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经济关联:反常识经济学-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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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以某种属性为标准的排名是可以被学校操纵的。一个常见的属性就是录取比例。该比例的两个要素都是可以被操纵的——申请者的数量可以被操控，即通过在录取条件中加入随机因素，所以那些无法达到常规录取标准的学生仍然可以有机会被录取，这会鼓励那些学生申请该大学；还有录取的人数也可以被操控，即拒绝可以被排名靠前的学校录取（并愿意去）的优等考生。
大学排名对教育界的影响尚不明确，但是我认为该影响是负面的。就排名通常的信息局限性以及（尤其是）综合排名而言，最主要的信息仅仅是大学的级别，但是这对学生（和他们的父母）来说是很重要的，而且事实的确如此。考虑到评价大学的高成本，雇主甚至还有职业学校和研究所的招生委员会很可能非常看重学校的排名，而这将促使申请者去申请他们有机会被录取的（如果他们负担得起）排名最高的学校。这将提高学校的排名，因为所录取学生的学业能力倾向测验成绩（SAT）和其他测验成绩在一个大学排名中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这反过来又会吸引更加优秀的申请者，之后将导致该学校的排名大幅度上升。结果是学校会吸引一个素质与该学校课程质量不相称的学生，得到一个与其课程质量不相称的排名。最终，如果排名仅仅是基于大学教学质量的情况，那么大学的附加价值会小很多，因此，学生付出的学费得到的回报比他们把学费用在其他地方得到的回报少。然而，这个结论必须在下面这个重要的问题上得到证实：优等学生聚集在众多排名较高的学校里，而不论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如何，这些学校通过使其学生接触其他聪明学生，让学生们处于颇具价值的未来领导者社会关系网中，这样有助于形成学生的人力资本。这样做既对社会意义重大，又对学生有好处。
最后一个问题是，考虑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并不完美，为什么刊登大学排名使得该杂志的销量大增？而且，至少在大学排名和法学院排名（后者的影响力相当大）上，该杂志没有强劲的竞争对手。我猜是因为其他商业性大学排名系统的市场太小，因为一个新排名系统的出版商无法使人们相信该新系统比以前的要好；而且它也无法做到，因为一个排名系统的质量比大学的教育质量更难以评价。因此，大学申请者和他们的父母就不太愿意理会第二个系统。
第三章 学术与商业（8）
波斯纳
评论
在过去20年中，教学课程、医药、医生、汽车还有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排名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由于学生、病人和其他消费者难以获取所接受的各种服务的足量信息，比如其他学生和老师的素质、班级规模、毕业生的收入或者医院的病患死亡率，所以各种各样的排名就形成了一个健全的市场。我认为以总体来说，尽管要获得可信的排名并不容易，不过排名却能够传递出关于质量的有用信息。
或许排名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大学“说了算”。因此正如波斯纳所说，如果在排名中考虑了录取比例，学校就会接收素质较差的报名者。如果医院按照病患死亡率进行不完全排名，那么医院就会倾向于拒绝接受重症患者。然而，学校和其他组织不仅通过修改评价标准来操纵其排名，而且通过提升其自身品质来影响排名。这样看来，一些在便利设施和为学生提供的其他服务方面排名靠后的商学院和大学就通过改进硬件设施、减小班级规模、完善网络建设来影响排名。
总的说来，判断评价方式对消费者具有正面价值，还是负面价值的关键就在于，优质的信息是否超过了误导性信息，这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博弈”。
消费者面临的困难不仅仅在于大学、商学院和医院提供的是信用产品，还因为在这些领域中重复交易很少甚至没有，因为学生不可能去同一所学校就读两次，很少有病人在同一家医院反复住院。即使如此，大学申请者（和/或他们的父母），或者选择医院的病人会很容易地发觉这些机构有操纵的动机。这减少了他们从排名中获得的可信的信息量，但这通常并没有使得那些信息变得一文不值。
任何认为排名使得消费者获得的信息变得更加糟糕的结论，既没有充分考虑到在没有排名的情况下，要合理选择教学课程和医疗帮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又没有充分考虑到，在学校排名和医疗保健排名中，要找到不同的标准是一件颇具挑战的事情。更准确的结论应该是，人们对排名具有浓厚的兴趣，还有提供学校、医院、医生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排名的杂志、报纸和非营利性机构的迅猛增长，都强有力地表明，消费者相信他们从排名中获得了有用的信息。他们获得信息量的多少，因他们获取信息的途径不同而不同。
