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经济关联:反常识经济学-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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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前已提到过，由于网络等技术的发展，生产仿制品变得更加容易了，正因如此，要揭发那些仿制品变得越加困难了。由于市场的全球化进程，揭发那些仿制品也变得更加困难。这些变化表明，对抄袭者的惩罚应该比过去更加严厉。但是，全球化常常使得惩罚仿制品生产者举步维艰，因为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并不愿意加强对外国生产的产品任何版权和专利上的保护。
贝克尔
营利性大学的繁荣
上周，纽约州教育局决定该州暂时不允许开办营利性大学，昨天的《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对此发表看法。营利性大学在全美范围内迅速发展，《时代》杂志上的文章讨论了纽约和其他地方的一些营利性大学出现的问题。尽管各种各样的诽谤层出不穷，但我认为营利性大学满足了人们的一种重要需求，纽约州实行暂禁是不明智的，应该被废除。
在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在美国，约70％~75％的学生在念公立大学），公立学校在高等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可以确信的是，在一些国家，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诸如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斯沃斯莫尔大学等，日本的庆应大学和许多其他不知名的大学，以及法国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在过去的30年中，尤其是在美国、中国以及亚洲的其他国家，营利性大学的数量从寥寥无几发展到遍地开花。美国职业生涯大学协会的成员是一些营利性大学教育机构，该协会大约有2 000多名成员，但不包括最著名的营利性大学，如凤凰城大学和德锐大学。凤凰城大学是美国国内公认的最大的私立大学，也是最古老的营利性大学之一。凤凰城大学建于1976年，每年招收10万名在线学生，该大学在30多个州的170多个校区拥有更多的学生，其资产市值为几十亿美元。
据《时代》上的文章所言，纽约州营利性大学所招收的学生数约占所有大学生数量的7％。这还不包括不能在该州招生的凤凰城大学。在其他州，营利性大学招生数也在不断增加，尽管我没有那些大学的招生数据。 。。
第三章 学术与商业（4）
考虑到商业性大学在和纳税人提供资金支持的教育机构、资金雄厚且免于支付财产税和所得税的私立非营利机构进行竞争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为什么营利性大学还能如此繁荣呢？对我来说，显而易见的答案就是，商业性大学满足了其他学校无法满足的需求。营利性大学通常招收低收入和高龄学生，他们大多是非裔美国人，有的来自于其他种族。这些大学提供在晚上和其他方便的时间上课的专业课程。在收费较少的公立大学和非营利大学，这种机会通常难以获得。
再者，营利性大学率先提供网络教育，为上班的学员提供最大的便利。学员可以在晚上、周末、上班前一段时间或者对他们来说更方便的其他时间学习相关课程。参加在线课程的学生之间无法进行面对面交流，教室里也没有老师，但是在虚拟教室里，不论身在何地，学员之间都可以相互讨论，并且学员可以直接、迅速地找到老师回答他们的问题，以及为他们提供其他信息。难怪几年前网络公司萧条之后，数以百计的在线教育机构依然可以持续经营。一些在线教育机构可以授予学位，包括高等学位，但大多数只能提供某一特定领域的专业性培训，或者为落后的专业人员提供进修课程。
在很早以前，合法营利性大学的学生就有资格申请联邦贷款，也有资格申请大多数为学生提供资助的州立贷款项目，比如纽约州的大笔学费资助项目。因为营利性大学的学生相对较多来自收入微薄的穷人家庭，所以这些学生享受了联邦政府贷款和州政府助学金的比例相对较高。例如，据《时代》杂志上的文章所言，这些营利性大学获得了纽约州提供的学费补助的17％，但是它们的学生数只占整个州学生总数的7％。
《时代》杂志关注了纽约州和其他地方出现的少数几个破产的营利性大学。众所周知，私立大学的学生欠款不还的比率高于公立大学或非营利性大学。由于对其课程进行虚假宣传、非常低的准入门槛，甚至更改学生的答案以使他们有资格申请州政府补助，有些营利性大学已经因此被告上了法庭。
