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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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通往遵义的途中，记得是湖南桂东县时，我们听到了中央停止串联的通知。长征队发生了分歧，有的想继续行军到遵义后再回昆明，有的想就地解散，乘车到上海一游。我想跟着去遵义，可另一个女生不愿再走了，我只好回丽江。
回想起这段经历，我从没有后悔过。上海北京可以常去，而这些走过的地方要想再去就没那么容易了。我很赞赏自己15岁时的决定，并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身上没带什么钱，一个女孩子跟着一帮半大小子，跋山涉水，徒步走了上千公里。我想，后来我为什么会那么执着坚定一根筋地非要参加一个什么“革命组织”，而忍受一个十多岁孩子本不该忍受的精神上的磨难，或许可以从上面的经历中找到答案。那段时间里，一种精神信念意志，感染渗透培植了起来。
当我风尘仆仆地回到家时，家里人惊喜万分。母亲说你总算回来了，你爸爸看到院里一起去北京的孩子都回来了，就你一个女孩子家出门两个月了没回来，外面乱纷纷的，就说这个姑娘怕是回不来了。我心想，怎么会呢？我爸参加红军时才13岁，还没我大呢，他爬雪山过草地，我不过在革命老区走走。现在什么年代了，又没有打仗，怎么回不来呢。
回到家的日子很无聊。虽然同学们都陆续回来了，可学校并没有复课。每天无所事事，偶尔到空荡荡的学校里转转，心里空落落的。一时间从大串联的激情澎湃中跌进了迷茫之中。
所有的图书馆都封闭了，找不到别的书看，只好每天背诵毛主席诗词。想到“*”前军分区大院的图书室里有好几架书，是放电影的叔叔管着，就到他那里去泡蘑菇，抱回家一摞摞的小说，成天看小说。《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平原游击队》……几乎所有中国经典革命战争小说都是那时候看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迷茫的岁月…“文革”十年那些日子（4）
有一天同学约会，说学校成立了许多革命组织，要造“当权派”的反，要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我听了很兴奋，总算有事可以做了。
然而不久我迷惑起来，街上贴出“油榨”父亲的大字报，他可是老革命。好在他是军队干部没什么事。接着，学校里的老师，一个个被揪出来，因为一些搞不太清楚的，杂七杂八的罪名：“右派分子”、“大毒草《玉龙第三国》的作者”、“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被批斗，被关禁。才听说某个老师在关禁时触电自杀了；又听说某某老师跳进了学校的水塘身亡；接着又听说某某老师割断了自己手腕上的动脉血管；而丽江一中的女党委书记则把自己挂在了窗户的顶杆上。一天刚进校门，听说高中部的体育老师从学校实验楼顶上，双手抱膝前滚翻式跳下楼来，头部着地身亡。路过实验楼时，我看见楼前台阶上那滩有些凝固了的鲜血，成串的问号往外冒：这些老师都是坏人？他们都干了什么坏事？为什么他们要自绝于世？不应该同情他们对吧？我迷惑不解，以一个十五六岁半大孩子的认知能力远远不能想清楚眼前发生的这些事情。
记得是一天傍晚，天快要黑下来了，高中部教学楼那边一阵骚乱，跑过去打听，说是学校敲钟的阿八叔写了反动标语，被囚禁在楼梯下的小屋里，他用敲了几十年钟的手拿起一块砖头敲在了自己的头上。鲜血溅了一地，两个担任守卫的初中女生吓得惊叫起来，几个高中男生好不容易才夺下阿八叔手中的砖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不会再听到学校上下课的钟声了。
那段时间里，学校的老师接二连三地走上绝路的，一共有七人之多。我真的非常疑惑，是谁把他们逼得非走这条路不可？
在我参加“革命组织”后不久，父亲找我谈话，说上面有文件，要求军队子女不要参加地方的派别组织，部队要支左，成立革命委员会。我却做出一个让我后悔无比的错误决定。我决定留在战斗队里和“保皇派”战友们一起，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不愿意回家当“逍遥派”。母亲带着弟妹们想把我拉回家去，母亲甚至用伞打了我一伞把，也没有把我拉回家。
