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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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5）
那天聊到很晚，几次告辞都被小川挽留，他还颇带神秘的表示，要到书房去一下，有一首新诗要稍许修改，然后朗读给大家。他在《光明日报》工作的夫人杜惠笑盈盈的走来，端了盘西瓜要大家边吃边等。
这首新作就是后来刊登在《新体育》杂志上的长诗《万里长江横渡》，也是给郭小川再次带来灾祸的作品。江青看到这部作品后曾说，这个“老修正主义分子”又出来了，说这首诗是《571工程纪要》的翻版，并把诗中“崭新崭新的太阳照亮了千家万户”牵强附会，大谈太阳只有一个，就是毛主席，何来另一个“崭新崭新的太阳”，把反毛的罪名硬扣到郭小川的头上。后来还听说，*一家在温都尔汗摔死后，在毛家湾搜查到的叶群遗物中，有一个本子上发现了“文艺问郭”的字句，于是不分青红皂白，也成为了郭小川的新罪证。
大约是1975年秋季的一天，马敬仲悄悄把一沓稿纸交给我，并把上面“初稿的初稿，还需要做多次多次的修改。属于《参考消息》一类，万勿外传” 的字句指给我看。原来，这是郭小川新近的诗作及他的特别注明，先是在朋友间传阅。这就是那首不知打动过多少人心的《团泊洼的秋天》，我把它带回宿舍，一口气读完。至今，我和我的一些朋友，还能背诵出其中那些叫人过目不忘的诗句：
“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高粱好似一队队‘红领巾’，悄悄地把周围道路观察；向日葵摇头微笑着，望不尽太阳起出的红色天涯。”尤其是诗中几次出现的问句“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道出了在当年那个特殊岁月中，人们寓景寄情的愤懑心声。郭小川写这首诗时，还在被隔离审查。但他坚定地表示：“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这写自“四人帮” 倒台前夕，启迪人们精神解放的抗争诗句，也是当时中国文坛上罕有而凄美的天鹅之声。
如今，小川已逝世多年，可他一直未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各种研究文章和他的作品集不时和人们见面，这种现象在中国，对于一位诗人来说是罕见的。尽管他在一些人心目中仍是“马雅可夫斯基式革命诗人”的形象，但更多的人，则是通过12卷的《郭小川全集》，尤其是全集中占了一半篇幅的日记、书信、检查等内容，看到了一位诗人的全部和真实。社会上一般的全集出版，多为展示作者的完美，甚至还要承袭“为尊者讳”的传统。但《郭小川全集》的编者，也就是小川的家属，承袭的却是他真诚坦白的襟怀，还了一个完整真切的郭小川给读者。
郭小川的全家我都认识。小川在世时，在他的要求下，三个子女郭小林、郭岭梅和郭晓惠全部下乡务农，可他们个个性格鲜明、学有专长，郭小林后来成了着名诗人、文学刊物编辑；郭岭梅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编导；郭晓慧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外语系教授。
1989年9月《郭小川家书集》出版，杜惠赠书一本并写道：“赵兹同志：值此小川诞辰70周年，谨奉上家书一册以留念。”
2007年5月，在马敬仲和他的夫人胡慧敏的安排下，我来到他们家中，同86岁高龄的杜惠老人，还有郭晓惠和郭小林、杨桂香夫妇及女儿一家聚会。大家久别重逢，谈笑风生。郭小林将他的诗歌新作《越狱》交给我看，其文其情，颇有其父之风。郭晓惠此时已在人民大学完成了她政治学的博士学业。我事后看到她以郭小川人生和创作经历为个案撰写的博士论文《政治控制的实施与内化：以1959年体制知识分子郭小川的遭遇为个案的分析》，那是一篇难得的具有填补该领域空白的作品。杜惠那天不仅送了我一张她的新照，还有一本新出版的《郭小川精选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6）
2007年10月30日，《中华读书报》以《从容忘生死 乃在家国忧……我所认识的郭小川》为题，刊登了我写的文章，同时附有那天我和杜惠、马敬仲、郭小林和郭晓惠的合影照片。同年11月16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作家文摘》报也转登了这篇文章。在许多转发该文的网站上，一些网友也纷纷表达了对郭小川的怀念。