然而据我所知，没人深入地分析过公立大学和私立非营利性大学的误导性宣传或者欺骗行径发生的频率。许多非营利性的公立和私立大学认为，提供劣等教育、在其报考指南中作出误导性保证、为所授课程作广告、开设毕业后几乎找不到工作的博士课程，还有其他虚假的、误导性的或是不道德的行为是有罪的。晚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写了一篇幽默的文章，名为“教学历史真相概略”，被收录在他1962年的论文集《知识分子和商界》中，该论文集的主要观点是，如果以私营企业的标准开办传统大学，这些大学就会面临大量的诉讼。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从社会角度看，当顾客难以判断企业所提供服务具有哪些隐蔽信息时，非营利性企业比营利性企业运行得要好一些。但是，在比较非营利性大学和营利性大学的绩效时，该观点似乎显得无足轻重。学生通常能够对其接受的教育类型作出快速的评价，他们也能够分辨他们学校的毕业生是否可以找到好工作。许多营利性大学的学生会高估自己的能力，也可能高估他们毕业或是学完某课程后的就业市场，但是这种情况同样会出现在那些著名大学冷门专业的学生身上，比如冰岛文学或者中世纪欧洲历史。
第三章 学术与商业（5）
大学是一个具有高度竞争性的领域，虽然非营利性大学有雄厚的资金支持，但营利性大学已经迅速发展。这表明营利性大学正在适应一种需求，而传统大学没有完全满足这种需求。当然，这类大学的谎言和骗术应该受到民事诉讼的抨击，但是政府政策和其他精心策划的打击行动不应该成为非营利性大学击败新的强大竞争对手的手段。
贝克尔
评论
我同意贝克尔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的观点。但是，我想从一个略微不同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即思考一下为什么美国的高等教育由公立大学和私立非营利性大学占主导（而在国外，几乎所有的教育都是由政府掌控），以及这表明了营利性大学快速发展的原因。
非营利性企业有两个特点：（1）享受免税待遇；（2）在一个非分配约束下运行——即超过成本的额外收入不能作为利润分配给企业“所有者”。这两点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为了享受慷慨的免税待遇，一个机构不应该只制定有利可图的目标（比如推动教育、健康、宗教、艺术等发展），而是应该将其所有资源（包括资助收入）用于慈善目的。
非分配约束的确是强制性的，因为它意味着非营利性企业在股票市场无法筹集资金。只有当非营利性机构能够吸引捐助者投资时，它才能够与营利性对手进行竞争。一般说来，这要求该非营利性大学拥有许多富裕的校友，因为他们是大学主要的捐助者（部分原因是出于感激之情，部分是出于利己主义，即他们能够从杰出的大学中获得声望，且他们希望帮助该大学保持其杰出性）。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为了吸引来自富有家庭的孩子和收入前景可观的孩子，学校不得不提供富有吸引力的课程、良好的住宿条件和运动设施，还有杰出的师资力量，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要花钱的，这对于非营利性大学来说，除非已经有了富有的校友，否则它很难筹集到这些资金。这就是为什么非常成功的非营利性大学的历史都非常悠久。它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来“培养”可以慷慨解囊的校友。建于20世纪40年代的布兰迪斯大学是少数几个历史并不久远的著名私立大学之一——它在建立捐赠基金问题上面临重重困难（虽然部分原因是其他著名大学的犹太配额被取消——那些配额是创建布兰迪斯大学的主要因素之一）。
于是，这就形成了非营利性大学学费越来越昂贵的趋势。家境不富裕、收入前景不乐观的孩子想要进入那些大学就会受到“捐赠录取”制度的诸多限制。捐赠录取是优秀的非营利性大学资金筹集策略中的重要部分。
公立大学通过学费补贴来填补差额；联邦政府贷款和州政府贷款项目可以补贴大学学费。但是公立大学的学费一直在上涨，同时这些大学通过变成半私有化，试图寻求更富有的学生——有时富裕学生的比例甚至超过一半；例如，密歇根大学虽然是州立学校，但如今其收入只有约10％是来自州政府。
因此，贝克尔的文章中谈到的营利性大学的繁荣可以找到一种解释，即在非营利性大学和公立大学中，由于某种原因没有高收入前景的学生越来越少，而高收入前景能够使得学生们对学校来说更有吸引力，也使那些学生有能力支付非营利性大学和公立大学的学费。如果不能依靠这些校友的未来捐赠，这些学校的办学资金就必须来自于利己主义的捐赠，例如为了谋利的投资者；所以，越来越多的大学采用了营利性办学模式。在最近几年，面向低端市场的非营利性大学也已经出现，但是它们在与营利性大学竞争的时候就会处于劣势，因为它们没有校友基金，从而很难筹集到资金。
