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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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我们的时代，引导了我们一时的步履；时代，我们的时代，馈赠了我们一生的厚礼！” （选自作者散文《校园里青春的风采》）
“新三级”身处于特别的年代，也养成了复杂的性情。那是真善美、假丑恶竞相争胜的年代，也造就了两种人格的鲜明分裂：是君子即古道热肠，是小人也计谋老道。君子有君子的本性，小人有小人的来由……那个特别的时代以特别的气候培育了耿直也培植了阴险，造就了英雄也造就了奸雄。他们有特色鲜明的语言，标示那个时代的痕迹：担当道义“向毛主席保证”，耍滑头也“向毛主席保证”。
“新三级”每人心里都存有各自的庆幸和遗憾。庆幸的是，在感觉命运已经定型的时候赶上恢复高考，在经济条件都很困难时得到毛泽东“人民福利”的保护；毕业时年龄虽大社会上却刚刚开始重视学历，有了岗位即逢市场经济大潮滚滚，很多人游刃有余挥洒弄潮。遗憾的是，在最年轻气盛的时候，思想不能自由驰骋，在最具有浪漫神韵的时候不能大胆追求、自由恋爱，在最该学习的年龄国家教育全部混乱，在本该就业的时候来赶大学的末班车，毕业后最想干事业的时候很多人将近退休；本该到了省心的年龄却还没有忙完孩子，赶上新时期社会开放，眼见时兴请客送礼自己却丢不开当年的魂魄；当年的正统教育给了他们正统的爱情，但到悟懂爱情却已经鬓发斑白……
“新三级”内心装满阅历，装满沉重，装满思考，装满感慨，他们有太多的苦楚，他们有太多的泪水。他们总感慨此生丢掉了应该有的很多很多，收获了不该得的很多很多。感慨自己青春时光没有青春的风采，快乐年华没有快乐的感受。遥想当年不堪想，回顾岁月多憔悴。在他们吃苦受累引为幸福，心甘情愿乐在其中，呵护子女的时候，慨叹当初想都不敢想如今年轻人青春的潇洒。我相信他们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青春的生命是可爱的，可爱的青春有时限；青春的生命是辉煌的，辉煌的青春不永驻。我们曾有年轻的时候，今天的我们不年轻；我们曾有青春的时光，青春的时光不复返。于是我关注，关注他们的年轻多美丽；于是我羡慕，羡慕他们的生活多幸福！”（选自作者散文《校园里青春的风采》）
“新三级”特殊的阅历铸就特别的心怀，容易回忆、容易怀旧，时常激动、时常感慨。回忆是他们一代人的资本，回忆是他们集团性的情绪。随意一点都能触动心底的伤痕，轻轻一碰就能打开泪水的闸门……说不清是喜是忧，喜忧难分、喜忧参半；说不清该哭该笑，哭笑难分、亦笑亦哭。
“新三级”是一段历史，是一个缩影；是国家民族的命运，是社会历史的符号；它是过去的结果也是未来的启迪，是既往而去的昨天也是即将到来的明天……
“新三级”是一种哲学，“新三级” 是一个注脚，“新三级”揭示了历史，“新三级”注解了人生。说到根本处，“新三级”就是那个大众语言：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新三级”总是一个太过复杂的社会现象。“新三级”，是雾里之花、是水中之月，思你想你说你看你就好像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也许今天的学子看不懂这样的文字，也许年轻的一代读不懂我们的心情……而我们希望，希望今天的学子能了解一代人走过的日月；我们期盼，期盼年轻的一代能理解一代人成长的秘密。”（选自作者散文《校园里青春的风采》）我们想告诉今天的青年们，现代性是要有的，历史感也是要有的；不要辜负了自己的青春，不要辜负了自己的时代。
“新三级”，各位辛苦；“新三级”，多多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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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老三届”那代人（1）
论“老三届”那代人
米鹤都
作者简介：米鹤都，男，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师大一附中1968届初中毕业生，16岁到陕北上山下乡，20岁应征在陆军47军服役，退伍后做过工人。恢复高考后，成为中国人民大学1977级本科生，主修中国近现代史。毕业后在中央国家机关从事理论和政策研究多年， 并全程参加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研究工作。1990年后在美国斯坦福等数所大学做客座研究，后从事科技研发的管理工作。曾出版和发表多种学术书籍和论文，对*统一战线理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西安事变及国共合作、红卫兵运动及“*”主体具有相当深入的研究。
无论如何，“老三届”一代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如果用代与代之间做比较，他们是受害最深的一代人。一位学者这样分析：我们在了解国情、了解基层和个人意志品质锻炼方面确有一定的优势，然而为此“得”付出的诸多代价中最沉重的莫过于青春的逝去和知识结构的欠缺。此一“失”终生难以弥补。这代人中每位佼佼者身后被埋没的同龄人的基数比任何一代都高，换句话说，这是淘汰率最高的一代，被淘汰者并非完全因为他们无能，很多是出于历史的阴差阳错。
