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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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当晚他吸烟留下的烟蒂，在我的书桌上竟堆成座小山。至于姚雪，她在*中央组织部当局长，做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兢兢业业，为人师表。
五 到云南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刊登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时所加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三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说：“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
就这样，全国总共有1000多万知识青年被浩浩荡荡送到农村去。其实，当时的真实原因，却是因“*”造成国民经济停滞，城市中已不可能安排积压下来的大批学生了。
发端于这场遣散城镇剩余劳动力的运动，几乎涉及全国所有城镇家庭，一直到1978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举行才告结束，但却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演绎出一场人间悲剧，留下的后遗症很长时间未能消弭。
“*”后，有人将这场运动归结为“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它不仅加剧了“*”造成的教育中断，使大批年轻人荒废学业，失去了接受较高文化教育的黄金时光。同时，还给国家、农民和知青家长增加了负担，据不完全统计，国家为安置知青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了百亿元。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13）
当时的上山下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去东北、内蒙、云南和新疆等几个大型生产建设兵团，这里有固定工资，有公费医疗和探亲假等，年轻人过着算是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另一种是去偏远、落后、贫穷的农村插队落户，建立一个个“知青点”，自食其力，这些地区本来就劳动力过剩，生产门路狭窄，收入很低，生活很苦。知青来后，无异于与民争食，不仅养活不了自己，还要靠家里接济。
一批批知青升学无门，就业无路，在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下，少数人的确是怀着反修防修、锻炼成长的豪情壮志去上山下乡，但多数人却是带着难言的苦衷，被动员、强制而不得不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
而此时的我，为了摆脱在北京毫无希望的生活，同时按照我的性格，是愿意去建设兵团的，这样会和众多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同学一起生活，精神上应当是愉快的。作为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同时受到《边疆晓歌》《西双版纳的密林中》等小说和电影的影响，我在没有被分配下乡的情况下，一时兴起，与先期分配去云南建设兵团的同学一同登上了南下的列车。记得同行的同学有齐孝源、张荫堂、乔森涛、朱小米、梁景文、刘志刚、孙炳成、李红，还有北京二中的陈景茂、王世平、曹振东等。
那时，从北京开往云南的火车需要几天几夜，中途会碰到铁路被水冲坏的情况，沿途还不断的有人上车，甚至连座位下面都塞进了人。头两天，我们在拥挤不堪的火车上，还沉浸在对未来的憧憬中，大家可以分享从家里带来的食物，后几天，就开始没吃没喝了。
这时，我才知道，在没饭吃的情形下，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每当火车停站前，就有几个人等在车门旁，火车一停就迅速跳下车去，快步冲进铁轨旁的甘蔗地里，合力拔起一根根甘蔗，然后，拖着就往火车上跑。有时，会遇到各种野兽，一次，曾有只狼扒到了车窗前。更多时，会遇到农民在后面追赶，火车上的人则同心协力，纷纷聚到车门口，一时间，车上的人攥住甘蔗的一头，车下要抢回甘蔗的农民则拽着另一头，如同拔河一般。决定胜负的时候，往往是火车的启动之时，这时，火车下的农民保证会溃败而归。
好不容易熬到了昆明火车站，现在的印象中，当初的火车站好像仅有几间小房子，四周一片空旷。我们找到了先期来云南的高三同学李金铃、顾君德和王燕生，不久，去西双版纳兵团的同学被接走了。我们几个由于没有下乡手续，只得和后又抵滇的北京二中的夏之东、陆其等一起被迫困顿在昆明。