2009年2月7日，我们又再次到杜惠位于黄寺的家中聚会，这次郭岭梅和他的女儿，以及晓惠的夫婿也在场。杜惠比起我们一年多前见面时，显得还要精神。她告诉我，为了支持四川抗震救灾，她将吴冠中、赵朴初赠她的书画作品送荣宝斋拍卖，筹得80多万元善款，老人家又送了我一本新出版的《郭小川精选集》。
回家后，我急切地翻开精选集，读着读着，一位纯粹透明、待人以诚、才华横溢，充满激情的可敬长者的形象又浮现在了眼前。第二天，马敬仲来电，和我讨论了阅读这本精选集的心得感受。
三 老三届们
我们那代人，是在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生的一批人，现今大约已有五六十岁了。社会上亦被称作“老三届”，是专指1966年至1968年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这批学生，全国加起来，有几百万人，我也属于他们中的一员。
那代人确有点“生不逢时”的味道，出生时在激烈变革的1949年前后，那时他们的妈妈们可不会像今天的准母亲们，还懂得有保胎期及胎教之类；到了十多岁长身体时，逢三年自然灾害，缺吃少穿；到了该上大学的岁数，又碰到“*”和上山下乡；好不容易“*”噩梦结束，又集中面临返城、考大学、找工作、找住房、找对象、结婚生子，然后，还要为今天已和当年自己同样年龄的儿女考大学、找工作操心；等一切奋斗的差不多了，也到了该下岗回家的年龄。
革命的年代，同时也是个封闭无知的年代，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那代人的生命底色大抵相同，头上顶着的都是同样的太阳，嘴里唱的都是同样的歌曲，心中秉承的都是同样的意志，血管流淌的都是同样的鲜血，可就是每个人都不知道，命运会在何时把自己遣向何方。
由于生活在年代的断层，那代人徒有莫名的激情，精神资源却相对贫乏，尤其缺乏系统而正面的知识背景。造成他们的可悲处，就在于人生的每个年龄段，却不能做在那个年龄段应该做的事情。时空断代，人生错位。至今，几乎每个人内心深处都留有各自在那段历史时期的抱憾和隐痛，一些人谈起，还会对当时被裹挟在剧烈社会的变动中，被强行拿走的自己的未来而心有不平。
但每个年代又有每个年代的时髦。如果问那代人的追求是什么，我当时笔记本中抄录的这段毛泽东语录可以回答：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襟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
这就是我们那代人当时的座右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尽管今天看来，会让人感到那么的“假、大、空”。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7）
我是个标准的“老三届”，只是没有下乡回城这段经历。1969年3月8日，我被分配到北京第一机床厂当了一名工人。
“*”开始时，我还是北京六十五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在头一年的暑假，我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天颇具戏剧性。那些日子，许多同学都接到了自己理想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而我却毫无音讯。烦闷之时，我在家里靠街门的小屋，想听听音乐消遣，家里有几张33转的黑色老唱片。
我家位处北京市中心，距今天的老舍故居不远，是曾在空军工作的父亲所在华北空军司令部安排的。街门上方挂有个蓝色的圆形搪瓷牌，写有“光荣军属”四个字，逢年过节，就有附近中学的学生们上门来帮我家打扫庭院。
院子分前后两截，由花砖路连接。中间有一道圆形拱门。前院种着一些蔬菜和向日葵，常常没等葵花籽长熟，我就偷着掰些来吃。后院有一棵丁香树和一棵大榆树，一到夏天，满院子飘荡着丁香紫色花瓣的香气。逢到秋季，大榆树结满了榆钱儿，阿姨刘大娘会用它和着玉米面蒸窝头，一口咬下，满嘴清香。房前还有一大架葡萄，记得每年冬季前，母亲都要将葡萄枝蔓盘起埋到土里，待来年中秋前后，伸手就可摘到一串串深紫色的玫瑰香。可惜“*”中，经过红卫兵抄家，后又强行搬进些不速之客，好端端的一个院落被糟蹋成了个残破的大杂院。
