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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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知青最讨厌、最痛恨的就是老鼠。只要一看到，必然打杀。我们也想过不少办法，什么夹子捕捉，用毒药毒死等。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公社卫生院找了些老鼠药，睡前放在食物里，第二天清早一看，我的天那！满屋子全成了老鼠的尸场，大大小小一下子就毒死了27只！那场面令人毛骨悚然。。　最好的txt下载网

难以忘却的记忆（8）
但是，直到我们离开农村，鼠害成灾的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1977年我回队上时，当地农民说：“真是怪啦，以前老鼠是有但不至于这么多呀。自从毛主席去世以后，这老鼠果然成精了。”其实，根本问题不在这里，而是生态环境严重恶化，老鼠的天敌如猫、鹰、蛇等数量减少所致。
　　第三怕是蚊蝇。那时农村普遍使用旱厕，没有条件修水厕。所以，不仅奇臭无比，而且为苍蝇蚊子的滋生提供了基础。对付苍蝇，主要用蝇拍打，对付蚊子，只能用蚊帐。但是，山里树叶多、水草多、粪便多，苍蝇蚊子防不胜防。
　　有时候，我们在一起谈起此事。李堂祥同学曾风趣地讲：“那些科学家太无用了，为什么不好好研究研究苍蝇的免疫系统，如果人能具有苍蝇免疫系统的一半，也用不着感冒、发烧生病了。”马奔同学更风趣地说过：“我捉住了一只蚊子，好像还是双眼皮呢！”“这家伙的腿真长，差不多有一公分长！”另外的同学就会接着说：“你快成蚊子专家了！”马奔则说：“我如果是科学家，首先发明一种灭蚊灵。”从人类的历史看，几百万年以来，人类能上天入地，冲出地球，飞向月球，但至今对于苍蝇、蚊子，无能为力，说明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依然十分有限呀！
　　其实，上述的知青有“三怕”，并非只有知识青年才怕，而是知青由卫生条件好的城市到卫生条件差的农村，有一个较大的落差。所以，才对跳蚤、虱子、老鼠、苍蝇、蚊子如此印象深刻，如此痛恨无比。而广大农民长期习惯了那种落后的卫生环境与条件，习以为常，自然也就见怪不怪了。如果说城乡存在巨大差别，那么，卫生状况和卫生习惯的差距便首屈一指。这也是插队落户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而又难忘的痛苦回忆之一。
　　五　　知青有三大爱好：交友、读书、善理想
　　在40多年前物质生活条件十分艰难的时代，支撑知识青年在农村顽强生活下来的，离不开三大爱好，这就广交友、爱读书、善理想。
　　知青的第一个爱好是喜欢交友。“*”之初的1968年，毛泽东主席发动“*”，称红卫兵是“革命小将”。　1968年，要求学生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称为“知识青年”。所以，下乡学生，不分“*”中的观点分歧，不分哪个学校，哪个年级，都是一家人，都是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命运，使知识青年彼此相近相亲，成为朋友。所以，这个学校的学生认识那个学校的学生是很正常的。上山下乡的知青小组组成中就有不同学校、不同年级的男生与女生。到农村之后，各知青小组之间，更是互相访问、互相串门，彼此往来。而且，走到哪里连吃带住，全部免费，颇有点共产主义的味道。
　　例如，胡家湾、谷家庄知青小组的同学们来公社办事，多在我们小组吃饭，我们知青小组也曾在下雨无法下地干活时，前往胡家湾、谷家庄串门。那时山路远，又无车可乘，都是靠两条腿走路的。好在年轻，不怕累。我们往往把这种知青间的互访称为特殊的“休假”。
　　知青的第二个爱好就是喜欢读书。常言道，只有失去的东西方感到可贵。此话不假，原来在学校时，整天有书读没有感觉，真正到失去读书机会后，才更向往读书。尽管，同学们各自下乡时，每人几乎都带有一些自己喜欢阅读的书籍，但数量太少。到农村繁重的农活之余，更是迫切希望有书读、有报看。然而，在40年前的山区，这是根本办不到的。公社干部看到的报纸一般是两天以前的；县上有部电话，仍然是那种手摇交换机。住在山沟里三天之后，就有与世隔绝之感，更渴望了解山外城市的信息。　txt小说上传分享

难以忘却的记忆（9）
记得有这样一件事，距离我们公社30公里外，更深的深山瓦房坝公社有一位同学，是陕师大附属一中的孙长生，外号二毛。他不知从何处听说胡家湾一位同学有一本小说《战争与和平》的消息。于是，他从早上出发走了60多里山路，来到胡家湾已是下午5点多钟，说明来意，就是为了阅读这本小说。胡家湾的同学热情地留下他吃饭、住宿。他用三天时间看完这部小说才告辞而去。
　　由于书少、书缺，常常是一本书小组里的同学轮流读。读完后，一般不外借，只能用书换书读，这成为那时的不成文规定。阅读的有外国小说、医学书籍、革命歌曲，其他的书籍则很少很少。
