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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真相与传奇-第7部分

小说: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真相与传奇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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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同样的流浪、同样的痛苦和同样的孤独。她对所有像她一样感到自己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有一种特别的同情,她说他们是“外面的”人,也就是在沉默中与别人处事不同的人。她对世界充满好奇,这使她能够看见别的人都看不见的东西,她独自捕捉到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场景,后来在她笔下变成了一个中篇,一个剧本,一篇短短的道德杂文,它们猛然扑到纸上。她不怕弄错,甚至承认自己的错误,“收回权利”,她感到自己好像错乱了,在完成一项虚幻的任务。她周围的人已经发现她的这种想穿越镜子的态度,她还声称确信自己能把事实看得更清,把自己当作了一个慧眼者。她说她有这种才能,能凭直觉,在瞬间明白一切。她还带有一些神秘感,补充说,她有“这种”才能。
  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从事新闻工作,好奇心极强。她潜伏着,似乎准备迎接一切。她首先感兴趣的,不是表面上重要的事情,大家都在等待的事情,而是抓住一些小事情,研究它,破解其难以解释的运动,用娜塔丽?萨洛特1的话来说就是“潜台词”,因为一切都在悄悄地说话,一切都有着什么意义。她站在别人决不会去的地方:寒冷的早晨,哪个记者能在圣日耳曼-代普雷看见好像只有她一个人看见的场景?“星期天的早晨,十点钟,在雅可布路和波拿巴路的交叉路口。”那是在1957年。所有的阿尔及利亚人都受到了威胁,被怀疑串通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一个年轻的花贩推着一辆小车,怀里满抱着玫瑰。两个穿便衣的人“朝他走去”,问他要证件,他们掀翻了他的车子,抓走了这个流动小贩。 一个女人表示欢迎,大声地说道:“如果每天都这样做,社会渣滓很快就会清除。”另一个女人则捡起地上的鲜花,在那个阿尔及利亚青年被押上军车之前,付给了他花钱。杜拉斯捕捉到了这一场景,立即勾画出了一幅无处不在的种族主义肖像,这种事天天都在发生:一个女人默默地捡起鲜花,另一个人则是满腔仇恨。她就是用这种司空见惯、微不足道的生活场景来创造新作品的。作品很简洁,就像是一声叫喊,一声反抗,更像是电影和摄影艺术,来自她对世界、对它颤抖着的东西、对它的回声的一种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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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为外面的世界而写作(2)
普鲁斯特在写《追忆逝水年华》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他愿意付钱给人,请他们倾听他的心里话,然后抓住他们的反应,发现精神领域的真正本质。杜拉斯以这种方式写作,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回想起她目光中的那种热情,面对着她是不可能撒谎的,她好像永远知道对话者在什么地方,他们在哪里说话。
  对她来说,从事新闻写作是认识事实真相及其背后奥秘、弄清其基础和原因的另一种办法,而桩基却往往不牢或者会移动。新闻促使她考虑一些问题,感受这个世界:她的工作具有破坏性,影响人们、让人不适、让人重新考虑得到的东西。小纳蒂娜的劫持者最后能打动人吗?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故事,它和两个人联系了起来,一个是受害的女人,另一个是所谓的强奸犯,他在自己的肚子上捅了一刀。杜拉斯是否知道安德烈?贝尔托德的秘密?“安德烈?贝尔托德和那个年轻女人是否是恋人?”我们看到,杜拉斯式的不懈演绎总是让人思考,甚至给社会带来危险。透过这些事实,我们后来会同样肯定地知道一桩罪案的真正动机:关于克里斯蒂娜?维尔曼的那篇著名文章就是证明。有头脑的人会质询杜拉斯有什么权利去控诉小格雷高利的母亲。其实,杜拉斯身处他方,她早就占据了预言者的地位,她有这种本领,当轮船把她带回到欧洲大陆的时候,她就在舷墙上琢磨这种本领的用处了。外面的世界使她着迷,她喜欢展现它,给它以意义,并试图理解它。