那些提供排名的营利性机构和非营利性机构，通过强调不同的标准展开竞争。例如，一些提供MBA课程排名的报纸和杂志强调不同的评价标准，比如招生人数、毕业生收入、与入学前相比毕业生收入的增加、所提供的便利设施、教职工的研究能力、对全球性问题的关注度等。排序者通过采取不同标准和重点进行竞争，这表明各个学校的申请者中非常多的人意识到了排名是怎样产生的。
可以确定的是，人们有办法改进排名产生的方式，以使其不易被参与排名的学校所操纵。马克·麦克莱伦和道格拉斯·斯泰格在2000年发表于《健康经济学和政策论坛》的文章，题为“医疗保健供应商的品质比较”，还有他们的其他文章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比如，麦克莱伦和斯泰格于2000年发表在《医疗行业的变迁》（戴维·卡特勒任编辑）上的文章，题为“营利性医院和非营利性医院的医疗质量比较”。例如，通过与入学前相比，毕业生收入的增加（而不是通过毕业生收入）可以比较各种MBA课程的教学质量。以收入的增加作为评价标准，将有助于控制一个课程的学员素质（《金融时报》上的MBA课程排名就是以这种附加价值作为评价的基础）。为了更好地评判学生们实际上从MBA课程或者大学中获得了哪些收益，我们不应该仅仅采访现在的学生，还应该采访采访3年前、5年前，甚至10年前毕业的学生。工作或者进修几年之后，学生们就会考虑到长远利益，而试图通过表面性的便利设施来影响学生的评价就不再起作用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学术与商业（9）
消费者对于排名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这表明他们认为学校及其课程、医疗保险和汽车的排名是有价值的。这些排名可以改进，事实上也正在改进，而排名通过了市场的考验则表明消费者相信这些排名是有用的，并且他们愿意为之付钱。
贝克尔
来自波斯纳的补充思考
本书这一章关注的焦点是高等教育及其发展，所有文章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商业化。不论好坏，大学正变得越来越像商业企业。它们更具竞争性，因此更关注于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就如我在之后的文章所说：
顶尖大学逐渐变成拥有数亿美元（甚至10亿美元）资产的巨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些大学需要专业管理者，所以它们雇用了专业管理者。专业管理人员从商业领域得到启示。所以，我们的大学深深陷入了对冲基金的旋涡，渴望得到超竞争投资回报，忙于将科学研究商业化，千方百计地寻求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为了提升自己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上的排名而人为地操纵数据（例如，通过模糊录取标准，它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申请者，因此也能够拒绝更多的申请，最终使大学看起来更具选择性），夸大高学历毕业生的就业前景，通过提供高薪和轻松的教学任务争夺学术名人，还有在争夺战中，建立一种双重聘任制，在该机制的顶端是终身雇用制的教授，在其底端是由没有终身任期、没有福利的研究生和临时教员来负责大部分的教学工作。
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法学院曾作出了一项决定，即向只记及格和不及格的评价系统迈进，而不是用字母或是数字来评分，这一举措具有划时代意义。但这对学生们的未来雇主来说是不幸的；作为一个在过去27年一直雇用书记员的法官，我可以证实，字母评分或者更受欢迎的数字评分为潜在雇主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但是，精英法学院的学生却（有点不可思议地）讨厌分数。通常，耶鲁法学院拥有最优秀的学生，而且人们认为耶鲁大学采用了只记及格和不及格的评价系统是学生青睐该大学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其他顶尖法学院也解释了一个现象，即由于高额学费和大学对校友捐赠的依赖性，学生从教育的主体变成了顾客——在商业领域，顾客永远是对的。
人们对我写的关于剽窃的文章作出了很多评论，这表明在剽窃问题上，我有点“畏首畏尾”，尤其是当剽窃行为的实施主体是教授和其他“成熟”的作家时，情况就与学生剽窃大不相同了。我坚持我那离经叛道的看法，即学生的剽窃行为是更严重的过失。剽窃的学生不仅以牺牲其诚实的同学为代价推动自己的事业发展，而且他没有从剽窃中学到任何东西。然而，一个“偷取”他人观点或是言论用到自己著作中的教授不仅能创造出一个对其读者来说更加优秀的作品，而且还会大大提高其自身作品的质量。当然，作者应该承认他确实剽窃了，不这样做就是错误的；我的观点是，由于剽窃作品的问世，被剽窃的作品可能获得附加价值。因为教授的剽窃更容易被发现（抄袭的内容会出现在出版物上），因为教授或其他专业性作者剽窃被发现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耻辱，因为（如一些评论所指出的）电脑搜索引擎使得人们发现剽窃行为变得更加容易，所以我坚信，实施剽窃的学生应该受到开除的惩罚。