　　为了解决无书可读的难题，我们就利用每次回城休假的宝贵时间，上西安市古旧书店去找可读之书。因为，我们没有多少钱，只能用较少的钱买旧书来读，而且多是实用技术方面的书。在农村最缺少书籍的时候，我们真正理解了高尔基所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的含义。我们也真正感觉到，离开书籍的日子，就像婴儿离开了母乳，成人失去了营养一样，灵魂感到了饥渴。
　　知青的第三个爱好就是善于理想。
　　知识青年到农村落户，是那个特殊时代的无奈之举。支撑知识青年们度过艰难岁月的精神支柱，就是对未来的希望，就是每个人心中的理想。
　　知识青年们对农村艰苦、清贫的物质生活是咬着牙关度过的。但知识青年们的精神生活始终斗志昂扬。表现之一是无论在繁重的劳动之余，还是在上工下工的路上，知识青年们总是用革命歌曲抒发自己心中的激情，既丰富了自己的文化生活，又陶冶了自己的性情。所以，那时差不多每个知青小组都少不了《革命歌曲大家唱》《中外民歌200首》《长征组歌》《毛主席语录歌》等歌本，而且每个知识青年都不止会唱几首而是会唱多首。因此，知识青年小组每晚的重要生活之一就是革命歌曲大联唱。常常是一个人唱上句，另外有人接下句，一首歌曲唱完，另一首歌曲连上。唱歌，既抒发压抑的感情，又愉悦了业余生活。
　　我们小组年龄最小的马奔同学，下乡时带有一只七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住下后，他就安装了屋内接收天线。每天晚上，躺在床上，他就打开收音机。尽管深山中信号不好，白天收不到，但在九时以后夜深人静时，还是能够收到不少电台，其中包括*。可以说，在那个时代，这部半导体，使我们了解了不少大山外面的变化与信息。七波段半导体，成为我们的顺风耳，成为把与世隔绝的我们与山外世界联系的桥梁，也成为党中央同我们的心灵沟通的热线。
　　那时，知识青年盼望早日被招工，都认为当工人是无上光荣的事。广播上不断讲，工人阶级最革命、最先进、最有前途，与先进的生产力相联系，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要占领上层建筑。但是，每个知识青年，却各自拥有自己的理想。例如，家在国防厂的刘东一心想进国防厂，而父亲在西北电管局当工程师的马奔则想继续上大学，将来当个高级工程师。王晓军的父亲是西安电机厂的工人，他一心想进国防厂。而我的母亲曾是教师，我一心想上大学，当教师。家在河南农村的李堂祥，一心想进厂。工厂子弟李世玲及她的妹妹李世芬的理想并不相同，妹妹想当工人，而姐姐一心想上大学，当科学家。
　　理想是灯塔，理想是旗帜，理想是精神支柱。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提起1965年11月至1966年2月西安市教育局开展的一次活动。那是当时在纪念红军长征30周年时，中学生排练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时，各校中学生都动员起来，唱革命歌曲，学长征历史，做革命后代。我当时参加了这一活动，排演的是《飞夺泸定桥》和《情深谊长》两幕。头戴八角帽，身穿红军装，脚蹬草鞋，俨然一个现代的红军战士。两个月的排练，本身就是一次生动的长征精神教育。最后，春节前后在西安大厦礼堂排演了三场，效果很好。正是那次生动活泼的思想教育方式，在我们心中确立了吃苦耐劳、在艰苦中更要有崇高理想的思想。因为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的歌词就是：“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总之，就是依靠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才使知识青年能够度过那段不寻常岁月。理想属于精神，崇高的理想可以支撑先烈们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排万难，这也许就是毛泽东主席说的精神可以变物质吧。相反，在解决温饱、达到小康生活的今天，许多人的物质生活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却有不少人寻短见，信邪教，甚至遁入空门。这些现象的出现，不正说明一些人的精神生活太空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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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五次与周恩来总理近距离接触（1）
我曾五次与周恩来总理近距离接触
　　咏　　　慷
