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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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所当壮工的福利待遇和各种实惠。说得我几乎有点动心了，但细细一想，还是等等再说吧！
有一天下午，我骑着车在胡同里转悠，偶然发现有十几个人排成一队，他们手里都拿着板凳，看来要长时间待在那里。出于好奇，我便去打听，原来他们是在挂一位老中医的号。
这是一个街道办的诊所，老中医已有80余岁，每天只看20个病人。他擅长治疗肿瘤，用药的剂量很轻，却能使有的病人肿瘤消掉。于是病人之间一传十、十传百，为了挂到他的号，常常要排一夜的队。而那老中医似乎并不在乎挣几个钱，据说解放前挂他一个号要一根金条，自然在“*”中他也没有逃脱被抄家的命运。
老人无儿无女，也没有老伴，一个人过着独居但却极为有规律的生活。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出外散步，回来后喝一杯自己配制的药酒，然后精神抖擞地到诊所应诊。中午吃完饭，他会到澡堂子泡上几小时澡，晚饭后看一会儿书，便早早入睡了。他的生活几乎每天如此，很少与人交往。
听到别人的介绍，我越发对这位老中医产生几分神秘之感，他或许掌握了治疗肿瘤的诀窍，他一定有不少治疗肿瘤的秘方，我应当设法从他那里学到手。
那时正值严冬季节，第二天早上我便披着一件棉大衣，混在门诊部外的病人中，眼光却从窗外斜射进去，紧紧盯着老中医的处方，然后一一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他用药的确很轻，大都在一二钱左右，有的药只用几分。他治疗肿瘤似乎重在调气，吃完他的药，病人初觉刺痛，这是气冲病灶。过一阶段，病人又会出现打嗝失气，这是病有转机之兆。在老中医看来，肿瘤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气郁，病人往往因生一口气，使气滞留在了身体的某部，日积月累便形成了中医所说的气滞血瘀、湿毒交织的病灶，所以那位老中医治疗肿瘤的根本之法便是理气。
有一天我依然夹在病人中抄录药方。临近中午，病人逐渐稀少，一位中年妇女突然出现在我的背后，她是诊所的负责人。
“你在做什么？”
“哦……哦……没做什么，随便抄抄。”我这样支吾着。
她把我带到另一间屋子，对我盘问了约半个小时，最后她认定我是个有心人，是个有志攻癌的青年。于是她搬来一个大纸盒，纸盒中全是那老中医的底方，我非常满足地装了一书包。
自此之后，在那位街道干部的帮助下，我便有了坐在那老中医旁边的权利。大概世上有本事的人，都脾气大，性格古怪。这位老中医从不和我说话，也不与病人交谈，除了问一下患者的名字记在处方上外，便不再进一步询问病情，只是按住脉，两眼微闭，然后说出病人的一大堆症状。当看到病人惊奇地点头后，他开始专心地开方。
这时我便伸过一只手，乘机按住病人的脉，将我的体会记在自己的本子上。老中医的字写得很慢，歪歪扭扭近乎难看，但是他开的药却常常能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那时我白天没事，常到门诊见习，回到家中，便结合所能买到的书籍，研究思考，试图发现其中的奥妙。后来我还通过关系，跟着阎卓如、郁仁存、张东瀛等有名老中医学习。直到1977年“*”后第一次恢复高考，我与许多有志的青年考上了北京中医学院，才结束了那段“漂泊”却又是值得回忆的生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土插队”、“大学梦”与“洋插队”（7）
记得1977年的某一天，我在公共厕所蹲坑，旁边有一位上厕所的人正在听半导体收音机。播音员用浑厚的男中音，向全国人民宣布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那就是恢复高考，报考年龄可放宽到35岁。我立刻奔回家，打开家中的电子管收音机，竖起耳朵倾听，好像在迷茫的黑暗中，看到了一条通向光明的人生大道。
我掐指一算，离正式考试还有一个多月，时间还来得及。接下来便是寻找课本，谢天谢地！还真让我找到几本，于是将自己关在屋里苦读了一个月，等我出来时，脸都有点绿了，脑子里全是数理化的符号。我到大街上骑车有点儿晃，结果稀里糊涂把自行车丢了。
那时候丢自行车就像现在丢汽车一样，可我就找了20分钟，找不到就继续复习功课，好像一切都顾不得，只有复习功课才是头等大事。到考试那天我终于感到有点儿胸有成竹了，结果考进了当时叫北京中医学院而现在被称为北京中医药的大学。我终于如愿地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而那一年我快30岁了。
