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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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届与七七级
如今，我已进入耳顺之年。回望过去，不能不感慨，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免不了会有太多的坎坷与波折。问题是，当拐点出现的时候，做出怎样的选择。
现在回想起来，1966年的那个夏天，依然是那样的不可思议。当时，我正在北京四中读高二，憧憬着再过一年就可以步入大学的校门。突然，“*”风云骤起，高考制度废除。批判、造反、夺权、武斗，成为此后一两年间的关键词。随之而来的，便是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同班、同校、同届的同学*云散，或山西、陕西，或云南、内蒙，我去了东北。这是个没有选择的选择，历史把我定格在六七届、老高二、兵团战士、农场职工的位置。
感谢*的复出、1975年的整顿，借了“困退”政策的光，我于1976年初从北大荒迁回了北京。待业期间，暂在北京焦化厂水处理车间干临时工。1977年底，高考制度恢复。初闻欣喜，欣喜之余同学间奔走相告。继而犹豫，30岁的人了，还能学得进去吗？何况而立之年，尚不能自食其力，岂不羞哉！于是报考的截止日期就在我的犹豫中逼近。
最难忘，那个不眠的初冬之夜。激烈的思想斗争在我的脑海中翻波涌浪。说实话，我舍不得那份经人介绍才得到的临时工作，心底里一直充盈着可能转正的希冀。彼时，无数的返城知青多在待业，能成为国营大企业中的一员，该是多么的幸运。然而，我清楚，十年间，在我的心灵深处，何尝真正放弃过少年时就已萌生的大学梦（因为喜好画画，曾想考美院；待到进了四中，又把名牌大学列为首选）呢？如果说，十年前是无可选择、无法选择，那么今天，当机遇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时，又怎能轻易放弃呢！
鸿飞雪爪，岁月留痕（5）
当夜色淡去，晨曦微露之际，我终于做出了抉择，赶在最后一天报了名。为留后路，没有声张，不敢请假，依旧是三班倒地坚持工作直到考试前夕。好在母校给我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记忆还在。碰巧的是，班组里有两名“*”中高中毕业的正式工也报了名。虽然，他们要复习功课，我这临时工便承担了全部的取样、化验水质的工作，较往日更辛苦。但是，基础薄弱的他们，常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而为他们答疑、解惑的过程，便成了我唯一的复习备考。
于是，历史又把我，以及我的那些流散到各地的同学推入了七七级、新长征的行列。弹指间，时光流逝，我已从兵团农工、待业知青，成为了高校教师。但我总忘不了31年前的那个不眠之夜。历史的机遇、关键性的抉择、不懈的努力，给了我续航远行的可能……
这些年，曾分别与当年小学、中学与大学的同学聚会。酒酣耳热之际，不免互道平生。几十年的沧桑，各留下不同的轨迹；人生的万花筒，幻化出多少酸甜苦辛。
我悲怀，我那山西插队的高中同学德旺，未及圆梦大学，青春的生命却已早早地化入雁北的土地……老天怎么如此的不公！
我不安，我那久别重逢的小学同学中，有不少人身体犹健，竟已早早地加入了下岗、退休的大军……时势使然，却也无奈。
但我欣慰，绝大多数同学，无论是尚在从政、经商、埋首于科研、教学的，还是已经下岗、退休、含饴弄孙的……都健康地工作着、生活着。
今年春节，我们六七届高二（6）班的近30名同学与当年的班主任凌毓儒老师共庆生日（我们是60岁，老师是70岁）。40多年来，凌老师一直从事物理教学工作，把一个又一个毕业班的学生送入大学的殿堂。像蜡烛那样，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从她身上，我看到了自己。
我庆幸，固守校园近30年，不曾动摇修身、悟道、授业、解惑之志。说不上是好教师：虽然，我曾认真备课、讲课，但是，“*”十年的荒废，使我能够给予学生的，仍少于学生所需要的。也说不上是好班主任，每送走一拨学生，都留下许多遗憾：或因主观，而对有些事情的处理过于简单；或因疏漏，而对有的同学的具体问题关心不够……尽管我可以为这遗憾或疏漏找出种种自我开脱的理由，但在内心深处，常怀内疚之情。
当年，连队里的六九届新生羡慕地说：你们这些高中老生，好像什么都知道，遇事想的多。而现在，校园里的年轻人则是不屑道：你们这代人，干啥都认真，活得太沉重。的确，这是我们老三届的共有特征。想的多，是因为我们一直怀揣社会的、个人的理想，即使这理想曾经破碎。太沉重，是因为我们始终不忘报国、顾家的责任，无论多艰难都勉力承担。
先哲临川而曰：“逝者如斯夫！”确实，对于我们这批从六七届高中生中走出来的七七级来说，孩提时代的纯真与欢快，早成遥远的过去；青春的激情与活力，亦被乡野的雨雪风霜所销蚀；中年的艰辛与奋斗，尚在沿着惯性继续；而傍晚的霞光，已然照临我们的前路。历史似乎注定了这一代人更多的是扮演过渡性的角色……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却饱尝文化饥渴的苦果；待到雨过天晴时，已无了年龄的优势；“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尴尬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无奈也就难以避免。