两个人同时出现在她身上,一个负责外面的世界,不惜服从它的所有习俗;另一个探索隐藏在心底或黑夜里的黑暗秘密。她试图在两个世界之间建立起联系,极想把被打散和被抛弃的东西重新连接起来。随着世界的堕落,她说起话来就像救世主一样。难以想象的打击——《广岛之恋》一直没有上映——杜拉斯重新找到了作家古老的角色,作家就像船上的望员,像总是在历史的黑暗中照明的火把。她是在现代历史这条摇摆不定的船上意识到自己的作用的,就像反对城市法则的安提戈涅一样。她很反叛,极为警觉,消息灵通,头脑清醒,什么东西都躲不过她的眼睛。她的语言喊出了痛苦,同情那些被邪恶的机器压碎了的人,无情地诅咒那些压迫人、让人绝望的人。她的政治言论像古人一样猛烈,震惊了她的读者——“杜拉斯在夸大。”他们说——但在这种猛烈当中,她觉得最能让别人听清她的声音:与萨特或加缪的政治分析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她也在控诉。杜拉斯用与她战斗的敌人同样的武器来砍杀。她对那些她看来是恐怖分子的人语出惊人;她的批评猛烈而迅速,不信任别人,也不细加区分。《音乐》中抒情和流畅的片段,她是用来谈论灵魂的秘密和那些探索未知、探索秘密的软弱无力的生命的。
  杜拉斯公开抨击主观性。她打算全身心地进入竞技场,立场坚定,充满愤怒,不时犯错,虚荣但有远见。她承认这种接近是正面的、猛烈的,用她的话来说是“野蛮”的。
  所以,她的批评有时让人惧怕:被她指责为非正义或妥协的人往往都把她当作是一个“疯女人”或者是一个不负责的人。法国媒体,几乎是全部,非常保守的那些,从来不让她进入公共领域。她的言论“在政治上太不正确”,甚至连那些为她辩护的人也感到为难。他们说,他们宁愿她专心去写她的小说,而不要去批评时政……当她就波兰问题、资本主义或政治新闻人物表态时,诅咒和谩骂往往是她的王牌。
  看见她像个长舌妇,回到“荣誉之核”栏目,最终对我们进行讽刺,“谁能让如此执着于新闻界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离开那里?”《绑住的鸭子》的一名记者这样写道。而有教养的雅克…皮埃尔?阿梅特也在《观点》杂志上坚定地说:“这是一个火上浇油的女人,确实做了不少蠢事。”但她并不把这些批评放在心上,“在好多年里,在我年轻的时候,”她承认说,“我周围的男人们的建议曾把我埋葬:不要引人注目,不要上电台电视台发表言论,干活吧……不要搞新闻,也不要再拍电影,安静一点吧,别像夏约宫的那个疯女人一样。呆在你的角落里写作。这就是一切。”当她想认真地倾听她的时代时,她是想给它以一种浪漫,让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让人听到社会事件在其内心发出的秘密而黑暗的叫声,不可倒流的时间流在了它的身上,直至把它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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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为外面的世界而写作(3)
她身上的一切都归结为写作,归结为这个想占有一切的贪婪的斯芬克斯,她清楚地预感到自己将成为它的第一个受害者。事实上,她真的能够摆脱父亲的名字多纳迪厄?用杜拉斯这个笔名写作的时候,她以为能够避开这个命中注定的名字,这个名字不断地把她拉回到源头。当她说爱扬?安德烈亚的时候,她便吞噬了他,让他站在《奥莱丽亚?斯坦纳》一边,成了作品的主题之一,夜间历险的“目标”,拉辛的那种目标。她不是谈到了克里斯蒂娜?维尔曼,被杀死的小格雷高利的母亲?这是为了立即创造作品中的另一个也淹没在她的小说中的形象。她不是提起苏军坦克进入布拉格了吗?她一味谩骂,真正的共产主义批判变色了的改变了自己的乌托邦起源的共产主义……
  于是,杜拉斯开始根据自己的想象来阅读历史,就像对自己的重大发现似的。大喊大叫成了她“不可避免”的语言,不管说的话是抒情还是诅咒,比如那些甚至连主角都不知道就说出来的话(我们想起了《音乐I》或《音乐II》,或者是《萨瓦纳湾》中唠叨漫长的歌);也不管是咄咄逼人还是不遗余力地打击谩骂,比如她发表在某些“报纸”上的文字,尤其是她在7月14日寄给迪奥尼斯?马斯科罗和让?舒斯特的文章。调子都是一样的:“一种灵感体验”,如同菲力蒲?索莱尔斯1后来所说的那样,内心体验的脆弱联系。那种体验在痛苦中显得十分感人。
  慢慢地,有一件事情得到了肯定:她所写的一切都来自那部作品。描述自然语言的记述语言也很重要,来自她正在挖掘的黑暗的地层。小说的传统形式,她已经在《街心广场》破坏了它的威严,将变好或变坏,她预感到了所有的可能性。心理描写和巴尔扎克式的观念仍被当作是幻想,影响对人类秘密的认识。在她看来,最好还是眼见为实,来探索写作喷薄而出的秘密。她曾与某些超现实主义作家来往,理解了她不知不觉中捕捉到的这种观念,古老的、原始的思维是她所等待的东西之一。她知道,当她倾听的时候,人们会畅所欲言,自我承认。所以,新闻语言是基本的语言,能让她像摄影机一样抓住生活中转瞬即逝的东西,依证据在现场进行判断。所以,她相信自己的本能、自己的直觉和自己的预感。
