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经济关联:反常识经济学-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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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海啸是行星撞击所引发的众多风险之一，印度洋海啸已成为研究抵御行星风险的热点。这样很好，某种类型的灾难也许在近期或人类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应该忽视它。这种风险发生的概率或许极其低，但如果发生，结果也是十分惊人的，这种灾难所导致的损失将十分惨重，我们理应采取防御措施。
波斯纳
评论
19世纪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十分乐观地谈到：“国家从灾难中迅速复苏，因地震、洪涝、飓风及战争所造成的损失与残痕也将在短时间内消失。”对于他的观点，我持肯定的态度。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所发生的自然灾害与人为事故都充分证明了密尔的观点。
第六章 自然灾害与全球变暖（3）
美国公民很快就意识到“9·11”恐怖袭击事件仅仅是对其生命和财产所进行的一系列毁灭性袭击的开始。众多新闻评论员都认为这将会导致一次经济大萧条。尽管一些行业和纽约因此低迷了许多年，但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水平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尽管1995年神户大地震夺去了6 000多日本人的性命，毁坏了十几万座房屋，但此后神户的经济发展也迅速恢复了。1918~1919年，全球流行性感冒也造成约3 000万人死亡，但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并不大。
许多自然灾害发生的概率很低，但当它们发生时会对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的伤害。印度洋海啸就是一个可怕的例子：其死亡人数多于“9·11”恐怖袭击事件或神户大地震中死亡的人数，糟糕的是，其死亡人数与国内人口总数的相关性并没有此前的那些灾难中的相关性高。比如，1755年里斯本地震夺去了6万人的性命，据说过去发生的地震中的死亡人数数以万计，还有我前文提到的1918~1919年流行感冒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死亡人数也高达几十万。
以往的历史与事实都证明了一点，遭遇海啸的国家经济复苏十分迅速，尽管度假胜地和沿海地区受到重创，所需要恢复的时间更长。这样迅速的经济复苏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海啸袭击之后亚洲股市并没有受多大影响：在12月底，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股价事实上只上涨了一点点，泰国股价则下跌了一点，斯里兰卡的股价下跌了几个百分点。
我完全同意波斯纳的观点，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来建立更好的预警机制，以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地震、海啸、行星撞击地球及其他灾难，但是无论投资多少、制订多少方案，自然灾害仍会持续发生，有时甚至无法预料。
抵御自然灾难和其他灾难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为那些在灾难中痛失亲人或遭受巨大财产损失的人们提供保险赔偿；另一种方式是采取自我保护的措施以降低灾难发生的可能性，比如，如果一个司机开车更加专注，那么就会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或者某些国家统一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这样将会降低全球气候急剧变暖的可能性。
我们对各种自然灾难了解得越多，自我保护措施就显得越有必要。但是对于许多不经常发生的灾难来说，即使波斯纳已经做了大量关于生命价值的讨论与研究，他也不会支付为了采取自我保护措施而花费的巨大费用。在上述种种方案中最好的做法就是为那些受到巨大伤害的人们提供一种有效的保险机制。因此，我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从保险角度采取防范措施以抵御灾难与风险。
在发达国家，灾难之后的幸存者们通常都会获得用于支付其治疗与康复费用的医疗保险，会有保险来补偿其遭受的财产损失，但那些遇难者们常常将人身保险留给家人，他们的孩子也因此有机会获得正规的教育。相反，当灾难袭击时，亚洲大多数贫困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只能求助他们的家人和邻居。不幸的是，当发生海啸和大地震这样的灾难时，一个家庭的多数成员和他们的邻居都遭遇了袭击，那么这种邻居间的互助就显得力不从心。