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幸的，因为“*”失学十年。但对我来说，又是有幸的，因为我还是搭上了末班车，在29岁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这是“*”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记得那一届我们班同学的年龄相差十几岁，但个个都聪明绝顶。
当时我们这些二三十岁有着不同社会经历和医学背景的青年人，在失学十年后突然能够进入大学的课堂，就如饥饿的人见到面包一样，一种很久没有的激动，一种对知识渴求的满足，使大家的思想异常活跃，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大学五年级时，我将自己在当兽医时对癌症的奇想，不断充实和升华，写成一篇论文在《潜科学》杂志上发表，正式提出了癌发生的一个新假说。
我在假说中提出，癌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细胞分泌的促素与抑素长期紊乱的结果。这实际上是细胞内的一种“阴阳失衡”。随后我提出了生癌野的概念，即细胞所处的局部环境中，如果促素长期分泌过剩，抑素相对不足，细胞就会逐渐发生癌变。
后来这篇论文，在同班同学李田森（现为哈佛大学教授）的帮助下翻译成英文，寄给了美国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莱纳士·鲍林教授。他所着的《维生素C与癌》畅销全世界，他的名字在美国家喻户晓。这位声名赫赫的大科学家，在接到我的来信后，居然给我回了封信。
信中说，他很有兴趣地读了我的文章。他认为我假设中的某些观点正在被现代癌症研究所证实，但从根本来说，癌变一定会伴有遗传学的改变。后来他建议我到美国学习细胞分子学和遗传学，为将来的研究工作打好基础。
如今鲍林教授已经故世，那么这封信也许会变得更为珍贵、更有价值，而信中的内容不仅对我的癌症研究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使我心中萌发了要去西方学习生命科学的愿望。
作为“老三届”特殊群体的一员，我能成为“*”后恢复高考“新三级”的一员是幸运的。我要告诉后来人，人生也就是要走好关键的几步，走好了就会取得成功。我与祖国同命运，在经历了十年失学之彷徨后，在“*”刚一恢复高考，我把握了机会，实现了自己多年上大学的梦想，这应该是我一生获得成功，最关键的一步。
“土插队”、“大学梦”与“洋插队”（8）
“洋 插 队”
大学毕业后，我便被分配到京城的一家大医院，由于我在上学之前有过七年的兽医临床经验，有过跟随多名老中医的经历，所以一上岗就进入角色，并且以疗效高而赢得了病人的信赖。我很喜欢自己的本职工作，如果社会平稳的发展，我大概会几十年如一日地坐在那里，为病人把脉、开方。可是，那时一股诱人的出国潮，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铺开，在全国不可阻挡地掀起，结果我就被卷了出去。于是我便有了“洋插队”的经历。
那个时代出国留学，中国大陆的家庭几乎没有能付得起学费的，最多是帮你买一张飞机票，所有的联系都要靠自己。我学着许多同学的做法，向美国大学广泛投递研究生申请。第一年没有什么结果，第二年意外收到了凯斯西部大学生物系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但由于我没有GRE和托福考试成绩，所以得不到任何奖学金，并且先要到语言学校学习半年。
我的母亲有好多兄弟姐妹在美国，“*”中我们身受其“害”，例如我的政审总是因他们而不能过关，这一次我终于借到了他们的力，其中的一位瑞麟舅舅给我做了经济担保。
当我领到护照后，却迟迟不到美国大使馆办签证，心里正盘算着另一个计划，我是有意要错过开学日期，然后再到美国打工挣钱，这样我在第二学期上学时，就有指望依靠自己挣的钱，支付昂贵的学费了。因为我们那一代人，喜欢一切靠自己，不像现在的独生子女，出国留学要靠家中积蓄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而他们则往往并不以为然。
但舅舅对我的帮助是认真的，他不仅通过律师为我作了非常正式的经济担保，而且还给学校寄去了支票。于是在不断而来的电报与越洋电话的催促下，我在几天内办好签证，打点行李，飞到了美国。
到了美国，先进入语言学校学习，我所在的语言学校与全美几十个语言中心联网，采用速成英语教学法，共设九个级别，一个月学一级，每月的最后一天是考试，考试合格者就可晋级。九个级别学完考试合格者，可得到毕业证书。凭着这张文凭，不用考托福，就可进入大学或研究生院学习。
我入学后，经过考试被定为从第五级开始学习，这样学完九级要5个月，每月学费是600美元，一共需3000美元。但这毕竟可使我免考托福，因为凭我当时的英语水平，就是再学一年，托福也考不到550分。