昆明当时的社会治安不好，大街上常可看到巨幅通缉令和打有红勾的死刑犯宣判通告。我们在来云南的火车上，曾听到过有关“滇西挺进队”的传言。据说，这是“*”前，在云南深山老林中修路的一批农民，“*”中，这些人离开人迹罕至的荒郊野岭，出来闯荡，他们身穿解放军服装，手持武器，四处抢掠，有的人甚至满胳膊上戴着抢来的手表。
万万没想到的是，刚进昆明不久，这伙人就被我们撞上了。我们当时暂住在一个单位四层楼的招待所里，刚在三楼安顿好行李，就听外面有人惊喊，滇西挺进队来了！如同《智取威虎山》戏中有人喊：“座山雕来了”一般凄厉。跟着就是一片嘈杂慌乱声，人们纷纷从楼下往楼上跑。我们赶紧用双层木床抵住房门，并商量着对策，有同学说，他们要是上来了，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14）
慌乱声过后，整座楼却变得一片沉寂，所有的人都在等待，却不见什么动静。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突然，楼下枪声大作，所有人更不敢动弹了。又过了歇许，枪声渐息，我们偷偷从窗户向外张望，啊！楼下的小广场上跪着十多个人，他们双手高举，每人后面有一个解放军用枪指着，天上下着淅沥的小雨。
又过了一会儿，两辆大卡车开来，解放军将这些人用麻绳一一反手绑住，扔上卡车。驾驶舱顶上，有解放军架着挺机枪朝向前方，车厢两旁是昆明军区持枪的战士，中间则蹲着那些“滇西挺进队”的农民，随着几声鸣笛，卡车就这样开出了招待所的院子。
类似场景，我们后来在昆明街头时有所见。有同学建议，买来白背心，在洗染店印上“昆明军区”四个字，我们穿上后，个个感觉好极了。
幸好有个同学亲戚家在昆明，我们就借住于此，但不能什么都靠人家，尤其是吃饭问题。“*”中，原在山林深处生活的麻风病人也跑到城市里来了。我们没这方面的常识，只听说，麻风病人的外部特征，就是全身的毛发脱落，关节无力，千万要避免和他们接触。我们因此不敢到街上吃饭，就靠吃些玉溪黄梨充饥，也因此使我的削梨皮水平提高很快。这种梨个头很大，手执一把当地少数民族的折叠弯刀，可以闭着眼睛边走边削，整个梨皮会垂下，连成长长的一串儿。
又沦落到了三餐不保的窘境，但年轻人爱玩的兴致没有降低。滇池边的西山景色秀美，山顶的峭壁上有座龙门石窟，令人称奇的是，整个石窟的建造没用上一砖一瓦，全部以整座山为原料，工匠从山脚开始，沿着逐级雕好的栈道再向上雕刻，一直雕到石窟中阎王手里的毛笔，却不慎将笔尖雕断。追求完美的工匠，为了这最后的败笔，终其一生的心血干涸了，一个纵身跳下山去。
山下就是滇池，我们在池边看到一艘倒翻过来被遗弃的游艇，据说，这是一年前死去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的。这位刚直不阿的老将军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极为不满，他在吞服安眠药自杀前的遗嘱中写道：“*这样搞，谁高兴？”、“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
古人今世，两位老人，山上山下，辞离人世，却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
放眼500里滇池，烟波浩渺，朝霞满天，渔舟唱晚。长长的海埂大堤像柄利剑，直插入池中，可见有渔民沿岸张网捕鱼，用以养家糊口。滇池，这流淌在云贵高原上，养育着世世代代滇人的圣水，积淀着多少凄美的情感，传唱着无数动听的故事。
今天却听说，因来自昆明29条河流所携带的污泥浊水注入其中，使这里的汞含量超过国家标准的四倍。同时，由于围湖造田被过度贪婪索取，使有着340万年历史的滇池几乎成为一池废水，比太湖、巢湖等的污染程度还要严重，真不知何以交付后人！
好在当时的滇池是干净的，我们下水去游泳。我在游出四五百米后，只见前方渔民停靠船只的平台上，有一个同学已站在上面向我招手了。我用力滑动手臂，想尽快去和他会合，可就在这时，却突然感到水下好像有人在拼命拽着我的双腿，我欲张口呼喊，一股水浪恰好涌进嘴里，话也说不出来了，身体却在被往下拉，我双眼一闭，听天由命，呜呼哀哉，今天要葬身滇池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15）
就在这时，水上方一阵躁动，好几根带钩的竹竿拍打着水面，戳击在我的身上，又是一阵躁动，我被人从水里拉了出来，放在几艘渔船中的一艘上，背部上是被铁钩划出的一道道伤痕。同学们呼叫着我，渔民们拍打着我，我在被平躺后又被翻了个身，一口口水从嘴里吐了出来，而后定了定神，嘿！居然没事儿了。渔民们说，刚才我是被水草缠住了。
滇池遇险，却也得来另外收获。我们在滇池附近发现一片玉米地，主人是个妇女带着两个小孩，征得同意，我们掰下好几个青葱的玉米棒，来到她的住处。泥垒的房屋很高，只在顶部有个小窗户，四壁一片漆黑，整个感觉昏昏暗暗。她点燃柴火，把玉米放到灶台上烘烤，一时间烟雾弥漫，墙壁可能就是这样被常年熏黑的。我们被呛得跑出了屋子，女主人却跟没事儿人似的，一会儿，她就笑呵呵捧着烤好的玉米走了出来，尽管白玉米已变成黑玉米，可吃起来真是又香又甜。我们把兜里的两毛多钱全都给了她。