第三章 学术与商业（6）
新开办的营利性大学更有可能出现欺诈和其他不法行为吗？我认为是的，原因有两个。首先，相对于已经设立的教育机构来说，新设机构的消费者（学生和其家人）没有那么深谙世故。其次，已设立大学拥有比新办学校更多至关重要的“信誉资本”。因此对它们来说，欺诈或其他误导性行为的成本要大得多，所以它们也会尽最大努力防止其发生。这与“贪婪”程度没有什么关系，而仅仅与实施不当行为的代价有关。对于非营利性大学和公立大学来说，实施不当行为的代价更大，因为它们要考虑到自己的顾客和声誉。然而，信誉资本对非营利性大学来说，就如其对凤凰城大学之类的已建营利性大学一样重要。但是，营利性大学数量的猛增意味着这类大学大多是新开办的，这也意味着，就如纽约官方所言，欺诈行为毫无疑问将会增加。
不过即使如此，这也不能成为关闭营利性大学的理由，因为营利性大学满足了非营利性大学所忽视的需求。就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而言，营利性大学所作出的贡献不应该被轻视。
波斯纳
各类排名的可信度与价值
毫无疑问，选择目标大学、专业或者研究所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各个大学的名气、课程、设施、师资、便利设施、所在地和学费存在较大差别。对学生来说，这些差别最后都可能转化成就读某所学校为自身增加价值的差别。某所学校是否具备优等设施和令人满意的地理位置是很容易判断的，但是就读这所学校对于学生人力资本有何种提升却难以分辨，而这是教育的主要成果。结果是，经济学家认为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是一种“信用”产品。信用产品从广义上讲，是指产品价值无法在购买之前通过检验或者其他可信的方式进行判别，消费者从而不得不无条件地相信生产者。
有人可能会认为，因为多数大学（为了简化起见，我通常用“大学”来表示任何形式的高等教育机构）是非营利性的，人们相信它们的市场营销是诚实无欺的，但是这个想法太天真了。高等教育机构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它们的市场营销与商业性卖家相比更加无所顾忌，因为它们的虚假宣传不易受到法律的制裁（要证明某人的大学经历“毫无用处”，比证明某人购买的照相机有问题困难得多），此外，大学的教师和管理者会轻易地屈从于道德优越性和智力优越性的假象。值得注意的是，靠名誉来使大学不再夸张地保证其“附加价值”是行不通的，因为即使终其一生，毕业生也难以分辨他们的技能有多少来自于大学所学。但是，人们仍然可以依赖市场调控。特别是主要依存于校友捐赠的大学比不依存于校友捐赠的大学更有可能不去作出夸张的保证，学生们毕业后才会认清那种保证的本质。
信用商品与不可靠的商家相配合（即法律因素和名誉因素无法阻止其进行欺骗性商业行为的商家）就催生了第三方评价的需要，如《消费者报告》所言。针对高等教育而言，高校指导顾问（还有职业学校，以及研究所的大学教授和指导顾问）向公众提供传统的评价，而1983年以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出版的大学排名则起到了补充作用。
这些排名产生了一些有趣的经济学问题：排名对信息成本产生的总体影响，尤其是关于高等教育；大学自身对排名的操纵；排名对教育的影响；为什么《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虽然受到来自著名大学（如斯坦福大学）的激烈抨击，却仍然屹立不倒。（但是，也存在一些竞争性的排名系统，尤其是针对商学院。）。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三章 学术与商业（7）
信息量和我称为的信息成本之间存在一个博弈。排名将信息成本问题处理得非常好，为其用户提供了评价，排名使得用户看一眼便对所有选项一目了然（在这里，选项是指可供选择的学校）。但是，一个排名包含的信息量通常很小，因为该排名无法揭示出各个级别的价值差距有多大。学生们不再崇尚精英大学的原因是，由于大学申请者众多，精英式的入学标准造成了学生素质大同小异。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的综合素质差距，或者前10名和倒数10名之间的差距可能非常大，但是第100名和第200名学生之间的差距可能很小，这至少和排名顺序大不相同造成的表象有关。
大学排名的信息量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信息量一样，相对较小，因为这些是混合排名。也就是说，按不同的属性排名，然后，综合各属性排名（通常要经过权衡）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