这错误的决定，让我白白地耗费了宝贵的生命时光，为没有价值的争斗费尽心力。今天我翻看自己15岁至17岁时写下的日记，那些幼稚的、无知的、空洞的记叙反映了当时所谓政治的无聊荒唐。本是一个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最重要的生命阶段，就这样毫无意义地流失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为不幸的事。
人生中最关键处往往就那么一两步，走错了，你的人生轨迹就拐了方向。可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又能有谁，能够看清楚，脱离现实，给你指出一条正确的路呢？那时候，路怎么走，别无选择。后来，我常想，那时最好的选择是当“逍遥派”，起码可以看完军分区图书室里的那几架书。又常常想，那时要有个智者指点一下迷津，我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也好，可那时，谁又能是智者？人们怎么都像中了魔一样迷糊。
最让我痛心的是，这一错误决定，破坏了人生中最宝贵的亲情。在我决定不离开那个“革命组织”继续“战斗”下去的时候，我没想到会给父亲带来很大的麻烦。我的倔强和泛滥了的“革命”激情，在我和父亲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痛痕。致使后来的日子，让我和父亲再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然亲近。“*”将人与人的关系破坏得如此深重，难以修复。
迷茫的岁月…“文革”十年那些日子（5）
我所参加的组织被定为“保皇派”，而部队宣布支持的是夺权的“造反派”。我们是少数派，被压制被围攻被殴打，越是这样，越激起了我们的逆反。我们冲出重围徒步到大理十四军部上访。领导不接见我们，我们就在军部广场上绝食。后来不得不把我们安排在三塔寺食住，等待接见。一天，十四军副军长接见了我们，并指名见我，说军长梁中玉要单独接见我。我知道是想说服我劝说我离开，并预感到父亲可能正在军部开会。我说：“我毛主席都见过了，不想见他！”
回到丽江后，父亲放出话来，要我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并要我写检查书，否则就不要姓曾了。我听后干脆不回家了，住在学校里。是母亲悄悄给我点伙食费，时不时到同学家混顿饭吃。如果下乡演出，就在老乡家吃。现在已想不起来，自己是怎样度过那些日子的，好像没有为吃饭问题发过愁。从此以后，我和父亲的关系总有些生分。后来我在部队当兵时，父亲给我的信里说，“你不要了家人的亲情”。哪里是不要呢，自己还以为是在扞卫什么革命路线呢，泛滥的激情和幼稚无知混合在一起做的一些蠢事让人不堪回首。
丽江，在上世纪60年代，是个偏僻的小城，可在“*”中和全国一样发生过很多轰轰烈烈和凄惨沉痛的事情。后来我常想，幸而在“*”中我当的是“保皇派”，从没有做过一件违背良心的坏事。我清楚地知道，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做损害他人的事情，这是做人的道德底线。或许正是有这条底线，看不下“造反派”的过激行为，我才当了“保皇派”。多少年后，红卫兵被说成是打砸抢的暴徒时，我很坦然，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
如果还有一点值得说道的是，这段日子一起度过的同学，不少成了终身的朋友，这种同学的概念远不是在一个学校里一起读了数年书能解释的。那段经历成了他们生命中刻骨铭心的记忆。
时光蹉跎到1968年底，正当人们感到前景迷茫不知所终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我们被冠以“知识青年”的名义，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
苦涩的迷茫
上山下乡的通知下达后，学校行动很快，离校手续在很短的时间内办完，我们拿到初中毕业证书。由于学校停课已经两年多了，离校时没有留恋，学校里很快就空荡荡的了。
我被分配到七河公社。分配生产队时，因为我站错了队，当的是“保皇派”，被分配到公社最偏远的；不通公路，全靠马帮进出的深山区……前山大队石菁头生产队。
马帮驮着我们几个知青简单的行李，沿着山边的小路向山林深处走去。我们跟在马屁股后面，从坝子向山上爬了整整一天，来到云雾缭绕的小村。朝山下望去，坝子里的房子只有火柴盒那么大，各种几何形状的田地，像是不同颜色的拼板组装在一起。
那是1968年的冬天，要求我们必须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到达石菁头村，星星缀满了天空。村里没有电灯，陪同我们的老乡点起了火把。我和另一个女生分配到生产队长家，一进屋，就看见一个长方形的土台占了正屋的三分之一；土台中央偏外一点，是四四方方的火塘；火塘上支着三脚架； 锅就挂在梁上吊下来的铁钩上。台上靠墙的三面，是小板凳那么高三张窄窄的木板床，上面铺着毛毡，一家人围着火塘喝茶煮饭。火塘上没有烟囱，火烟升上房梁后从瓦片的缝隙里钻出去。照明用的松油柴咝咝作响。