在共和国一个甲子的艰难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那条若隐若现的轨迹，即与共和国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生命历程。这代人以其特殊的政治启蒙教育，以他们独特的思想社会化过程，以他们传奇和惨痛的青春经历，形成了他们作为一代人特有的共同社会经历和文化心理素质，也构架了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生活的特殊公共空间。
随着新中国诞生的这一代人，有人把他们称为“红卫兵一代”；有人把他们称为“老三届一代”；还有人把他们称之为“知青一代”。对于这一代人的称谓和概念使用上，十分混乱，即使在学术界也很不一致，从外延的划分到内涵的理解也都存有很大歧义。
我更倾向用“老三届一代”来概括这一代人。“老三届”狭义的概念是指“*”期间应于1966年、1967年和1968年毕业的中学生。但是，今天我们谈到“老三届”，很多时候也是把它作为一个社会符号，来概括一代人，来揭示一个时代的风貌。
那么，这一代人的涵括范围是什么？
我在《聚焦红卫兵》（香港三联2005年版）一书中是这样定义的：这一代人是以“老三届”为主体的，上面包括“*”中毕业、具有上山下乡经历的大学生，下面包括至“*”结束还在上山下乡的各届中学生。宽泛地说，这代人是涵盖了整个20世纪60年代正在读书年龄的所有人。
这样划分的依据，除年龄因素外，是因为“代”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具有共同社会经历、共同思想体验、共同行为特征和共同历史性格的社会群体。而老三届们，恰恰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他们作为一代人的代特征。
如果把老三届这个群体放到同时代的国际社会中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整体经历不仅绝无仅有，而且具有不可复制性。他们是在国际社会都在向都市化发展迈进中，主导了一场反历史进化方向的社会大迁徙。他们堪称是当代社会的活化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如果把老三届这个群体放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观察，明显感受到他们的整体命运始终伴随中国现代政治而跌宕起伏。几乎每次社会大动荡，他们都成为了主要载体，或者说是主要的牺牲品，凸显出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所大学中的实验班角色。
论“老三届”那代人（2）
我们试从他们共同的社会经历、共同的思想体验、共同的行为特征和共同的历史性格来做一点分析。
这代人的共同社会经历有三个方面：
一是“*”初起的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运动是作为“*”序幕的，一场以当时的中学生为主体的、自发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青年社会运动。
说红卫兵运动是“*”的序幕是基于：无论从红卫兵运动的缘起、成势、发展、结局来看，还是从其指导思想、组织结构、行为模式来看，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错误理论的社会化表现，是“*”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它与“*”的关系如同火种与干柴，前者对后者起了催化和助动的作用。但是，说它是序幕就意味着它不是正戏，“*”的目的是要解决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个司令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红卫兵运动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工具而已，远不具备这一*所需要的那种能量和深度。
红卫兵运动是以当时的中学生为主体的运动，它与尔后衍生的各种“造反派”组织具有明显区别。二者似乎有一脉相承的形式，实质上却有两个重要差别。一是年龄构成上的不同，前者主要是未成年的青少年所组成，后者则是成年人的组织；二是两者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也是一种序幕与正戏的关系。