　　作者简介：咏慷，本名陈永康，祖籍广东东莞，1947年生于河北唐县。国家一级作家。曾就学于八一小学、北京四中、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空军学院政治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1965年上高中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初入伍；历任电台台长、指导员、教导员、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干事等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1966年起在全国性报刊发表作品，有诗词分别在三次北京诗词大赛中获金、银、铜奖，长篇报告文学《抗SARS风暴》获国家图书奖，参与创作的报告文学集《自强之歌》获*“五个一”工程奖，长篇报告文学《发兵治水》获中国报告文学大奖，另有多部作品在全国、全军获奖。
　　就在5月25日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的那次谈话后不久，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访问，周总理举行的欢迎招待会请中学红代会参加一名代表。这使我有机会又一次见到周总理。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军乐队高奏着中赞两国的各种乐曲。
　　当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同卡翁达总统到各桌祝酒，来到我们那一桌时，笑着同我碰杯：“哦，那个问题，我还没有答复你呢！我不会忘记的。”
　　周总理能在各方面都享有崇高的威望，这说明他人品极好，令人无懈可击，不得不深深折服。我常常感叹，历史上能做到这点的，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正像恩格斯《在*墓前的讲话》中说的那样：“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仿佛舒缓的小河注入宁静的湖泊，既展不开秀美的涟漪，又扬不起腾跃的水波……然而也有一些往事，虽然时过多年，却还依然历历在目，浪花四射，激扬飞溅，好似一条奔腾澎湃的江河。
　　我不禁回想起40多年前与周总理多次交往的难忘往事来了。
　　1966年，第一次同周恩来、陶铸等握手
　　1966年12月15日，我正在教室里和几位同学谈外出“大串联”的见闻，学校传达室的工友突然跑到楼下，大声喊：“陈永康，你的电话！”
　　我迅速跑到大门口。
　　“你是陈永康同志吗？”话筒里传来一个陌生人客气的声音，“我是二十五中的李冬民。”
　　“哦，李冬民！”我早就知道李冬民其人。虽然未曾谋面，但早听说他在“*”初期，也曾遭受过极左路线的*，与我有着类似的经历。同时我也听说李冬民近来相当活跃，发起组织了一个全市性的中学红卫兵机构，名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
　　“永康，我早就想去见你，一直未能如愿。”李冬民在电话中继续对我说，“是这样的：明天，我们首都兵团要发起召开一个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地点在工人体育馆，我国的3号、4号，以及‘中央*’都要参加。”
　　我猜想李冬民打的也是公用电话，因此讲话同样力求简略。但我一听就明白了，他说的“３号”，是指长期以来在党内一直排在第三位的周恩来总理；“4号”，则是指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毛泽东主席迅速提升，排到第四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同志。。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曾五次与周恩来总理近距离接触（2）
“永康，”李冬民接着说，“我们都知道，在‘*’中，你和你们师大附中的广大师生员工，都曾经遭受过资反路线的残酷*，因此请你们学校的代表在大会上作一个发言。同时，作为这次大会的执行主席，我还要邀请你参加大会主席团。”
　　说老实话，对“红卫兵”这三个字，我长期以来并不怎么“感冒”。因为“*”开始以来，在师大附中私设“劳改队”，残酷打人、摧残人，*、打击广大干部和师生员工的，就是“红卫兵”那帮人。
　　在电话中，我把我的看法也坦率地向李冬民谈了。
　　“老兄差矣。”李冬民笑道，“‘红卫兵’这个词应当说是不错的，而且我们都应当是‘红卫兵’。严格地讲，真正的‘红卫兵’应当是我们，而不是你说的那些人。”
　　放下电话，我当即把李冬民所讲的事情向熟识的师生员工们说了。大家都认为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就是要让我们师大附中的情况，尽快地请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知道！”
　　至于让谁发言呢？我看到在场的李延平，便当即征询意见：“李延平，我看就你吧！你声音不错。”其实我心里想得更多的是：李延平“根正苗红”，父亲又是位老红军，现实表现也不错，到周总理等中央首长面前发言，“对立面”就是想从“鸡蛋里挑骨头”也挑不出来。
　　16日下午，我们早早就骑自行车赶到位于北京东郊的工人体育馆。
　　建于1959年“大