关于剽窃问题，我于2007年出版的《论剽窃》上有深入讨论。
第五章 求职、工作与薪酬（1）
收入不均与贫富差距
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不均加剧了，尤其是自1980年中国开始经济腾飞后，中国的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之间的收入不均现象更严重了。同时，每日生活费低于2美元的中国男性、女性和小孩所占的比例大大降低了——世界银行以每日生活费低于2美元为标准来定义贫困。中国的穷人因为经济飞速发展而富裕起来了，尽管他们的收入和中产阶层以及富裕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了许多。类似的结论同样适用于印度，在过去的20年中，印度总体经济的爆炸式发展使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了，但是极其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却提高了。
美国政治家和很多其他领域的人都非常担忧过去25年里美国人收入不均的加剧，为了应对这种担忧，我作了以上调查。中国和印度的例子表明，收入不均的加剧是好还是不好取决于这种不均产生的根源。我认为，美国收入不均加剧的原因是有利的、合理的。
基本事实是这样的，高端技术人员和低端技术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有增大的趋势。就教育而言，高中辍学者的实际工资（根据消费者价格指数而调整的工资）并未发生多大改变。高中毕业生的收入增长得稍微快一些，所以辍学者和毕业生之间的收入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大了。
重点是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的收入都快速增长了，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法学文凭和受过其他高等教育的人的收入增长得最快。这些造成了由于受教育程度不同而导致的收入不均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和受过较少教育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还需要注意的是，受教育程度导致的收入不均越来越严重，对于男性和女性、黑人和白人来说，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和黑人收入增长的速度比白人男性收入增长的速度更快。因此，由性别和种族所产生的收入差距，尤其是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中，实际上是大大缩小了。
由于受教育程度导致的收入差距变大了，更多的高中毕业生为了获得一个大学文凭而选择继续深造。这种崇尚教育的趋势越来越普及，在所有的种族以及少数族群中都出现了，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开始崇尚教育，这种趋势在女性中尤为明显。准备上大学和即将大学毕业的女性数量上升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大学生中女性的数量比男性还多。女性还进入高收入领域，诸如商界、法律界、医药界，而且离女性的传统职业越来越远，诸如教师、护士等职业。与男性相比，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了，尤其在黑人和在美国的拉美人中，这种现象更加普遍。
收入差距的拉大主要应归因于社会对受教育人群和其他技术人员的需求增加了。考虑到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生物技术的发展，社会对技术人员的需求增大并不奇怪。而且全球化使得全世界对来自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了，那些产品和服务大多出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和其他高科技人员之手。全球化还鼓励国家转而进口产品，让来自中国和其他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力来生产这些产品，而不是在国内自行生产，因为这些并不需要太多技术。
在过去几十年中，由于社会对于高端知识人才和高端技术人才的需求增加，回大学继续深造的人所占的比例增大。这也促使更多的高中生选择上大学以获得大学学历，选择继续读研的人也越来越多。
第五章 求职、工作与薪酬（2）
有人可能会问，由于在过去25年中，学费增长得很快，回到大学深造的人所占的比例是否真的增加了？事实上，学费升高的主要是由回到大学深造的人增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