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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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那代人当时的座右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尽管今天看来，会让人感到那么的“假、大、空”。
一 接受“走资派”再教育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人们的命运也开始出现转机。
两年后，我从北京第一机床厂调入“*”后在北京恢复出版的第一张报纸《财贸战线》。办完调动手续的当天，我兴冲冲地来到余致浚老师的家。
余致浚和我属忘年交，也曾是我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书的系主任。“*”中，他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下放到北京第一机床厂，是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同时来的，还有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创办人罗列和原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张隆栋。三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干不了什么力气活儿，就在工厂宣传科的一间小房子里帮着做些文字工作。
一机床位于长安街东端，今天的中国大饭店对面，是我国重要的机床制造基地，全国最大的铣床生产工厂。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都曾到这里视察过，“*”中，陈伯达把这里当作他的试点，八次来过一机床。
一机床有8000多员工，在北京被称作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曾涌现出许多知名人物，如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毛泽东之子毛岸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倪志福、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等，至于调到中央部委和地方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不计其数，还有大批人活跃在新闻界、文艺界和经济界。
我当时是北京一名高中学生，理应上山下乡，1969年却阴差阳错被分配到这里当了一名锻工，也就是打铁匠。因为工余时间编辑《机床文艺》，这本当时在北京机械行业有点小名气的杂志，就被派去与这三位“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相结合，糊里糊涂地代表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我本人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同时，还要去教育别人，实在有点滑稽，结果却事与愿违。结合的结果，使我这个顶着工人阶级帽子的小知识分子，有机会接受到了这些大知识分子的教诲，且受益终生。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2）
余致浚有着丰富而传奇的经历。1939年，他在江西赣州担任蒋经国的私人秘书，每天早上都会陪着身穿灰色上衣，腰扎皮带的蒋经国一起晨跑，而当时他的真正身份则是1935年入党的*地下党员。蒋经国那段时间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由他捉刀代笔，他则对蒋经国有着独特的观察和评价。
应我的请求，他曾对我讲起过那段往事。蒋经国那时从苏联回国不久，他打着两个旗号，一是在苏联住了13年，二是抗击日本侵略。他当时任赣州地区专员，中将军衔，并敢于公开为老百姓排解冤屈，在当地被称为“蒋阿哥”和“蒋青天”，周边的土豪劣绅也不敢奈何他。因此，揭发他是共产党的信件有几尺高，对此，蒋经国则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蒋经国在当地办了一所军官训练学校，让余致浚去当教官。学校里可以唱革命歌曲，张贴革命标语，书店里还可以出售进步书刊。当余致浚的真实身份暴露后，蒋经国明知真相，却仍出面保护他，说余致浚是自己熟悉的人。后余致浚被迫放弃工作，没有生活来源时，蒋经国仍让其以秘书身份领了好几个月的工资。
余老说，在江西期间，蒋经国未发表过*言论，并曾对他表示，自己很欣赏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但蒋经国对王明很反感，据说在苏联留学时，王明借故蒋经国表现不好，让他一连打扫了好几天的厕所。当我来到位于东城区余老家那排简朴的平房时，他正在门外走廊喂鸟，这在当时似乎是件与他身份相悖的爱好。今天想起，却极可能是他长期被压抑心情的一种调剂。笼子里的小鸟见有客人来，扑扇着翅膀吱吱地叫着。