  然而她也知道,对“外面的世界”的探寻,不管多么重要,毕竟没有一本真正的书那么有力。所以,当书即将出版时,她马上把它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满腔热情,而且有些神秘地投入其中。
  于是,手只需记录,听写超越自身的东西。她和世人不同,她在写作所展现的“令人目眩的杂乱中”写作。
  然而,在她交给《法兰西观察家》或《浪潮》的短故事中,她仍保留着一种温柔,确信这些短故事会成为她正在写的一本书的组成部分。写凶手的非理性场面、活活地被关在修道院里的加尔默罗会修女、展现在观淫癖眼前的电影明星,在她看来都是一些充满浪漫的激情,它们将继续解释这些不断被人窥视的不可思议的东西。悲剧的死结已经出现在那里,挂在世界的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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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太阳不再为谁而升(1)
根据让?凯罗尔的小说改编的《夜与雾》获得了成功,制片人想让阿兰?雷斯纳导演一部关于广岛的电影。雷斯纳接受了计划,但想请一位女性来写剧本。“弗朗索瓦丝?萨冈?”有人向他建议。“还可以再想想……”雷斯纳反驳说。可是萨冈,甚至根本就不屑于赴约。“西蒙娜?德?波伏瓦?”雷斯纳进而提出。但这次,是制片人们觉得这个主张太荒唐。“波伏瓦,”他们说,“那是第二性,太聪明了……”“那就杜拉斯?说到底,她更女性一些……”
  1959年,在杜拉斯生命中的那个时期,雅洛已经慢慢地与她疏远了,热情减退了,杜拉斯总想在爱情中保持的那种激情消失了。她开始酗酒,喝得很多,照片上的她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更加浮肿,更胖,根本就不像她。她同意写剧本,接受了对方提出的可笑的价格:100万旧法郎,一次性包干……她对雷斯纳说:“我会给你写些东西,不过请你放手让我干……”雷斯纳同意了。他很喜欢杜拉斯的那种絮絮叨叨的风格,他知道,他也可以用杜拉斯正在创造的这种新的语言来打破电影创作的枷锁,发明另一种电影。
  在杜拉斯的推荐下,摄影组选择了埃玛纽艾尔?里瓦。那是一个年轻的女演员,五官极为匀称,皮肤光滑,富有人情味,而且很聪明。杜拉斯喜欢里瓦是因为她在里瓦身上感到了一种内在气质,它完全可以跟她《音乐》中“如歌的中板”所歌唱的东西媲美。
  电影在日本拍了两个星期,在讷韦尔和欧坦1拍了12天。杜拉斯从未去过拍摄现场,而是根据拍摄的进度从巴黎寄对话过去。她每天都写,好像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了故事,好像那是一种仪式性的、自发的游戏,是自己从黑夜中出来的。她所有的主题都上场了,回忆与遗忘之间的冲突、人类为了战胜时间而进行的斗争、爱情的背叛,尤其是发现了遗忘破坏记忆,使其面目全非,甚至以此来肯定自己的巨大的创造力。这一发现以后将成为她未来的作品的动力。
  雷斯纳被杜拉斯勇敢地展现的这种圣诗般的絮叨风格折服了,而当时,新浪潮还没有完全成为时尚。马尔罗2在戛纳审片时说,在《黑人奥尔菲》、《四百下》和《广岛之恋》这三部得奖电影中,《广岛之恋》“是最好的一部”3。评论界的意见分歧很大,简直是一场新的《艾娜妮》4之战,如同杜拉斯后来在1975年戛纳电影节推出的另一部电影《印度之歌》一样。
  评委会主席阿夏尔在审查《广岛之恋》的时候说:“简直是一团垃圾。”而导演夏布罗尔却大喊:“我看是500年来最好的电影。”马克斯?法瓦莱里声称:“一个真正的天才的作品。”米舍利娜?普雷勒说:“一首动人的诗篇。”还有人说:“一部迷人的电影”,“一部深具魅力的电影”,“一部美得让人难以置信的电影”,“银幕上的一首杰出诗篇”,等等。
  没有任何人怀疑,创作了这部电影的不仅仅是雷斯纳的镜头,更重要的是杜拉斯的那种如此特殊的断断续续的风格。她从文学的角度创造了拍电影的另一种方式。她还创造过什么,除了这种重复的艺术,除了这种抒情的诅咒、最终被寂静所代替的窒息的声音?
  直到电影的结尾,杜拉斯才显示自己的真正本性,反叛、惹事、多疑。她毫不犹豫地谈论女性的孤独及其巨大的欲望,并通过一个从荒凉的渔村经过的年轻的德国士兵的嘴,大胆地承认了这一点。她总是反潮流,对世界和事物的态度模棱两可,感情捉摸不定,说话与别人不一样。她最想说的,是谁也不能对别人有偏见,谁也不能指责别人生活失控、冲动和产生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欲望。那怎样才能理解凶手呢?“我觉得应该承认关于黑暗的真实”。早在1958年她就在《法兰西观察家》的一篇题为“舒瓦西勒鲁瓦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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