迷茫的岁月…“文革”十年那些日子（6）
第二天一早，飘起了雪花。听说队里的富农昨天晚上上吊了，人还挂在房梁上。当时也不知哪来的胆量，和队长的女儿一起去看了现场。没想到上山的第一课是这样的开场。
这个山坳村庄有50多户人家。四面被松林环抱。村里的饮水是用挖空的木槽一节节从更高的山上引进村的，水质清澈冰冷。山高水寒，只能种玉米、燕麦、萝卜、蔓茎、土豆。土豆是这里的主要农作物。每年收获的土豆拿到坝子里换成大米，四斤土豆换一斤大米。蔓茎和萝卜切成片，晾干后串成串，坝子里赶集时，卖点钱买些绿色蔬菜来吃。莴笋叶子舍不得丢，也吃了。记得第一次下山卖菜，实在难为情，借故溜到一边，是让老乡帮着卖的。
生产队召开大会是在村中央的粮场里，燃上几堆篝火。晚饭后，村民们打着火把，点点火光在夜色里从各家汇到篝火旁。队长在火堆边布置生产，总结工作，讨论分配。
刚上山，我一句纳西话都听不懂。慢慢地，从似懂非懂到听懂一些日常用语。大约半年后，可以用纳西话结结巴巴地和老乡聊天。回城时和母亲一起去买菜，用纳西话讨价还价，城里的纳西人一听就知道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上山第一年，是国家供应粮油。虽说环境艰苦一些，也还过得去。第二年靠自己挣的工分分粮，就不够吃了，有时候中午煮一锅土豆，沾点盐喝点水就是一顿饭。有时晚上收工回来，拿点玉米粒到老乡家用手磨，磨成粉才能起火做饭。当时我最大的愿望是，下了工能够端着碗有顿现成饭吃。吃过饭，还要煮猪食。我们两个知青养了一头小猪，因为粮食少，又不会调养，猪长得很瘦。
这里民风淳朴，大部分老人一辈子都没有进过城，不要说汽车，连马车都没有坐过。村里有座小学，年轻人上过中学的很少。队长的女儿问我：“阿嬢；为什么树看见汽车要往后跑？”
上山两年里，最苦恼的是看不到前途在哪里。一百遍地问过自己，真的要一辈子扎根在这贫寒的山区吗？要我们接受再教育，可农村落后的现实，让我感到困惑。看不到报刊，听不到广播，没有书看，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点可怜的知识快要还给老师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村小学唯一的那位年过半百的老师家里玩，在他家的阁楼上，发现了一堆积满灰尘的书，惊喜万分。翻了半天，除了皇历闲杂书外，有一套《列宁选集》被我选中，拿回住处，点着生产队脱离机用过的废柴油做的油灯，读着那些艰涩的文字，似懂非懂的内容。油灯里冒出的黑烟，熏得鼻孔里尽是黑灰。但在油灯下看书的那一刻，是我每一天里感到最充实最快乐的时刻。无书可读时，就读墙上贴着的发了黄的旧报纸。我们睡觉的屋子墙上贴满了旧报纸。
那时最快乐的时光，还有其他村的同学来访和读着一封封山外的来信。有一天听说大学招考的事，心想自己这点初中二年级的知识能有资格报考吗？接着又听说张铁生造了考试的反，不用考试也能上大学。忽然想到，如果一直读书的话，自己应该已上高中二三年级了。岁月蹉跎，心中的迷茫苦涩难以言表。这种迷茫无望的感受对一个年轻人心灵的折磨远远大于环境的艰苦，生活的贫寒，劳动的苦累。
前山大队在高山丛林中一路排开有五个生产队，靠那条马帮小路串连起来。人们认识到交通的重要性，组织各队出工出力，欲修一条通向坝区的车路。我积极报名参加了修路队，每天用简单的工具挖山不止。到我离开前山时，这条路还没有修好。
迷茫的岁月…“文革”十年那些日子（7）
回想起两年的知青生活，除了痛惜时光的流逝，精神的苦闷外，并无更多的伤痛，比起在农村十多年才回城，甚至永远留在农村的同学来说，我算是幸运的。我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是公社打电话给大队，让大队通知我的），让我准备下山，到部队当兵。这在当时，是唯一一条可以离开农村的理由。虽然从内心来说，我并不觉得自己非常想当一名军人，可除此之外，又有哪条路可以走呢？那时我们没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权力，这一次我是沾了父亲是军人的光了。我是一起下乡的知青里第一个离开农村的。我没有向别的同学告别，悄悄走的。
还是接我们上山的马帮，驮着我那一点点行李，沿着来时的山路，将我送出了深山。下到坝子里的那一刻，我回头望着伸向白云深处的小路，寻找隐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