当我把调到报社工作的消息告诉他后，他仍保持着平日的一脸严肃，思忖片刻，然后一板一眼地说：“你考虑好了吗？”我顿生困惑，心想，难道我去报社工作不好吗？余老说：“新闻工作是个旁观者的工作，你还年轻，今后还可以做许多事情。”
此前，余老和罗列、张隆栋正在鼓励我去参加“*”后的全国首次研究生考试。后来，我在报社工作好一段时间后，才逐渐体会到余老此话的含义：大概，一是他认为我是否真正喜欢并适应新闻工作，对这个行道是否了解；二是他可能认为干新闻毕竟只是个观察者和记录者，而非当事人和参与者。总之，他是希望我在有机会择业时要慎重考虑。
“*”中，全国有1000多万知识青年被赶到广阔天地，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我却身穿工作服，来到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这也因此使我与当时的多数同代人，开始了不尽相同的人生轨迹。
尽管我和工人师傅们朝夕相处，每天在千余度炉火和数吨重汽锤旁劳作，脸上的机油和身上的汗渍从不比别人少。我充满激情的诗作《你好啊，我的汽锤》《春满车间》等，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诗集收录，还被中央人民广播台播放。可是，下班后只愿打打球和看看书的我，怎么也学不会整夜玩牌和抽烟喝酒。尽管师傅们都认为我干活儿还不错，也在诚心诚意接受再教育，但总还是显得少了些许工人阶级的气概。而此时的我，却常常想起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我的大学》，想起他当时内心的挣扎和对现实的无奈。
现在好了，我被派去和罗列、余致浚、张隆栋三位“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相结合。我们整日在一间小办公室里过着“三体不可缺一”的生活，这是罗列为气体（烟）、固体（糖）和液体（茶）起的名字，他还是主要赞助者。罗列既抽烟又喝茶，余致浚和张隆栋基本只喝茶，而我只吃糖，各得其所，其乐融融。 。 想看书来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3）
我们当时的工作主要是为北京出版社撰写几本书稿。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叫樊亢，是我后来在《经济日报》工作时的总编辑安岗的夫人。记得我们主要写了《*通》《幼学故事琼林》《李贽文选选注》等几本书，江苏的《新华日报》还用整版选登了部分文章。后来，我们还以“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评论组”的名义，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勒斯坦战斗诗集》写序，并参与了人民出版社《鲁迅书信集》的注释工作，这项工作是和来自北京师范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合作进行的。
和三位前辈的工作程序大致是这样的，先是共同商议主题，搜集参阅资料，然后在他们的指导下，由我先拟初稿，再由他们修改定稿。张隆栋是研究国际传播学的，英语极棒，据说还当过1949年前美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英语翻译。同时，张老的古汉语也好，他还时常做些卡片，把一些历史典故抄写给我，以确保在文章中引经据典的正确。
工作到中午饭后，老先生们要稍事休息。罗列大腹便便，鼾声如雷。我们会眼见他随着有节奏的一起一伏进入梦乡，然后节奏逐渐加快，鼾声也迅速升高，一直到他自己被自己的呼噜声所惊醒；然后猛地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大家忍住笑，一声不吭。于是，罗老又开始了下一轮的循环往复。他后来对我说，在 “四清” 下乡时曾为此受到批判，说他搞特殊化，因为他怕打呼噜影响别人睡眠，经常要求住单间。
1973年，*第一次复出，为与“四人帮”掌控的舆论工具抗衡，准备办一本名为《思想战线》的杂志。罗列等此时已离开一机床，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筹办此事。
一天，罗列打电话把我叫去，交给我即将公开发表的两首毛泽东诗词，是1965年毛泽东写给邓颖超的，名字分别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他嘱我写一篇读后感，刊登在创刊号上。他还说，这两首诗词的词牌特点，是上半阕写实，下半阕务虚，虚实结合，借题发挥，也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
在交代写稿意图后，他递给我一大厚本印有《思想战线》字样的稿纸。那时，一篇文章的刊出颇费周章，需反复推敲打磨。作者似乎要用尽用足每个字眼儿的功能，读者也习惯于从字里行间嗅出些什么气息，人们被文字狱吓怕了。谁知，政治风云的变幻比写一篇稿子的时间还要快。反击右倾翻案风铺天盖地地刮了起来，*第二次被打倒，《思想战线》也胎死腹中，这大概是中国最短命的杂志了。至今，我仍保留着那本印有《思想战线》字样的稿纸。