红卫兵运动还具有自发的性质。它起源于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开始只出现于北京为首的几个大城市，至“八一八”后在全国勃然成势。虽然它有“五一六”、“八一八”这样的大背景和前提，但“*”会以红卫兵运动的形式全面铺开，却是谁也始料未及的，这种偶然性是由当时青年学生的自发举动造成。自1967年春，全国陆续实行对学生的军训后，这种自发的性质才不复存在，红卫兵开始被纳入中央*控制下的“*”的“正轨”。无论此后各校、各地的红卫兵是否仍然具有自发性质的活动，从这时起，红卫兵作为一个整体已向御用工具转化，红卫兵作为一场自发性的运动，也就大致地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红卫兵运动是“*”中具有特殊性的阶段，它是在社会上多数成年人处于观望、权衡心态时，便已独立行动起来的青年运动，它在整个“*”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同时，它又是青年群体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企图表现自己，争得自己在这场大革命中的地位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尝试。它具有明确的意识性、组织性和持续性等性质。红卫兵运动作为青年群众这样一种有组织的集团行为，无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这种自发性的“争做革命接班人”的尝试是“红卫兵”们整体的独特社会经历。
在定义红卫兵运动的同时，需要划清其与“造反派”组织的区别：红卫兵是学生组织，是以未成年的中学生为主的组织，是“*”初起成立并很快名存实亡的组织，它没有参与“*”的深层活动。“造反派”相反，它是当年各行各业的成年人的组织，但是很多组织的名称也同样冠以红卫兵，但是其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他们参与了“*”深层的权力和*。
另外，今天在客观认识他们这段历史的时候，首先要把他们放入“*”的大背景去了解。“*”可以说是当年全社会的灾难。在20世纪60年代严酷的阶级斗争教育下，客观地说，在接受和拥护毛泽东思想这一点上，在被激发的革命热情方面，这代人的多数，甚至可以说是绝大多数是参与或追随了红卫兵运动的，当中甚至包含着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在挨整的情况下积极参与“*”运动。当他们被灌输的“对敌恨”的阶级斗争观念，被神化的领袖、舆论及各种专政机构指向教师和“五类”分子等具体对象时，这些狂热的青年人的暴烈是可想而知的。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在抗战期间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引用这句话丝毫没有要为红卫兵们的暴行进行开脱的意思，这代人当年的愚昧和狂热是和整个社会的成年人一致的，仅仅因为他们年轻和不懂事而更加冲动。但要理解“*”初期这些一直受着“良好”教育的青少年为什么会扮演起“褐衫党”的角色，需要放在那个历史背景下看。 txt小说上传分享
论“老三届”那代人（3）
二是随之而来的上山下乡运动。
上山下乡虽然早已有之，但它之所以能演化成为一场震撼社会的巨大政治运动，红卫兵们也是始作俑者，由其激进分子首发，再由毛泽东倡导而成势。它之所以着名，不仅因为其规模大、时间长和影响巨，更由于它是一场旨在消灭城乡差别、培养革命接班人和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综合性的社会实验。
这场运动规模之大，全国大约有近2000万人被卷入其中。若按家庭计，估计约有75％以上的城镇家庭受到波及。这场运动时间之长前前后后延续了十年，正是这种广泛性和持续性，造成了以牺牲一代人青春为代价的偌大社会悲剧。
虽说上山下乡运动有着深厚的经济背景，但是若把它仅仅理解成是为了解决城市失业危机的应急之举，还是显得有所偏颇。在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中，上山下乡运动有着一石三鸟的功效：一整治了红卫兵们在“*”中期无法无天的乱象；二减轻了经济压力和变相消除了失业；三是他寄希望于一场“反修防修”的社会实验，来确保他的革命路线贯彻于千秋万代。某种意义上，“*”突出显现了毛泽东社会理想中浓厚的浪漫色彩，消灭所谓的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三大差别，以实现向大同世界的过渡，一直是毛泽东多年孜孜以求的目标。上山下乡运动或许就是毛泽东期望藉此来消灭其中两大差别的途径。据统计，“*”十年间，伴随着17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同时，大约又有1300多万非城镇人口反向流入城市。其中虽然包含一部分知青招工返城，但总体上反映了城乡对流的社会大迁徙。因此可以说，上山下乡能形成规模宏大的运动并以燎原之势历时十年，政治背景应当是第一位的。
这场运动对老三届一代意味着：
在“扎根一辈子”的口号下，城市户口变成了农村户口，是一种在心灵上斩断与城市联系的考验；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身处被改造的境地，背负着多重的政治压力；在改天换地的艰苦劳动中，需要付出的不只是汗水，知青们几乎都经历过脱几层皮的磨炼；在贫穷如洗的生活条件下，他们也不得不以野菜果腹、糠麸充饥，“三月肉不尝”也是这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