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那些有幸于“*”结束之后开始陆续接受正规、连贯、高层次教育的一代新人早已在各个领域中崭露头角。包括我的学生，就属于这新一代。
他们是幸运的：虽然出生于“*”中，却是成长于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直接成果，就是使他们享有了世上最为珍贵的东西……青春的自主权。他们是成功的：早已褪尽了十多年前初出茅庐时的稚嫩……在学校、机关、厂矿、公司，在一切可以施展他们才华的地方振翅高飞。他们代表着未来：三四十岁的年龄，黄金时段；已然铺开的事业，如日中天；和和美美的三口之家，正开足马力，疾驰远行。
面对幸运的他们，我想起了杨牧的诗句：“我爱，我想，但不嫉妒。我哭，我笑，但不抱怨。我羞，我愧，但不自弃。”堪可*的是，坎坷的我们，在无法主宰自己命运时，没有自弃；而当命运交还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又竭尽所能。
其实，任何一代人，都只是历史长链上的小小一环；每个人的一生，都要经历若干个阶段。在滚滚的时代洪流里，渺小的个体不过是一滴水珠。然而这水珠，也能折射出时代、社会、人生的某些影像，作为后人的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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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远去的日子（1）
那远去的日子
王元辅
作者简介：王元辅，男，白族，1947年出生，*党员。1966年高中毕业后，碰上“*”运动，学业中断。知识青年下乡运动中回乡，当了十年农民后于1978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专修中国少数民族史。1982年获学士学位毕业，就职于*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从事*党史的研究工作直至2007年离职。1996年任*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现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2006年，被评选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专家。
临行前的那一夜，几乎全村的人都到家里来送行。妻子上街打了几斤白酒，每个土碗里盛上一碗，大家都喝得脸通红，也记不得说了些什么话了。第二天，我告别父母妻小和家乡父老，迎着朝阳上了路。从家乡坐汽车到昆明颠簸了三天，又乘三天三夜的火车从昆明到了北京。
第二天我就请同室的同学带我去了天安门广场。十月的北京非常的美，天安门广场更是被许多鲜花装点，显得十分庄严大气、五彩斑斓。盘腿坐在广场上，我开始回想起这十年里我所经历的一切了。我知道我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天旋地转的变化，可我并不清楚是谁在哪一天翻转乾坤敲定了这一变化。
现在我知道了，这个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人，就是*。
那是一些远去了的日子，远去了的是那开始苍老了的老三届，那逐渐从公众视线中消失的新三级，还有那远去了的30年。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一年暑假，乘火车返乡，没买到座位票，只好直挺挺地站立在拥挤的人群中间，不时环顾左右，看谁有下车的动向。可惜十多个小时过去了，却毫无成果，两腿开始发麻，渐而发肿。遂在过道的人群*双脚，做下肢活动。我左侧的硬座上，六条汉子正高声谈论，倚椅听去，原来他们正讲着知青下乡的经历，一身材魁梧者正说到他下河捉鱼的故事。听得出来，他是城市下乡知青，没拿鱼的真本事。站立在一旁的我忍不住插了话，三言两语后，壮汉抬头问我，你也是老三届？我答是。他立即起身，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咱们是一家人呐，并立即叫对坐者起身让位给我。屁股落座，肌肤、筋骨、精神倶爽，飘飘然如坠仙境。一一介绍，先前对坐的六人和我，竟都是老三届，新三级。此后的几十个小时，包括我在内的这“一家人”轮流一人站立，侃着大山，吹着牛皮，此人讲偷鸡的故事，彼人吹扛粮袋的力气，我说乡下夜空的美景，他说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的喜悦。从北京到昆明三天三夜的或站或坐，竟都毫无倦意。
一家人，是因为有共同的名字“老三届，新三级”，又在同一个年代经历了同时载着我们起伏的跌宕风云，有着相似或相近的命运。
可一切都随着时光的流逝远去了，那远去了的老三届，那远去了的新三级，那远去了的30年。
人的一生中，有些重要的日子会影响你的一生，甚至让你的命运旋转。就我来说，提到这“老三届，新三级”，便让我想起几个曾使我的命运发生天旋地转变化的日子。
