：“孙公一日入阁，一日于兵部大房决事，左右侍郎力趣之，终日不出堂。凡发一疏更削数次写本，人役甚苦之，部务如丛，日至壅积。予初总理三部及署部□，晨入暮归无晷刻之暇，今得越旦进部，旷日悠闲，心热于边声之至急矣。”】
第七章 王经略就这样下课了
另外，孙老师此次绝地大反击还有一个稳操胜券的制胜因素，那就是天启，以往的奏章，文章再锦绣，文字再激扬，即便能打动大臣们但却不一定能影响皇帝，毕竟圣心难测，但孙老师却不同，因为他不但是老师，而且是皇帝的老师，因此圣心他是一测一个准，所以这回王经略是栽定了。
孙承宗的那份传世之作安排非常巧妙，表面上一再肯定王经略在山海关的工作，比如兵好像也调服了，马也快膘壮了，旧城也修得有次第了等等，说这么多其实是在暗示，如今的山海关已经初具规模、达到使用标准了＇1＇（可及秋防）。
不过，这“可及秋防”背后是有潜台词的——既然山海关旧城已经“可及秋防”，那接下来若不考虑相机进取，再画地为牢、以关固守，是不是就有几分裹足不前的嫌疑了？
而在潜台词之后孙大人还有显台词，比如连声问罪的语句：
大学士孙承宗题：“奴未抵镇武，而我自烧宁前，此前日经抚之罪也。我弃宁前，奴终不至，而我坚委为西虏住牧之所，不敢出关向东行一步，此今日道将之罪也。道将既匿影关内，而无能转其畏奴之情以畏法，化其谋利之心以谋敌，此臣与经臣之罪也。”＇2＇
孙大人说，先前放弃宁、前这些地方，是以前经略和巡抚的责任，而今天不敢出关，却是我和你王经略两人的罪过。
这些是必须的铺垫和衬托，孙阁老的重点还是阐述许多远景规划：
“……（旧城）可及秋防，而完其新城之筑，中前之守，觉华之议，及东通毛弁，北联西虏，种种皆守关远计”＇3＇
孙老师的远景规划有许多，比如中前所需要据守，觉华岛上要屯兵，联络毛文龙，拉拢蒙古部落等等，而在这些远景规划中，孙大人最后特别提示，这些计划都是以修筑宁远为中心的。
接下来，孙阁老又说，修八里铺重城的那笔银子（93万两），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一下用途，或许将其投资于更为长远的项目，比如“宁远之计”：
“百万之金或当为远大之图，中前之修守竟当作宁远之计”＇4＇
孙阁老的以上种种叙述倾向性十分明显，就是在隐晦的说王在晋修八里铺重城是多余，早该考虑更为远大的计划，不这样考虑是有过错的（臣与经臣之罪也），这一切即是孙大人为王经略备下的温水。
此外，孙承宗还对王在晋本人提出了一些“期许”：
“更望经臣既以沉雄博大之才，用其端谨精详之虑，更以虚活提掇道将之精神，使其人人在战，事事在进，勿令局足于十六里之内”＇5＇
这些所谓的“期许”对王在晋主观上貌似肯定，但客观上却是在否定，意思也很明白，就是在说你王在晋——缺乏沉雄博大之才，局足于十六里之内，并且产生了消极影响。至此，孙大人图穷匕，而王经略这只青蛙就被煮得差不多了。
后来，孙承宗又上疏，发起了总攻，直接对王在晋下了最后评价：
“经臣王在晋精勤有余，而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6＇
“沉雄博大之未能”这样的评价与之先前奏章中的内容很好的契合了，明确了他对王在晋的态度，事已至此也就再无悬念了，就在孙大人离开山海关回京以后不久（一个多月）王经略就下课了，被打发到南京兵部去当尚书，算是内退了。
此时，孙阁老算是颜面也争回来了，可谓志得意满，终于可以出地缝了，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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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朝辽事实录》卷九“大学士孙承宗奏：臣以六月二十六日入关城，城有四面……大约兵六万似已稍调服，亦有练者而未尽合法，马有八千当撤青之日膘亦殊壮，而旧城之修已有次第，可及秋防。”】
＇2＇【《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四】
＇3＇【《三朝辽事实录》卷九】
＇4＇【《三朝辽事实录》卷九】
＇5＇【《三朝辽事实录》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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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孙阁老大意而凌然去辽东
明末，
天启二年，
京城，又一次会推即将开始。
朝廷既然决定送王在晋去南京养老，那就必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