从长远发展看，对于贫困国家而言，有效的预防措施就是加大教育的投资力度。一旦人们的受教育水平提高，个人的收入水平和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也都会提高，知识将十分有效地帮助人们应对灾难——对于这一点，密尔在强调知识对于加速灾后经济复苏的重要性时就意识到了。然而，除此之外，我的同事（在芝加哥凯西马利根大学）和我都指出，受过教育的人在作决定的时候目光更长远。这就意味着当他们确定居住地和房屋建造地后，为了防范风险他们会远离灾源地，同时运用多种其他方式来保护自己。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六章 自然灾害与全球变暖（4）
然而，从短期来看，由政府扶植起来的私营保险市场的作用十分重要。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保险对于遭受海啸影响的家庭来说作用并不大。发达国家所提供的大量援助只能在短期内缓解现状。另外一个有效的方案就是在贫困国家设立政府监控风险方案，来修复遭遇地震、飓风、其他自然灾难或人为灾难的地区。这些项目能够为失去丈夫和父亲的家庭、遭受重大财产损失的家庭提供大量的赔偿，帮助他们自食其力，而这样做并不会给诸如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这样较为贫困的发展中国家造成较大的财政负担。
然而，因这些项目而产生的道德风险也很令人担忧，如果某些家庭因房屋被毁而期望得到政府补偿，那么他们会继续将房屋修建在地震活跃的地方，或靠近水灾发生地。对于这种应对政府补偿的行为，我们没有很好的应对办法，但是对人们在潜在的灾源地建造房屋和其他有意为之的行为的不完善的监管措施，仍会促使个人在采取行动时将风险考虑在内。
贝克尔
商人哄抬物价的行为与政府的价格调控
卡特里娜飓风事件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其中之一就是，一半以上的地区都制定了法律，禁止哄抬物价行为，但是对于不合理的价格的规定却往往是含糊不清的。这样的法律很少得到贯彻实施。但是，由于卡特里娜飓风事件（以及随之发生的丽塔飓风）造成了汽油价格的猛涨，这样就妨碍了原油的进口，使得大量的炼油厂倒闭，引起了人们一定程度的恐慌，同时，也促使一系列法规出台，禁止汽油价格的过快增长。
除了完全忽视基本的经济理论（这是美国教育体制的缺失）以及政府官员所采取的敷衍行为以外，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由于产量供给的骤然削减会带来非同寻常的巨额利润。对产量削减的规定的出台限制了供给，这样消费者会为数量有限的产品竞相出价，从而造成价格的飞速上涨。此外，减产有利于减少卖家的单位成本，原因就在于一般卖方都会在生产成本不断上涨的地区供应产品，如果成本下降，那么卖方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产量。由于价格不断上涨而成本不断下降，这样利润就会不断增加。（有报道称，一些汽油站在遭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之后，利润增加了400％）。在受灾期间，尽管消费者已经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与折磨，但是商家仍然向其收取过高的消费价格，这样就会使消费者产生怨恨，而在一个民主法治社会，民众的怨声载道会迫使政府进行干预的。
然而政府的介入实际上是错误的做法，不仅仅是因为它不符合狭义经济学的理论，还因为它忽视了人们所经受的痛苦和司法上的公正。如果为了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与哄抬物价有关的法律或公众舆论将阻止商家收取过高价格，那么就有可能出现产品短缺。消费者可能会支付比过去更高的价格，而其机会成本则是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汽油站排队等待，或者因选择减少小汽车的使用而产生一定程度的交通拥堵。那些真正需要汽油的人，无力承担过高的汽油价格，汽油产量的短缺就会使其遭受重大损失。而唯一的受益者则是那些时间成本很低，而且不急需汽油的人。
这里，我要讲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海商法和普通法（这两种法都是由法官指定的法律体系，但是它们常常被不同的法院应用，因此被划分为不同的法律体系）都禁止所谓的哄抬物价行为。我们假设一个情景：一艘船快要沉入大海了，另外一艘船及时开过来营救货物和乘客。由于第二艘船抢救货物与乘客耗费了成本，因此第二艘船的船长要求第一艘船的船长放弃轮船的所有权，同时将2/3的货物转移到第二艘船上。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利益，第一艘船的船长会被迫答应此要求。也许双方达成的协议不一定在法律上就是要强制执行的，但是海商法中有关于“抢救货物”的条款，那么在此条款的约束下，第二艘船有权为救助行为要求价格补偿，但是要求要合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六章 自然灾害与全球变暖（5）