一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这通知到底是哪天公布的，我记不准确了。记忆里的时间是五月下旬，正在埋头复习，准备填写高考志愿。因为说实在的，那时候的高三学生，也就十七八岁，对这一后来证实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影响中国几乎所有家庭所有人命运的决定，至少我当时根本未能认识。倒是暂停高考的决定，对我们这批即将参加考试的高三学生，印象就非常深刻了。但究竟是哪一天，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那一天早晨，我和几个同学在校园里的大树下背诵俄语单词，树上挂着的大喇叭中传来了高考推迟半年的新闻广播。听到这一消息，我们都怀疑耳朵出了问题，高考推迟？怎么可能呢？回到教室，全班同学议论纷纷，教室里如同雀噪蛙鸣。直至下午，班主任传达学校通知，这一影响我们人生进程的*中央、国务院的决定终于被证实。 txt小说上传分享
那远去的日子（2）
后来我查了资料，*中央、国务院是6月13日做出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决定，由《人民日报》于18日全文发表的。
当时，至少我还没意识到，这高考梦是注定要破灭了。不就是推迟半年吗？一边参加刚开始的“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面还抽空把该复习的功课拿出来看上几眼。可是，半年过去了，高考的事没半点信息，倒是工作组进入学校，大批判大揭发大字报如雨后春笋，布满了校园，进而漫延到了社会。
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查了相关资料，方才知道，实际上，同在6月13日这一天，*中央、国务院已经批转了*党组《关于改革高级中学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报告认为“现行的招生考试办法，是资产阶级的办法，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是业务第一，分数挂帅”。报告提出废除现行的招生考试办法，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招生。到7月24日，*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内容与*的请示一致。但是，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招生，也没能正常进行，及至六年后，才开始用所谓的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录取了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
今天，我回顾41年前影响我人生进程的那一天，我想应该是1966年6月13日。那一天，*中央、国务院的一个决定，终止了我及当时所有中学生的高考梦。也在这一天，我的人生开始发生了上下倒置、左右颠簸、黑白混淆的旋转。
二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在编者按中引述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一最新指示，将数以百万计的大中学校的学生送入了他们人生的第一个熔炉。因此，这一最新指示，以及另一句出自1955年的至理名言“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我相信及至今天，几乎没有人不能全文背诵的。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无论是从农村走到城市的人，或者是土生土长在城市里的人，事实上都与农村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因此，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由来已久。新*主义革命时期，城市里大批大中学生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到山区去，到边疆去，把革命的火种撒到了人民群众中，最后燃成了燎原大火。据*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回忆，从1946年到1949年，仅在云南，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到农村的约计有上万人，他们大多数最后都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或游击队的指挥员，为云南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解放以后，中国的知识青年下乡应该说也从未中断过，特别是1955年9月，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提笔写了“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以后，全国各地积极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