我先把姐姐从旧货店买来的电唱机插销接上电源。所谓电源，其实就是房顶悬挂着的电灯接口。当我的一只手向上正要拧开灯泡时，突感到一股巨大的吸力，促使我的另一只手，甚至整个身体也凑了上去。就在这一刹那，灯泡与接口突然断开了，我被重重地从屋里甩到了门外，一阵昏厥，两个手指也被灼成黄色。我坐在地上喘着粗气，大脑一片空白。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邮递员的喊声：赵兹的信！我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被我的第一志愿学校六十五中录取了。
六十五中是北京唯一一所纯高中学校，其前身是北京育英中学，始创于1864年，冯玉祥、胡适都曾为学校题过辞、匾。1949后，学校拥有杨天恩、黄子彦、刘耀昕、唐景一、蓝倚年、齐连昶、仇焕香、孙强、孙鹏、王万海、刘茵等一批优秀师资，其中黄子彦是北京中学中仅有的四名特级教师中的一名。学校还有着当时一般中学所没有的室内打蜡木板体育馆、图书馆等设施，以及用当时*德国总统名字命名的“皮克班”。
优秀的教师培养出一批出色的学生，1962年在北京市数学比赛中，唐守文获得第一名，受到华罗庚的接见。学校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各种文体项目也造就了一批人才，有利于同学们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前有着名导演夏淳、着名演员刁光覃等。“*”后，有中国实验话剧院演员剧团的团长艾俊迈，空政文工团着名话剧演员舒悦宣，《人民日报》驻香港记者陈晓钟。还有名倾京城的书法家赵家熹，他仅长我一岁，是北京景山学校的高级教师，可惜于1999年英年早逝。其最后一幅作品是写给我的：“铁石梅花气概，山川香草*，赵兹同窗吾弟雅教，丙子仲秋家熹”，我至今还记得当时他在下笔前，左手攥成拳头，按在脑旁拟词，右手则在砚台上润笔的情形。
我小学时喜欢乒乓球，在景山少年宫练习，教练叫庄正芳，他也是世界冠军庄则栋的老师，我因此在同学中常以庄则栋师弟自诩，得意过好一阵子。上高中后，我参加的是跳伞训练，逢周末会去龙潭湖畔的伞塔学习跳伞。先是地面练习，在双膝间夹上一根树枝，从一个台阶上向下面的沙坑反复练习蹲跳，而且树枝不能掉下来，然后再练习不脱钩跳伞，一直到最后可以脱钩跳伞。当我置身于数百米的高空中，悠然向下俯瞰，美丽的北京尽收眼底，年轻的心在祖国的蓝天上翱翔。。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8）
“*”开始后，父母被关进“牛棚”。班主任孙深委婉的通知我，记不大清他当时所说的理由了，反正是从此中止了我的跳伞资格。在此之前，我曾报名参军，也是报考空军，并一路过关斩将。身体方面没有任何问题，自然是和家庭有关，没能实现上天的愿望。否则，我的人生又将是另一番模样？
此外，六十五中培养出来的学生还有中科院院士白以龙、工程院院士马国馨、文学家刘心武、足球教练金志扬等。2005年，我曾荣幸地与这些杰出校友共同成为校友理事会理事。
那个年代，想考大学的初中生都会力争考取这样的优秀高中；而不准备上大学的，则会考取中等专业学校。大家目标明确，心态平和，理性选择，各取所需。不像现在这般，一人考学，全家紧张，千军万马拥挤在高考的独木桥上。
当“*”这场反文化的“革命”，把所有大学的校门关死后，也把全国千万青年的心关死了。尽管后来，我得以参加了“*”后第一届大学本科和第一届研究生考试，但直到30多岁才得到袁宝华校长颁发的人民大学新闻专业毕业证书。
“*”初期，社会乱作一团，满街抄家的抄家，随便给人剃阴阳头的剃阴阳头。昨日还是同桌的学友，今天却因出身不同而反目成仇；昨日还是人们熟知的领导和名人，今天皆成了阶下囚。大街上充斥着*队伍和革命口号，火车中塞满了各地串联的学生，报纸的头条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以及毛泽东和他的林副统帅身着军装，检阅浩浩荡荡红卫兵大军的巨幅照片。有时，一张报纸头版的全部版式，仅会被两条标语和一幅照片填满，堪称报业奇观。
16岁的我，环顾左右，茫然不知所措。
学校里停课闹革命，我就常常躲在同班同学文斯家中看书。他家在中央戏剧学院附近的一条叫板厂的胡同里，我只知其父是《九歌今译》作者文怀沙，当时还被关在监狱中，家里只有文斯的奶奶，我们都叫她婆婆。婆婆待我很好，不仅给我做饭吃，有时还叫我住在她家里。
文斯在“*”后去了日本，在一家大公司上班，1993年我到东京在电通公司研修，他曾到我住的热海庄酒店看望我。其弟文京一度还常常和我联系，探讨过如何提升其父的历史与文化价值，谁知文老“不用扬鞭自奋蹄”，不时会出现在电视屏幕和报章杂志上，且时发出惊人骇世之语。我则借着在采访“两会”期间，和这位年近百岁，却有着年轻人般心的政协委员共忆往事。
文家的后院有一间大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