在国内，我到美国大使馆签证时，许多人不敢相信，没有托福成绩竟能得到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其中的秘密我也是到了美国之后才知道的。原来凯斯大学学生录取委员会主任，一位体重200多磅的犹太女人，她是语言学院的主要股东，当她一拿到我舅舅开去的1万美元支票，就认定我的舅舅是一位大亨，于是录取通知书和I…20表格便立刻寄到了北京。
我舅舅把我安排在美国的学生宿舍，与他们同吃同住，我和几位美国和加拿大学生同住九层，他们大都是学法律的。有一位黑人空军军官，是保送来学航天的。虽然看上去学习有些吃力，但他的成熟和开朗性格，使他成为这群西方人的“头”。我对他十分钦佩，因为他能讲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在我的录音带中至今还保留着他的一段朗读。
在语言学校学习，大约每小时要付五美元，这几乎相当于我当时在国内一个月的工资。而美国人的教学并无章法，大都是即兴的，让你开口，和你对话。所以当时我把与美国人的交谈，看作是一种免费的学习。于是我常常操着结结巴巴的英语，与美国人“瞎侃”。其结果，我和他们打成了一片，并且使我融入了美国人的生活。
“土插队”、“大学梦”与“洋插队”（9）
谁来美国都会感到压力，压力来自种种不适应和各方面的差异。我作为一名自费留学生，年龄大，英语差，专业不对口，要想取得学业上的成功，已是相当艰难了，然而更使我感到压力的是经济来源。美国学费昂贵，一学期需要学费几千美元，加上吃住几千美元，我来美国第一年就花掉了一万多美元。这样算下来，我要拿到硕士文凭，就要花去四五万美元，而这文凭拿到国内，何时又能挣回这笔美金呢？
看着公费留学生手中有属于自己的美元，胸前挂着买来的高级照相机，开着汽车，个个神气十足，使我这样的自费生更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不知是出于心理不平衡，还是出于美国社会提倡的自立精神，我心中开始盘算起来。那时我来美国已有九个月，在语言学校毕业后，又在凯斯大学生物系修了两门课，有了这一点基础，我想应当可以去寻找一份实验室的工作。
然而医学院所属的各个实验室，充斥着各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很难再找到工作。唯有听说附近的克利夫兰临床中心是美国最大的私人医院，在世界上也颇具盛名。沙特王子曾在这里动过心脏手术，并向这家医院捐赠了大笔的研究基金，使医院有能力向全世界招募最优秀的研究者，我觉得应该去碰碰运气。
我制定了一个严格的计划，先从各实验室索取老板发表的论文，关起门来仔细阅读，然后向老板们打电话，约好会见时间。我从一位台湾学生那里得到了与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即绝对不能谦虚！否则老美会以为你真的不行。美国人不注重礼节，讲话时很随便，跷着二郎腿。听说台湾朋友中有一位公认的谈判高手，在和美国人谈话时，竟潇洒到把双脚架在桌子上，但美国人却常常买他的账。
出于这种经验，我总是穿着笔挺的西装，带着十二分自信，走进老板们的办公室。在与老板们谈话时，无论他说的英语我是否能听得懂，都不时点头。当他说到关键之处。我也装作很内行的样子，插问几句，然后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
我的这种谈话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老板们即使没有经费雇用我，也往往把我介绍给别的老板。最后终于有一位貌美的女老板雇用了我，只是她内疚地对我说：“因经费有限，每年的工资只有7000美元，不知你是否愿意接受？”
说句实话，当时我的心突突地跳起来，因为这份工资比起当时国内的工资已高出了上百倍，我那时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脸上并没有喜形于色的表露，只是镇静地说：“噢，我并不计较工资的多少，更为重要的是，我对你的研究课题很感兴趣。”
当我签好合同，从克利夫兰临床中心出来，便一头钻进超级市场，我买了一大堆平时奢望而不敢问津的食品。我再也不用为节约每一美元而精打细算了。这一天是我在美国取得自立的转折点，每个在美国生活过的人，一定都能理解我当时的激动心情。
我在美国的第一年就学会了开车，并且取得了驾照。但我们那时并不会像现在的中国人，一取得驾照就马上买一辆新车。那一代的留学生都是从买二手车开始的，车子价格不等，而我则是选择最便宜的二手车。
说出来也许你不相信，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只花50美元就买到了一辆二手汽车。这是一辆米黄色的六缸车，还是美国名牌庞蒂克。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