“*”后，罗列去了汕头大学当副校长。离休后，他每年往返于北京和汕头之间，现已年近九旬，且患有高血压，但仍精神矍铄，思路敏捷，正在撰写他的*。2008年5月，我的好友、上海《文汇报》的记者徐晓蔚告诉我，他近日在沪见到了罗列，还对罗老说起了我。罗老说，我认识这个赵兹，他后来去《经济日报》了。徐晓蔚的父亲徐中尼和罗列同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四军战地记者。
张隆栋“*”后，回到了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做教授，每周几次蹬着自行车往返于学校和他在东四的家之间。这期间，我常去他家看望，他会和我边聊天边喝啤酒，他的夫人黄振培是国民党桂系重要人物黄绍竑之女，常常亲自下厨为我们做饭。有时，张老也会来我家小坐。一次，他患病住在北京第六医院，我去看探望时，不仅买了水果，还专门去涉外饭店买来几本外国报刊，因为我知道，他在病榻上仍要研究国际传媒。张老则送了我一本由他主编的《大众传播学总论》，这是中国首部探讨传播学的专着。。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4）
1993年7月5日，在他76岁生日时，曾赋诗一首：“人生易老七十六，新闻教学卅五年；传道授业怡然乐，胼胝耕耘苦亦甜”，题目叫做《七十六岁杂咏一首》。在同一页纸上，他还亲笔题写了：“果决人似忙心中常有余闲，因循人似闲心中常有余忙。录名贤名言以赠赵兹同志并以自励。”
至于余致浚，1949年后，他的传奇人生也就此打住，一直默默无闻地耕耘在教育战线。后从人民大学离休后，已于2006年5月一个深春的下午，以91岁高龄平静地走完他的一生。
二 我所认识的郭小川
郭小川是我中学时代就十分仰慕的诗人。他的《望星空》《雪和山谷》《将军三部曲》和《一个和八个》等都是我从别人那里借来，再一行一句地抄写，足足有两大本子，然后又借给另外一些人传抄。我后来也尝试着学着写些诗，郭小川是我心中的老师。
一机床副总工程师马敬仲，是位诗歌爱好者，我们俩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是国内铸造领域的专家，且有多本着述。我后来到报社后，曾以他为素材写过一篇报告文学《与黑砂打交道的人》。该文被北京作家协会评选为优秀报告文学，还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放过。至今，我还常会与他和原一机床党委书记姚万义、办公室主任沈群聚会聊天。
马敬仲恰好是郭小川的好朋友，“*”前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与郭小川相识。就这样，他时常把郭小川的各种信息告诉我，并在一个夏日的傍晚，把我带进了位于虎坊桥的郭小川家中，记得那里离北京友谊医院很近。郭小川被“四人帮”*，当时在河南下放劳动，难得回一次北京。那天去看郭小川的，还有北影四大名导演之一的崔嵬、新疆军区文工团作曲家田歌等。
凡与郭小川接触过的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真诚”两字。社会上人们大概只知道他是一位诗人或记者，其实，按世俗观点来说，郭小川可是位大干部，他资历很深，在南泥湾三五九旅时曾做过王震的秘书，“*”前是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书记处书记。
郭小川那天谈了很多对诗歌创作的看法。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讲到对环境的营造时说，要有能力，描绘出真切和有个性的环境。并举例说，如写非洲，就应该有沙漠和棕榈树。为增强艺术效果，就要通过创造鲜活的形象，吸引着读者跟你走，然后，你突然一转身，再把他们领向相反的方向，给他们制造一个惊奇。能否做到这样，你就不能仅用那些别人常用的陈词旧语，要有创新，要学会创造新鲜生动的词汇。今天想起，郭小川所讲不仅是指诗歌，还暗指当时蔓延在社会上千篇一律的假话、套话、空话和大话。
崔嵬那天话语不是很多，可我对他执导的《青春之歌》《小兵张嘎》及在《红旗谱》中饰演的朱老忠印象深刻，我们那代人是看着这些影片长大的。我至今还记得他那魁梧身材、浓眉大眼，以及不时发出的朗朗笑声。《草原之夜》是田歌20多岁时的成名之作，一直传唱至今，而人们一想到他的 《葡萄架下》，眼前就会出现梳着好多小辫儿的维族姑娘在跳舞。他和小川是创作伙伴，《边疆处处赛江南》就是他们联手的杰作。那天，他在谈到自己的新歌时，还边唱边舞动起来。
在当时郁闷的社会环境下，忽然置身在这么多良师益友中，我就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学生，从干涸的沙漠走进了伊甸园，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与愉悦。我把刚买到的郭沫若新作《李白与杜甫》，送给了郭小川。 。 想看书来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5）
那天聊到很晚，几次告辞都被小川挽留，他还颇带神秘的表示，要到书房去一下，有一首新诗要稍许修改，然后朗读给大家。他在《光明日报》工作的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