但我们不能总靠吃黄梨和玉米过日子。于是，我们找到当时的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徐学惠，她是曾保护国家银行财产的女英雄，与滞留在边境的国民党残部搏斗，丧失了一条胳膊。我记得她身着黑色毛线衣，一只袖管空荡荡的，她对我们来边疆务农表示欢迎，同时希望在办理手续后再来，还为我们安排了回程火车票。
后来，从云南省革委会边疆组军代表朱刚那里得知，当时在昆明，像我们这样的北京学生有60多人，云南省原来是准备接收的，并在和北京市革委会联系后，北京方面也同意了，还问云南是否可再多接收一些。但就在我们到昆明后没几天，北京却突然来电话，要云南方面动员我们回北京，因为，怕影响北京学生的分配计划。
最终，我们懊丧而归，无奈返京。之后不久，有次我去看望一个下乡同学的奶奶，老人家在听了我这段经历后，沉思良久，她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怎么往那地方去啊？那可是充军发配的地方啊！”
六 留在城市里的同学
“*”中，我们那代人不管是留在城市当工人，还是上山下乡务农，尽管所处的地域和存在的形态有所不同，但在一个被大社会操控的统一价值标准下，大家的感受大体上是相同的。
尽管都是十多岁的孩子，同学之间的关系，却多是以出身和派系划分亲疏，着实荒唐而可悲。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先会被要求公开自己的出身，今天还是所谓“红五类”的子女，也就是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子女，在批斗所谓“黑五类”也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后又加了“资本家和走资派的后代”，明天 “红五类”子女的父母又被揪出，自己也沦为“狗崽子”再被别人批斗。
这种不确定的戏剧性的身份转化，后又随着观点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派别。北京的大学中有“天派”和“地派”之分，中学里则有“四三派”和“四四派”之别，一些派别的称谓，其实就是源自中央*小组某人某月某天的讲话时间。
由于当时我在编小报，一天，高二同学遇罗文拿来一张小报给我看，报名为《中学*报》，他问我是否可以帮助他卖报。小报头版长文的题目叫“出身论”，作者署名好像是“北京家庭出身研究小组”，其实真正的作者是遇罗文的哥哥遇罗克。记得文中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大意是说：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但没过多久，就听说遇罗克在东四的家中被抓了起来，再后来，竟然被执行了死刑。我没有帮助卖报，但听说这张小报当时在北京一时洛阳纸贵，还被加印了许多。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16）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纯真的青春，被烙上赎罪的红字，却也因此使得保留至今的“革命”友情愈显珍贵。我的同班同学张大平、齐孝源、张荫堂、谢文纬等去了农村，却丝毫不影响与我们这些留在城市同学的友情延续至今。
“*”后，张大平在首届高考中上了北京大学，我们在高考前常约在一起复习功课。毕业后，他分配到中纪委工作，现在国务院研究室做社会司司长；齐孝源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现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当办公室主任；张荫堂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一家图书馆，撰写了多部着作；谢文纬从中医学院毕业，后到美国行医，现已成为北京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医大夫，且有多本专着面世。
当时留在城市当工人的同学中有周秉智、肖建文、高哲等。其中周秉智是六十五中仅有的两名学生党员之一，这在当时是许多同学的敬仰对象。我曾像跟着大哥哥一样跟着他，他给我理发，给我照相，我们还一起编辑油印小报。他后来从青海重型机床厂调到了机械工业部工作，现在是北京智能电气公司的董事长。肖建文现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管理财务，高哲则一直留在一机床厂当人事干部。
我从云南回到北京时，恰逢上两届同学都被分配去了农村。北京的工厂里缺少人手，于是，也不管你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我们68届的大部分同学都被分到工厂去当了工人，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