还有一个类似的案例，也是发生在海上，但这个案例依据的是普通法而非海商法（“阿拉斯加帕克斯案例”，法律专业的学生都熟悉）。在阿拉斯加水域，一艘渔船上的渔民举行了罢工，要求涨工资。考虑到捕鱼的季节因素，这个时候的鱼产量有限，船长就答应了渔民们的要求。然而，法院却不承认和执行这个合同，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合同的签订不是真实意愿的表达而是在胁迫下达成的。
相比于卡特里娜飓风和丽塔飓风事件过后的哄抬物价行为，这些案例或多或少有一定的差异。飓风发生后，收取高价的炼油者和商家并没有引起汽油产量削减。如果他们同意在现有的价格水平的基础上提高价格，那么他们就会因违反《反托拉斯法》而受到处罚。（有人抱怨固定价格的做法，但是据我所知这种情况并不存在。）同样的，在前文所提到的抢救案例中，救援船只并没有被要求提高价格以分配有限的货物，也没有其他的船只进行救援竞争——只有一艘船只施以救援。在“阿拉斯加帕克斯案例”中，本身并不存在劳动力短缺，渔民只是要求涨工资，但是如果渔民拒绝工作，就会造成劳动力短缺了。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这些渔民的垄断组织和我所假设的炼油者与商家所组成的垄断组织是相似的。这两个案例都属于机会主义的例子，他们都希望把握一次无法预知的机会，通过在产量上施压而收取高额垄断价格。飓风造成的汽油产量短缺使得价格攀升，但这并不是人为造成的，而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结果。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产量短缺会引起价格上涨，但同时也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巨额利润。
有人指出，通过价格控制来抵御自然产生的产量短缺，这会使福利和财富之间产生无法跨越的鸿沟，而这种情况是罕见的。我们想象一下，促进人体成长的激素有限，那么激素类产品的价格就必须根据需求来进行调整，所有的激素类产品都会被期望自己子女平均身高更高一些的富裕家庭购买，穷人或者一般收入的家庭都无法得到，他们的孩子没有服用这些成长激素来促进发育，身材都普遍矮小，此后，他们只能比富人出更高的价格才能购买到激素类产品。这种情况下，或许会存在一个争论的焦点：激素类产品的分配应该根据需要而不是价格的高低来确定，我们要考虑到福利因素：为了实现全社会的共同成长与幸福，应该根据人们的需要而不是根据购买能力来分配激素类产品。但是在汽油产量短缺初期，这种福利因素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不管是胁迫还是分配不公，对汽油收取更高的价格会产生极大的外部收益（交易双方都无法控制这种收益，所以在制定价格和商议其他合同条款时，双方都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价格持续上升，通过减少小汽车的数量，或者建议人们选择节能型小汽车，那么更高的汽油价格就会减少汽油的使用量，从而减少了造成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同时也减少了造成大气污染的其他气体的排放量。减少小汽车的使用，可以降低交通的拥堵程度。此外，美国减少石油的消费量就会使国家更加稳定，因为这样会缩小一些不稳定国家的福利水平差距，如沙特阿拉伯、伊朗、委内瑞拉，他们控制了世界大多数石油的生产。
第六章 自然灾害与全球变暖（6）
总而言之，由汽油“哄抬物价”行为产生的社会效益似乎超过了其造成的大幅度增加的社会成本。
波斯纳
评论
追溯到几千年以前，在食物供应和其他产品供应短缺的时期，人们强烈抗议价格上涨。那些欺诈者和投机者都被攻击、辱骂和流放了。目前由众议院审核通过的《能源法案》制定了许多合理的条款，但同时也要求美国贸易委员会对“哄抬物价”行为设立标准，违反者一定要受到惩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其他战争期间，包括美国在内，许多国家都进行了价格控制，那时许多产品都处于短缺状态。这似乎看起来好像是哪里冒烟，哪里就会发生火灾，但是当自然灾害造成产量短缺时，我完全同意根据供求平衡来提高价格。
正如波斯纳所言，要在汽油等产品大幅削减产量的时候抑制其价格上涨，只能采用低效的方法来分配有限的产品。对于提高价格，有一种替代性的方法——配给制，比如先来先得，或卖给那些企图贿赂供应商的人等。所有的做法都不是很有效，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卡特总统下令实行汽油配给制以后，那些依旧记得排着长队、等待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才得到10加仑汽油的人们意识到这是巨大的资源浪费与成本损耗，而这些都是因分配有限产品的非价格手段造成的。
还有一个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许多国家都实施租金控制。许多国家现在已经取消了租金控制，但是某些城市如纽约，仍然保持租金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